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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家长引导
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注入冒风险品质的典型是理查德·布兰森的母亲。布兰森是英国企业界天才，他建立了弗琴唱机和弗琴飞机公司，是英国第三大集团。在他上幼小时，母亲决定培养他自我依赖的技巧和应付风险的能力，她把他扔在离家5英里的田地里，让他没法自己回家。她说这种风险导向型训练经历有助于“发展他高度成功性的创业举止”。布兰森的母亲深诸心理学自我形象的实践之道，她的儿子赢得了许多热汽球赛，成为风险躲避社会中完美的企业家。这位高中退学生，否定了他所尝试的每个商业冒险计划中的条规，在40岁之前成为亿万富翁，他的成功无疑在于孩提时代造就的风险取向品格。
许多不成功者常常具有高于理查德·布兰森和书中这些成就女性的才能，这些风险躲避者通常有完成反面自我形象的内在需求，或者崇尚一种无风险生活方式，他们对失败的本能性恐惧使他们害怕探索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未知领域。风险躲避者害怕失败，而成功的创业者往往由恐惧不成功所驱动。比尔·盖兹37岁成为美国首富，承认害怕驱动着他的日常表现。奥普拉·温弗雷反复承认她尤其恐惧失败，正是这种恐惧推动她取得成就。这种内在对失败的恐惧具有讽刺性的同时成为创造天才和无创造者的驱动力——前者是积极的动力，而后者是消极的。创造性人才为如何获胜而焦虑，而无创造者为如何不失败而担心；大多数世界级运动员都直觉地感到这条公理。
女领袖和革新者对自己进行生存性训练，她们直觉地明白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成功。她们早就明白风险取向是冒风险的准备，而不依存于冒风险的天性；不把它当作风险的话，这纯粹是一场赌博。玛丽·凯·阿什讲起她的历险，“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妇女的冒风险倾向归纳于表8。
表8 幻想女性冒风险倾向
幻想家 风险倾向
玛丽·凯·阿什 “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玛丽亚·卡拉斯 在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的硝烟飞奔，战后驶入纽约港从事崭新的生涯。冒着牺牲事业、丈夫及其一切的风险与阿里斯蕾德·奥纳西斯真心相爱。
丽莎·克莱伯恩 在47岁时倾其毕生积蓄的5万美元投资“e line”没有丽莎·克莱伯恩入股，公司将无以为继。
简·芳达 顶住对手及敌人对自己信仰的冲击，进行无所畏惧的竞争。她起诉联邦调查局、尼克松总统、美国国会和政府，获胜而赢得280万美元。
艾斯蒂·劳达 “风险取向是帝国大厦的基石”，她以旋风般的步伐不断周旋、穿行于竞争对手之中，创立自己的东西。
麦当娜 卡米尔·本鲍因说：“麦当娜总是生活在边缘地带，从不害怕任何东西”，有刻意违背所有的传统性穿着、表演和道剧方法。
哥达·梅 她从不惧怕失败：“凭良心说，我从未曾因为想到失败而改变处事方式”。她怀揣手榴弹，深夜穿行沙漠，去见她的致敌阿布杜拉皇帝。
艾恩·兰达 持6个月的签证从俄国来到美国以实现长期居住，为免遭驱逐而结婚。此后，她冒着风险，反对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左派思潮。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在一项项亭业中冒着尊严和生命的风险，参加了许多转成暴力行为的军事游行。她会前往哈莱姆的大街上收集素材。
玛格丽特·撒切尔 “无畏而不妥协精神”，这是许多传记家的评论，铁女人坚韧不拔，常常乐意冒险获取有利于其政府的结果。
莉莲·弗农 “准备着去冒风险……我依靠我的‘黄金内脏’去抓住机遇”。
琳达·沃切纳 贪婪的滑雪者和竞争精神，她将所有赌注（1000万美元）押在对沃纳考公司敌视性接收
奥普拉·温弗雷 始终愿意为正确冒一切风险。她是个脆弱的女人，常常显露灵魂以让别人也如此。她的餐厅取名为“怪癖”，以此可对她的风险取向性略窥一斑。
最大的风险是不冒险
精神病专家和作家戴维德·维斯考特在《风险》一书中说到：在十字路口车祸中最易丧身的不是那些冲过去的人。而是犹豫不决的人，照此说法，冒风险是由于害怕、毫无准备而危险，不具备或没有一定的风险准备比具有它更危险。泰德·特纳常说，对他来说，较大的风险是不去购买MGM，而不是购买它，如果他没买断MGM，他将没有充实巨大有线网络广播时间的片子。然而，行家却说他疯了，而5年之后又说他是天才。他说：“不，我不是，我只是选择了风险较少的事情”。
在多数情况下，冒风险是令人振奋激昂的经历。在游乐场，最刺激的是旋转滑翔，看似惊险然而却不，能给坐着感到不舒服的人带来恐惧和惊颤。自信建立在冒风险和克服内心对未知的害怕之中、当年者时，我们感到后悔的不是沿途所日的风险，而是那些我们没胆量去冒的风险。书中所讲的都是人们所曾冒过的较大的风险。没有人为所冒的风险后悔，而只为那些没胆魄去冒的风险而后悔。
这些女幻想家早年就学会风险和失败，她们早年培养归纳于树立强烈的自我形象，造就她们成为创造革新人才。她们习惯于将风险当作实现梦想的“机会”，每当她们征服后在沿途树起一块丰碑，她们便因取得经验而变得更坚强，更充满信心地接受下一次风险的挑战。他们越趋自信、更定势地把新风险看作比先前更少危险性，她们树立越来越强的冒风险品格，对危险环境更能处置泰然。其结果是照公众和同行看来的离奇越轨行为，对她们来说这只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道路。
站在高墙上面对5000名观众，对害怕摔下或出丑的人来说是个冒险。而对具有绝对自信和信心的人而言，这种经历并非冒险，而是挑战。这并不是有意混淆冒险与焦虑，焦虑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益的，但它与冒险无关，担心接下来的进展和工作做好当然不错，这有利于对冒险决定的担扰。在许多商业冒险投资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例子层出不穷。这十三位女性有较高的冒风险倾向，使她们有别于那些与冒风险无缘的妇女。
女性对凤险的恐惧
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女性千百万年来一直被培养成躲避风险，她们被保护、定势和鼓励成尊崇安全、逃避机会。石器时代女性生养孩子，退缩于洞穴（家）中保护后代，这种遗传植入脑海，使她们被教养成寻求安全者，保护家庭免遭外人闯入或破坏，除了洞穴和家庭的安全，妇女们不愿冒更大的风险。相反地，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男性演化成冒风险者，走出安全的家庭到陌生的荒野寻找食物，这种遗传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冒风险认识。男性传统地习惯于探索新领域、满足于冒较大风险；女性则更满足于维持和保护家庭免受外在风险。由于遗传女性一般在风险躲避方面远比男性严重。
女性一般不孤注一掷，因为这有关家庭安全。相反地，男性能更轻松自如地处置不确定，一般比女性更容易选择更冒险的途径；女性对个人及孩子安全方面的需要远远超过男性。我们这十三位妇女没有如此浸染于安全感，事实上她们比一般女性更倾向于冒风险、探索、生活在边缘地带，看来她们对风险和矛盾的忍耐力也远远超过大部分男性。她们宽容惯爱的家庭，教育她们自由探索，毫不畏惧地去冒险，这种早期地培植使她们定势为更满足于风险取向型环境。研究显示咱山”地探索和试错境况下的失败塑造培养了具有辉煌革新的有胆之士。艾里森·斯坦列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一书中进行过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地的少年与西欧、中东环境下孩子的比较研究，发现犹太区孩子有智能发展优势，这是由于早年环境允许他们自由探索，她说：“自由探索环境，发展我们身体技能与智能发展相关联”，这种早年自由地探索和尝试失败，看来是培养创造性冒风险者的关键。
女性直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过程中，更依赖于直觉性。哥达·梅直觉到约姆基普战役，但她的预言不为男同僚理会，他们自以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成千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拯救。凯瑟琳女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来临上具有同样的直觉洞察力，在1788年时曾说到：
这位凯撒何时会来？噢！他会来的，肯定会来的，如果革命获胜……
如果法国得救，它会比任何时候都强壮……它所需要的是一个非凡的人，
比当代任何人都伟大，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他是否已经诞生？……
他何时来临？一切取决于此。（特洛伊特，1980）
多么敏锐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绘的这位超人已经于1769年诞生于科西嘉；她的预言在几年后就变成现实。法国革命在她伟大洞悉后的一年便发生。拿破仑，这位历史上有争议的伟大军事领袖，于1799年成为法兰西统帅。他以对欧洲大多数领土的征服，证实了她的预言，只是没能在这位俄罗斯女皇的领土上逞强。
艺术家和音乐大师常与直觉过程相关联，企业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娱乐家则不如此。然而任何这些领域独特新概念的思维过程没有多少差别，过程包括具备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制于约定俗成。在真理探索过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张地图重要得多，因为地图是别人感知的现实，它只标明别人所到达过的地方；要踏入无人问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图，走你自己的路。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图，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
女性直觉事例层出不穷。妇女比男人更倾向右脑驱动，更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西方社会通常对妇女的感情奔放较为宽容，因而与男人不同，妇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认可和自由去经历自我感觉，从而驱动右脑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奥泰里亚大学的多林·基默勒发现女性更明显地通过两侧大脑来表达语言，而男性只用左脑。这再度证实大多数冷静男士知道的事实：妇女更借助于直觉。
创造是个质量型而不是数量型的过程，因而直觉（右脑）的妇女比男士们更具资格，这也是她们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因。已有规则通常是以数量型演算而成的数字操作，这种高度预定化的环境导致自我稳定，但它同样成为一种生存本能去约定俗成或服从“过去的好网络”，因为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标准态。这对于世界静态组织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是依赖于稳定性和数量可靠性；然而，数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于世界上创造和创新活动的成功；动态社会和创新成就需要立足于直觉的质量方法。因而，妇女以其直觉优势，高度的风险和矛盾承受力，是领导动态组织的最合适人选；如若容许，她们会成为创造和创新组织的杰出领导者。
右脑思维
罗伯特·E．奥斯坦因的《知觉心理学》观察到，学校培养学生左脑思维传统，有背于创造活动，他发现学生强调分析能力培养，忽视非语言培养，其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艺术家、舞蹈家、神秘主义者学会运用智力的非语言部分”，因而成为创造人才。弗利吉夫·凯普拉在《转折点》（1982）发现，由于遵从陈旧的哥白尼／牛顿式的将人作为机械性个体，我们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凯普拉准确地将世界描绘为质量型的，而非雷卡尔所说的数量型的。名牌大学培养的MBA学生，将现存的商业模式化，以了解在动态环境中变幻莫测的经营，这对静态组织管理还有用，但对培养学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创业是绝对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过研究现有的来了解崭新的，这种方法论是过时的笛卡尔理论的化身，那是脱离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陈旧方法。伟大的革新者和创造天才不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