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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纯行儒术的做法，即便不是西汉灭亡的最主要根本原因，也是伴随西汉衰亡的最显著特征，这对于我们破除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功效的迷信，给了生动的案例。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独用儒家、纯用儒术治国的时期，是很少的，西汉后期算是一个例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西汉后期的儒生为了给自己提高地位而编造的，它很大地误导了我们，以为汉武帝的功绩和成就是靠着儒家来建立的。
其实那些上升的时代的君王，进取的时代，都是杂用多种学说，而守成的君主，才是崇尚儒学，使儒学极盛。而守成，往往也就是单纯靠着儒学而坐视矛盾滋生而使国家走向衰落的起点。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君王总是兼收并蓄，把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各种先秦理论集中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所以，杂王霸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光君主如此，掌政大臣也是如此，而那些纯行儒家的，则被张居正讥笑为“俗儒”。汉武帝就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典型和第一人。当然这也导致了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皇权时代的新的“帝道”的治国观念，就在杂取先秦儒法道多种学说的基础上，互相救补，被纳入在皇权专制的框架下，混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