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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至30名恐怖分子的性命，但本·拉丹很可能在数小时前已离开营地。由于往阿富汗发射的这些导弹必须经过巴基斯坦上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被派往巴基斯坦会见该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向他保证说这些导弹不是印度发射过来的。华盛顿官员猜测说，巴基斯坦的某些官员可能早已向塔利班或本·拉丹发出了警告。
这场空袭标志着48小时紧张局势的高潮。在此期间，伯杰通报了国会官员，部长们向海外各国部长一一致电，克林顿总统也从他度假的地方玛莎岛乘飞机返回，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演讲。乘坐空军一号时，总统对国会官员发表了一席讲话。他还在白宫先后致电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尼特·洛特开始都支持总统的发言。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金里奇办公室又认为这场巡航导弹袭击对恐怖分子的影响只不过是“挠痒”罢了。
而就在这时，克林顿总统仍摆脱不了莱温斯基丑闻的纠缠，在那年余下的几个月里，直至1999年前几个月，仍然为公众所关注。凑巧1997年上映的一部通俗影片，《摇尾狗》描述了一位总统故意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让公众转移视线，忘却他在国内引起的丑闻。国会的一些共和党人对空袭的时间表示质疑。尤其让伯杰恼怒不已的是《经济学家》上的一篇社论：“只有未来可以告诉大家，美国的这场导弹袭击，是否凭空捏造了上万名新的极端恐怖分子。”
于是公众舆论立刻变成了猛烈的抨击，说这场空袭行动太具侵略性。苏丹方面也否认希法制药厂生产神经毒气，并允许记者们前往察看空袭后剩下来的貌似无害的那部分工厂。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伯杰、特尼特以及克拉克都指着土壤取样的证据，坚持对我们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没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推测成立。
当然，每一位参与空袭决定的决策者这时都意识到了克林顿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他让他们别管这些问题。伯杰回忆总统曾对他讲：“反正这些问题对错都会受到责难，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的。”总统向我们展示的证据表明，他们的主张完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他们的话。
空袭的失败，电影《摇尾狗》的误导，以及当时较紧张的两党关系，还有希法制药厂证据的性质究竟如何等，很可能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以后对本·拉丹动用武力的决定。不过，伯杰告诉我们，他并未因此而缩手缩脚。
1998年8月，大使馆被炸后的那段时期是美国对付本·拉丹的政策形成的重要阶段。虽说1996年对沙特阿拉伯境内霍巴塔美军营地的袭击造成了更多美国人的死亡，1983年贝鲁特发生的那场袭击也死伤更多的人，近段时期造成的死难总数毕竟超过了人们记忆中任何一次大劫难。也许更让人感到不祥的是，恐怖分子已具有较强的协作行动能力，几乎同时轰炸美国在不同国家的两处大使馆就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有信息表明“基地”组织已拥有全球性的联络组织，1998年的决策者们对这个组织了解甚少。自1996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关于本·拉丹的情报材料不断增厚，但这些材料并没有真正整合给政府的其他部门了解。事实上，负责收集本·拉丹材料的分析家们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被视为大惊小怪者。1997年的一份国家情报对于恐怖主义的推测只是简短地提到了本·拉丹的情况，此后直到“9·11”事件发生后，官方才发表了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权威评估。决策者们明白从此得尽力抓捕本·拉丹这个危险人物归案。当时的档案提到本·拉丹时，常写为“本·拉丹及其同伙”，或者“本·拉丹及其联络体系”。但是这些档案都没有强调这个遍布世界的组织机构的实际存在，以及该组织对千万名未来恐怖分子日益加强的训练。
第四章 对“基地”组织早期袭击的回应危机：1998年8月（2）
在1998年8月遇袭后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评价本·拉丹所构成的威胁。究竟这种威胁只是比美国数十年已遭受的普通威胁更新、更狠毒些呢，还是根本不同，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新型危机？
然而，即便是在大使馆被炸后，本·拉丹所炸死的美国人尚不超出50人，而且主要是在海外得逞。因此，协助理查德·克拉克的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告诉我们，这样的袭击仍被视为不超过数百人死亡的威胁，并非造成数千人死亡那么严重。即使那些认识上承认这是一场重大威胁的官员，也不愿意为了自己的想法而采取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担很大风险的行动。
因此，政府内部相信本·拉丹及其联络组织带来一种新型危机的专家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为他们的观点争取广泛支持，或者至少可以使他们的争论因为进一步的证据而得到理解。《总统每日简报》以及为高级官员准备的流通量更大的每日报道，却没能起到这方面的促进作用。尽管这类报道多数还只是不多加分析，也不给具体背景的情报消息。通常，国家情报评估扮演了这种功能，有时也正因为这种不给具体分析的缘故而受到质疑。但是在1998年甚至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评估“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方面，它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从1998年夏末到1998年秋这段时间，美国政府还得为另外两处冲突部署兵力。巴尔干地区常年战火不断，美国最后于1995年到1996年介入其中，作出了重大军事干涉。在北约名义下向波斯尼亚派驻维和部队之后，美国官员们又开始考虑对塞尔维亚发动军事行动，以便让科索沃的穆斯林平民百姓免遭种族清洗之灾。1998年10月发出空袭的威胁；1999年3月，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大规模的轰炸。
另外，克林顿政府面临着对伊拉克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1996年以来，因为萨达姆的阻碍，联合国检查团的工作愈益困难。美国一再威胁说，除非恢复无条件检查，伊拉克将遭到进攻。1998年12月，克林顿政府最终对伊拉克发动了称为“沙漠之狐行动”的大规模空袭。以这些军事活动为背景，克林顿政府还不得不考虑另辟战线，反击主要由阿富汗人组成的新恐怖组织的威胁。
继续开展军事行动？
克拉克希望1998年8月的导弹袭击只是一场反本·拉丹的系列军事活动的开始。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本·拉丹成了纠缠他的心病。大使馆被炸使他有了更新的认识，即必须密切关注本·拉丹的行动。随着恐怖主义越来越引起总统的担心，克拉克也随之得到提拔。不像其他的常设跨部门执行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安全小组不必通过次长委员会汇报工作。尽管作为例外；1998年5月的总统指令（该指令主要是根据司法部部长雷诺的担心以及其他精神制定的）已给予反恐怖主义安全小组特许权，明确规定在伯杰当选后，反恐怖主义安全小组可以直接向部长们汇报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反恐怖主义安全小组甚至常常跳过全体部长委员会而直接向所谓的“小组会议”汇报情况。该“小组会议”由伯杰组建，仅包括那些需要了解对本·拉丹或者霍巴塔进行调查，讨论开展反恐怖主义活动等高度机密问题的部长。
克拉克为这个内部小组成员起草了一份“德沦达政治军事计划”。这个拉丁词“delenda”的含义是必须被摧毁的东西。这不免让人联想起古罗马立誓歼灭其敌国迦太基的那种决心。克拉克这份文件的总目标就是“立即消除任何来自本·拉丹恐怖组织对美国人民的威胁”。文件还呼吁通过外交手段让各国拒绝庇护本·拉丹，呼吁采取秘密行动破坏恐怖分子的恐怖预谋，最为重要的是抓捕本·拉丹及其助手，把他们绳之以法，以及截断本·拉丹的财源，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等等。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一直未得到确定。部长们从未正式采纳这份文件，而“小组会议”的成员对这份文件也没有多少印象。不过，这份文件确实成了克拉克的努力方向。
克拉克在这份文件中对有关军事的部分阐述最具体。他勾画了持续攻击本·拉丹在阿富汗或其他地方建立的“基地”的前景。只要有关攻击目标的情报成熟，就可攻击。在承认单一的某处目标或许不太重要的同时，他提醒伯杰也不要再期望恐怖头目集中出现。不过，他争辩说轮番轰炸可能会说服塔利班交出本·拉丹；并且，轮番轰炸可以让恐怖分子明白8月份的导弹行动并非做做样子罢了。这样也可以表露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本·拉丹恐怖组织的决心。
但是“小组会议”的成员，并未被轮番轰炸的这些好处说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告诉我们说本·拉丹的训练营都是建立在比较原始的地方，是借助“绳梯”来搭建的。谢尔顿将军把它们称为“丛林健身营”。他们都认为用昂贵的导弹攻击这样的目标不值得。同时，克林顿总统和伯杰还担心《经济学家》上指出的问题——所有那些没能命中本·拉丹的袭击只会巩固他的地位，为他赢得新生力量。在美国1998年底发动对伊拉克的空袭，以及1999年空袭塞尔维亚之后，都招来世界广泛的批评。国家安全助理顾问詹姆斯·斯坦伯克也批评说，对阿富汗的空袭“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倒是给乐于乱炸一气的美国不少回应”。
在1998年8月的最后一周，官员们开始考虑后续轰炸的可能性。据克拉克所言，克林顿总统倾向于早一点、而非晚些时候发动进一步的空袭。8月27日，国防政策副部长沃尔特·斯罗科姆比对国防部长科恩提供意见时说，已盯上的那些目标并不让人乐观。他曾写下这样的话，“上周的经验仅证实了要想采取行之有效而合乎道义的军事行动就必须事先把行动理由加以界定且表述清楚的重要性。”但是斯罗科姆比仍担心仅对一些盯好的目标进行轰炸并不能成为有效的战略。
国防官员在一次较低层次的会议上，聚在负责特别行动和低强度冲突的助理秘书办公室，尽力迎合斯罗科姆比的反对意见。与克拉克的主张不同的是，他们提出的计划并不主张只是轰炸某几处地方，而要求给国家的战略战术来一次全面的改变，理顺各部门在体制上可以向国防部献策的渠道，并暗示可能的话，应该调动美国各方面的兵力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份计划催促国防部带头推进这种全国范围的反恐怖战略，“身先士卒，捡起国际恐怖分子掷到我们脚下的盔甲，迎接他们的挑战吧。”计划的制定者们担忧的是，在恐怖威胁的气焰日益嚣张之时，“我们却在战略战术上没有任何重要的变革。”他们拟订了包括8部分的战略，决心“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他们警示未来可能会发生“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别无选择，也不可能还有幸拟订什么计划。”助理秘书艾伦·弗尔摩斯把这份文件交给斯罗科姆比的首席助理詹·罗达尔看，但文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起草这份文件的主要负责人回忆说弗尔摩斯告诉他讲，罗达尔认为该文件太具侵略性。而现在，弗尔摩斯却记不起究竟说过什么，罗达尔则完全记不起这样一段情景，连那份文件都没印象了。
第四章 对“基地”组织早期袭击的回应外交（1）
在1998年8月份导弹袭击后，通过外交途径给塔利班施加压力的抉择似乎并不比直接的军事行动更让人乐观。美国对塔利班以及苏丹都发出警告说，只要他们继续为本·拉丹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场所，不论美国公民身在何处再次遭到恐怖袭击，他们都应当承担直接责任。
有那么一段时间，8月份的空袭似乎震慑了塔利班，像要交出本·拉丹的样子。8月22日，深居简出的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告诉一名国务院官员说空袭只会起反作用，但他又补充说他可以与美国就本·拉丹在阿富汗的出现问题进行对话。在伊斯兰堡与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威廉·米拉姆会面时，塔利班代表称，把前来寻求庇护的人赶走是违背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不过，这些代表还是问道，如果把本·拉丹送到沙特阿拉伯的话，他会遭遇什么结果。
然而，到了1998年9月，当沙特阿拉伯派出沙特阿拉伯王子图尔基作为使节，前来询问奥马尔是否会信守他早先驱逐本·拉丹的诺言时，这位塔利班领袖一口回绝。双方大声叫嚷、争执，奥马尔还把沙特阿拉伯政府贬斥一通。利雅得政府便暂时中断了与塔利班政权的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联酋在当时是少数几个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国家）。沙特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