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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塞姆·沃顿一样，玛丽·凯·阿什的律师也告诉她：“立即清偿你的资产，拿回所能得到的所有现金。如果你不这么做，将会分文不名”；她的会计师，在她开店前30天，丈夫突然死于心脏病的时候告诉她肯定会失败，阿什不理会这些悲观者，她继续行进，创立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具有讽刺性的是，艾斯蒂·劳达在15年前也受到律师和会计师相类似的警告，他们叫她不要到竞争激烈的化妆品行业去，那样几乎毫无成功希望。她置之不理，创建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
哥达·梅到达了大多数男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她连夜穿过沙漠，去和她的至敌阿布杜拉国王见面，在以色列国建立前，争取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她怀揣手榴弹来保护自己的国民，争取以色列国家的保存。她度过了多年生存水平线上的苦行憎生活，她毫无怨言地几乎在躺椅上度过了三十多年时光，大多数妇女可能从没想象过多年来只以两件棉衬衫度过光阴，她却只有这两件替换衣服。对这位激昂旺盛的女性来说这，这些物质条件并不重要，更不用提化妆了。她打破了所有女人特性规则，但却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年满50岁时还被看作是最迷人、令人愉悦的女人。
反对偶像崇拜的女性
许多妇女幻想家被看作是叛逆者，因为她们否认习欲。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莉莲·弗农、麦当娜、艾恩·兰达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极其倔强的女幻想家，她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信，能让她们面对传统的挑战而不丧失自我；她们的怪僻源于同行和对手的强烈反对和敌视，她们那不撞南墙心不死的决心使她们富有趣味而与众不同。看看移民艾恩·兰达（又名艾丽莎·罗森伯姆），将她的姓取连合活字，头一个字母与她的“大块”的好莱坞电影赠品相嫁接，以不致于被驱逐出境，然后力图保存她的名，兰达。再想想玛丽亚·卡拉斯告诉她罗马天主教徒的丈夫贝蒂斯塔取消与教皇的见面“今天上午我不想去见教皇，天在下雨，在灰暗的天气穿着黑衣眼让人不舒眼。我们换个时间去吧。”贝蒂斯塔发疯般地解释没有人会因为下雨而不去朝见教皇，但无济于事，卡拉斯固执己见。教皇——伟大歌剧迷——答应了她改日接见，当时反复无常的异已者卡拉斯与教皇就歌剧的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斯坦内姆告诉女性听众，“在接下去的24小时，根据简单的法律原则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海努埃·珍妮听从此言持续5年，她说“我是个激进派”，在1969年和1972年，她坐在北越南的榴弹炮上，通过向军人的实况转播，恳请他们停止战斗。这种出格的行为举止并非毫无代价，大多数妇女会在这些女性每天所受的精神折磨中垮掉。凯瑟琳大帝是历史上偶像崇拜最激烈的反对者，她颠倒社会现有的男女性别观念，像男人般骑上雄马，跟着个让她愉悦的男侍从。特蕾莎嬷嬷显得同样离经叛道，罗马教皇在去印度时赠给她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车作为交通工具，大多数妇女会出于政治礼节，至少在仪式上使用它，但不趋同的特蕾莎嬷嬷却不顾繁文缛节，将它卖掉后把钱分给了穷人。玛格丽特·米德甚至走得更远，将自己和丈夫乔治·贝特森都称为是“离经叛道之徒”。
许多这些标新立异者都被她们的敌手冠以不雅观的称号。撒切尔的绰号是“铁女人”，这也确实是她好用的方式写照；卡拉斯被称为是“恶魔女主角”，甚至特蕾莎嬷嬷也被杰曼·格里尔称作“宗教帝国主义分子”。麦当娜成为“都市妓女”和“物质女孩”的同义词，她高兴地将此作为获得20世纪最神秘，最具性渗透力女性形象的美称，她说：“我将丧失贞操作为职业生涯的动力，”由此可见她的叛逆天性。当1993年底，她将波多黎各国旗从她两条大腿夹缝间穿过时，激怒了两万波多黎各人，这种举动只有麦当娜做得出。兰达被坎特、斯金纳、索利文和塞特拉责骂性地冠以“认识论的良心”；沃切纳因为生意场上冷酷无情而被冠以“冰与火”和“斧头女人”，她的经商哲学观是：“我的方法至高无上”使其臭名远扬。温弗雷因为她对观众的施情与同情而以“美国精神病医生”闻名，阿什被她崇拜的推销员赋予“王中女王”的称号。这些形象无不缠绕印刻在这些女性的个性行为之中，她们常常无愧于这一荣誉（我们所有人都常有这种内在倾向）。
所有这十三位女异端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叛着陈规陋习。艾恩·兰达反叛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言语表述，那样充满敌对，她学会面对现实生活的艰辛，但决心在长大后改变它并埋葬它；在队伍的发展中，她从不让“现实”生活的艰难来干涉她的主观想法，她在自传中将自己总结为“负有使命的女性”。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都以不妥协的个性闻名，她们从不对自己的看法闪烁其词，装腔作势。莉莲·弗农，丽莎·克莱伯恩和玛丽·凯·阿什在她们迈向顶峰的争斗中也远非柔顺谦恭，因其强劲而优雅的风格达到目标而深受崇拜。所有独立的精神个体都毫不畏惧地以内在鼓声行进，不受外在乐队的干扰。
专家：自我沉湎之徒
1906年1月的《科学美国》否认莱特兄弟的飞行，而称之为一场骗局；J·P·摩根，当时的金融天才写信给贝尔说他的电话发明“毫无商业用途”；威廉姆·里尔将军，一位爆破专家，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1个月的1945年6月说道：“曼哈顿计划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愚蠢的行为，我以爆破专家的身份保证原子弹绝不会爆炸。”专家是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之徒，他们忙于保住自己的权威，因而根本无法发现新生事物；他们的自我是赌本，因而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它。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营建帝国大厦时与一位专家针锋相对，对他作出了最简练精确的描述：“他是了解一个主张不起作用的所有原因的人”。马克·谢伯德，70年代得克萨斯机械公司的总裁，当被问及何以成为工业界巨头时，他巧妙地答道：“那些公司了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懂，我们很愚蠢”。
玛丽琳·弗格森，《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作者说：“我们对于趋同的恐惧，部分地源于对自己的害怕，自己决定正确性怀疑的害怕”。趋同不是书中这些妇女的品质，这些女性比男同伴们更少感情外露，而更多荒谬离奇的怪癖。玛格丽特·米德使其反对者大惑不解，“我被妇女斥之为缺乏女人味而被男士尊称为最具女性魅力者”。
专门技能发自肺腑
所有这些妇女不理采专家意见。丽莎·克莱伯恩以她特具的品味来勾勒女性职业时装的线条，这完全有背于70年代时装制造行家的准则。麦当娜以可能是本世纪最大逆不道的女性形象出现，不断打破一切传统，她的书《性》（1993）和她的禁带是其反偶象崇拜天性的证明。莉莲·弗农常表达自己偏好“与众不同”，她声称这使她得以成功，她放弃传统的市场研究方法论，而代之以自己特有的市场分析“黄金内脏”。简·芳达，曾一度是新左派的领导、资本主义的敌人，却成为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演播室，制作出最畅销的健美像带，让她讽刺性地成为了杰出资本家；这位女性更离奇的行径是将所有钱（估计约1亿美元）捐赠给丈夫汤姆·海顿的左翼事业；最要命的是芳达与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左翼政治事业的仇敌泰德·特纳联姻，特纳一生中许多时间用于追逐女色，是资本主义巨头，右翼分子。芳达不仅否定专家，而且令他们大惑不解。
甚至是貌似柔顺被动的特蕾莎嬷嬷，为了帮助穷人也抗拒着专家意愿。她打破宗教规则，要求教皇授权给她，住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中，这从未有过先例，但她却能获得教皇的应允，运用职位的权力，为加尔各答的穷人和濒临死亡者争得了格外多的利益，她以其巨大的努力，成功地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女性的事例生动地说明：创造发自“肺腑”，而非来自头脑。
害怕知道者，而不是不知者
我们是自己的至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这些女幻想家能够不理会内部的自我演讲，而踏上乐观愉悦的更高境地；她们有巨大的自我价值观念，否认任何拒绝她们内在信仰体系的人；她们不知道自己难以做到，因而她们实现了。玛格丽特·米德不知道一位25岁的年轻单身女子是不能独自踏入新几内亚和萨摩亚岛丛林之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去过问英国女首相能否为同行所接受，她基本上毫无机会升上如此高的职位，但她却做到了；奥普拉·温弗雷并没因菲尔·达那休拥有日间谈话市场而退缩，她花了6个月的时何超过他。根据常规，这些妇女中无人能成功，她们并不去过问这个问题，因而踏进了天际城堡，就好像是她们有权这么做。
冒风险性：自信胜于恐惧
所有孩子和雇员都应有冒险和失败的机会，不然知识、自信或自我价值将难以获取；创造能力是早年经历活动的功能，如果孩子没有尝试冒险和失败的经历，他们将无法掌握创造活动的关键因素，凯瑟琳大帝告诉一位大臣：“没有比我更大胆的女人，我的胆大妄为无以复加”，正是这种态度，使她成为俄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性，没有她便没有俄国。特蕾莎嬷嬷所冒的风险之大超过书中任何女性，她与临死病人共同工作、居住达50年之久，她住在麻疯病人隔离区，不理会医学避讳，帮助世上的穷困潦倒者。
一般妇女比一般男子缺乏冒风险倾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生物学上讲，女性只有极低的睾丸激素，荷尔蒙导致男子更富进攻性、竞争性、冒险性和较高的性动力。从社会学上讲，女性历史地被塑造成崇尚“安全”，不去“冒险”，女性继承持家育儿的遗传；在女性的头脑里，冒险是男人的权力。然而书中的这些幻想家女性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女性的冒险倾向，看来她们除了被养育或自我满足和富于竞争，不伤自尊地尝试冒险和失败之外，还具备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追逐的狂喜可能是她们终极目标的主导因素。
大多数冒风险行为形成于儿童时期。如果父母想让孩子长大后敢冒风险获取成就，就该让孩子有机会尝试风险和失败。玛丽·凯·阿什的母亲让她独自照料残废的父亲，在离开的14小时里让玛丽·凯爬到椅子上为卧床不起的父亲烧饭，她每天要打二十多个电话，以从母亲那儿获得做一个大人的鼓励。玛丽·凯年仅7岁时便迫不得以尝试风险，这种经历难以忘怀，风险在玛丽·凯的词语库并非贬义词。
像父母一样，公司如果要塑造自信、敢冒风险的有能力雇员，也应让他们有尝试风险和失败的机会。与孩子养育中相类似的风险／奖励训练，在商业经营中也应该允许，这种气度应该由每位机构领导所建构，大多数机构是静态的，因而很少有革新。
我发现大多数机构管理形式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风险取向型，是允许创业或革新的机构；第二种是现状取向型，存在于大多数静态或成熟机构；第三种是低取向型，常在那种走下坡路，混乱不堪的机构中发现（参见《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1993））。所有这些妇女是风险取向型。
风险和直觉
风险取向型管理模式往往在那些刚刚起家或开辟新径的公司中发现，与书中的这些妇女相类似。这种直觉性类型对任何创造努力都是必需的，这能增加成功的机会。
传统主义者信奉守财持家；老年人及老化机构则倾向于少冒风险。他们财大而输不起，因而变得更趋于躲避风险，因为赌注太大，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阶段中更成熟。然而，生活中没有了风险，也就丧失了一切潜能和机遇，机遇的潜力总与风险成正比，唯有高风险才能带来大成就。关在房间里的孩子从不知道擦破膝盖的滋味，但同样也不会有所成就。除去风险值得吗？通常不是，想想我们能达到目标的有限的生命年限吧。那些从未曾尝试冒险探索的孩子，也极不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因为他们受制于自我维持动力。
不曾允许尝试风险性决策的雇员最容易维护现状、停滞不前，唯一能培养雇员成功自如地应对动态环境的方法是：让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练习操作。一个逻辑性的结论是：如果风险取向与制造程度相关，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制造人才产生于风险回避型环境之中。孩子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