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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孔子还是承认自己没有达到自在自然的君子状态，还是在开车前进的过程中啊。
公西华说：“老师不要太谦逊啦，就您这一点，就是我们所做不到的啊。”
也就是说，在公西华看来，他们这些徒弟，连开车向圣和仁前进，这种状态，都没处上啊。或者他们是步行的吧，或者是坐的奥托。
第三十五句：？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
孔子病了，病得很厉害，已经基本可以判断是往死的路上走，回不来了——古人管这个状态叫“疾病”，就是疾（指现代意义的病）发展到了病的地步（现代意义上的严重的要死的地步）。
一般得病了，自己应该祈祷，譬如诸葛亮那样弄上几盏灯，步罡踏斗，去哀求上天，饶了自己一命，让自己再活几年。但是孔子已经病的自己没法“步罡踏斗”了。子路就找了个职业人员替他“步罡踏斗”。
孔子后来又不死了，病又缓解了。孔子苏醒以后问：“你找人替我祈祷了，是吗？这种做法是合礼的吗，古代有这种做法吗？”
子路说有，还引了古书上的话做证据：“祷尔于上下神祇。”这就是在替别人向神灵祈祷啊。
但是孔子还是觉得不愿意，他觉得别人代替做是心不诚的，从前他就说过，吾不与祭，如不祭——找别人替代我去主办祭祀，等于没有祭祀。于是他反对子路这么做，但子路也是出于好心啊，而且还见效了。子路又没有违礼。
孔子就说了句中性的略带批评的话：“我以前已经祷告得很久了。”意思是，其实你们可以不必再找人替代祷告。
孔子这里就是有恒心，是恒者。对于自己的信条，譬如要守礼，行礼的时候要心诚自己来，这个原则，一丝不苟，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违反。宁死也不违反自己的原则，岂不是恒者、刚者、慎独者与闻义能徙者！
第三十六句：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说：“奢侈的人，常常心骄，就对别人不逊，凌驾别人。俭朴的人，则流于小家子气，顽固鄙陋。与其不逊，宁可固陋。”
不逊是伤害了别人，而固陋只是自己固陋。按照孔子的仁的原则，所以不逊比固陋的过失更大。
第三十七句：？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古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重在精神生活，内心坦荡，平敞舒畅；小人重在世俗利益，算尽心机，所以常戚戚——促缩忧戚。
前后对照来看，先秦时代的人重名（精神生活），唐宋明清的皇权时代的人重利（物质生活）。所以看古书也有感觉，有时候物质生活是随着历史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的，但是精神生活的质量和优美的水准，却往往是在某些时代跌落下去的。有些时代的古人笔记，看上去，显露出的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境界，是可鄙的、鄙陋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追求的东西有大有小，追求的大，你心就宽。你追求的小而具体，你心就窄。有精神生活的人，所务是道德的进步，较少把精力注在患得患失上，如何不坦荡荡。你常常面朝大海，自然就春暖花开。
第三十八句：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这是门徒们描述的孔子生活日居中的样子。孔子温和同时严厉，威严但是不猛悍，恭敬而且安和。
现在新颁布的孔子像，根本没有这样传神。
这大约正是坦荡荡的样子吧，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信。这样的一种自信和神态，适合做男模，其实孔子身高九尺六寸（项羽是八尺余，皆据司马迁），确实适合做男模。
不但是舞台上的男模，也是中国人精神典范上的模特。
后序
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当然这话是被误传了的。其实是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因为学问不够大，只懂得半部《论语》，但是也居然就能治天下。
《论语》我这里写的，比一半还少一点点，但我觉得这大约就已经够了，就像一个鸡蛋，从小的一端吃上一半，跟从大的一端吃上一半，味道差不多，不一定全吃完才知道它的味道。
我们总结一下，儒家和法家，历来是相生相克的一对冤家姐妹。
儒家的根本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法家可以用三个字。
儒家就是“仁”和“礼”，仁的教化，和礼的约束。
法家就是“法”“术”“势”，以法令来驱动社会，以术来监察法令的实施者（官吏们），以势来保障君主在执法用术时的力度。
儒家和法家，目的又都是相同的，就是崇君和求治（国家发展）。
但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孔子的儒学，跟后代的又不同，不同就在于他的宗旨目的，又不绝对在于崇君，而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和谐（当等级秩序中，国君的应有地位滑落时候就崇君，当臣子的应有权益被剥夺的时候，就为臣张目，当然孔子时代的客观情况主要是前者），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和谐与求治。后代的儒家，被改造成适应皇权专制的绝对强调为崇君服务的了。
另外，还有两个路径需要总结：
1、东方孔子儒家路径：仁和礼的表率与教化、推广——实现仁的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美好和君臣民的等级秩序和谐（包括君权稳定），国家因此大治。
2、现代或者西方：民主体系——实现了仁的美好的社会——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和强大。
我的话，到这里，大约就说完了。
附记： 儒家在西汉后期的实践
儒家用仁和礼的教化来治理国家，真要这么搞，是潜藏危机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虚构和捏造的，汉武帝其实是个实用主义者，从各种学说中取其长处，从各种学说中捡取对自己皇权统治最有利的成分。他用的大臣也是多种多样，是不同学说的持有者。他和刘邦等人一样，是杂用多种治国思想的。他实际上是“卓然尊儒”，但并不曾“罢黜百家”。
接下来的汉宣帝，也是法儒兼用，使汉朝获得了中兴，他运用法家刑罚的手段维护了自己权力，打击了外戚势力，又通过法家的官吏考核和赏罚发展了国力（不断下去巡查考核），当然他也借助了儒家的教化。而接下来他的儿子特别好儒术，汉宣帝说这样下去，灭汉家的必然是你。
汉元帝改变了老爸的成功做法，纯用儒家，使用仁化礼仪教育，在从前汉武帝的时候，博士（儒家）的人数不过五十人，汉昭帝的时候是一百人，汉宣帝末期二百人，汉元帝则不做人数限制，后来由于财政困难限设员一千人！接下来到了汉成帝末期以及汉哀帝，则增至3000人！
在儒者的仁政下，汉元帝、汉成帝的大权被外戚劫走，他们落的毫无权力，权力都归了外戚王家。汉成帝本来有机会削弱外戚势力，但是儒家的仁政要求国君带头做仁的表率，向周围的亲戚臣子推行仁义，所以母族妻族的人一哀哭，他就一仁，不处罚犯了错误的大司马王凤了。他怕母亲伤心，他只知道儒家的孝，以为这样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爸爸汉元帝反对刑名（法家），受爸爸影响，他也是这样信奉儒家。但是你对亲戚行仁义，对老妈一族孝，亲戚反过来未必对国君忠君——向孔子的理论期望的那样。汉元帝、汉成帝对外戚王家那么好，最后王莽这个最讲儒家的人，却篡了他们的权。
不是说儒家的行仁政能崇君吗，怎么实践上行了半天仁义却被篡了权，不是说仁义的教化能使得臣子效忠国君吗，怎么教育出来的大儒者王莽却篡了权。西汉的灭亡，根本原因不在于外戚专权宦官当政什么的，这是现象，根本原因是纯信奉了儒家。西汉的灭亡，就是对纯用儒家治国的巨大的否定和嘲讽。
西汉后期的儒者，因为是纯用儒者，所以儒者当道，他们为了标榜和抬高儒学的历史地位，就杜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办法是把《秦始皇本纪》中秦丞相王绾“罢黜法纵横家奏议”，横移到《今上本纪（指汉武帝）》的汉丞相卫绾的名下，造成了汉武帝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
其实，汉宣帝讲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那就是汉朝历来的皇帝都是杂用儒法等多种学说的，这也应该包括汉武帝。
法家讲赏罚，因功授官，在这种思想下，王子王孙没有功劳，也不能当官封侯，这就根本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事情，秦始皇的皇室子弟都没有尺寸之封。法家通过这种办法来实现崇君。汉武帝就是通过任用和选取社会上有能力的人，跟当时的外戚势力进行抗衡，压制外戚势力。
而后期的汉元帝、汉成帝，执行纯儒家理论，儒家讲究“亲亲之恩”，按照儒家推仁的理论要照顾亲戚，对亲戚仁，希望得到亲戚对自己的效忠，于是就任人唯亲，酿成了外戚之患，最后被外戚搞得政治黑暗，直到外戚篡权。
如果说秦的灭亡是因为过分信用了法家，那西汉的灭亡，是过分信用了儒家。
这正印证了汉宣帝的说法：“太子（汉元帝）纯用周朝的儒家道德教化，最后把我们汉朝搞坏的，必是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必太子也！”——这里的王道，是指商周之王的道，等同于儒家的礼和仁，是以锝教；而霸道，并不单单指法家，还包括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求富强的各种手段，是以力求。汉朝从刘邦到汉武帝、汉宣帝，都是兼取王霸之道的。）
王道，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教化，是强调君主主体的道德修养，具体来讲，皇帝笃行仁和礼，带动下面的人，用仁和礼的推行教化，大家都仁了、礼了，皇权就得到维护了，国家也发展了。但是，我们知道，人性即便不是恶的，也是复杂的，仁和礼其实只能说说，真的推行，下面的人是不会真心接受的。而且皇帝的本性是要侵害下面臣民的权益的，他本人也做不到仁，如何能推行得令下面的人也笃行仁？而礼的力量，就更表面话了。
汉朝初期和中期等实践证明，儒家等多种学说结合使用，而且骨子里是以法家为主，会比较好，譬如汉刘邦、汉武帝、汉宣帝和曹操之类的。所有古代的名皇帝以及有名的大臣，有作为的，都是这样的杂用各种学说中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目的的成分，是实用主义者。譬如张居正就是这样。
而汉元帝、汉成帝纯用儒家仁政治国，反倒导致吏治腐败，矛盾丛生，因为他靠教化而不重视法家的因功授官和考核等手段，吏治所以败坏。其实重点还不在于考核，而在于任用，这些人从任用上就有问题，考核也就成了无谓的形式了。法家反对任用无功受禄的贵族，而是立功才得任用，而汉元帝、汉成帝任用外戚王氏等家族，全靠着血缘关系，王氏及其党羽占据了上上下下的官职，哪里还有考核任用的影子，这是执行了儒家“亲亲上恩”的照顾亲戚的一贯的原则。王氏等外戚，这种不按法家立功受赏而建立形成的巨大官僚集团，也根本不受考核的限制，他们像个肿瘤一样，成为西汉后期君权滑落和吏治变得乌烟瘴气直至西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地方上，豪强大族趁机崛起，搜刮敛财的苗头也没被及时扼杀，豪强兼并严重——你用仁政嘛，大家就钻你空子。儒家行仁政，靠教化，要对下面行仁政，就没有铲除强民的办法。也就是说，行仁义，其实也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什么好处。好处都被中层的官吏豪强们得到了。国君对他们推仁，他们却并不往下推仁，决不会给受盘剥的基层人民行仁，宁可自己争相奢靡浪费。
朝堂上，君权旁落，外戚专权，使得朝政一片黑暗，民间里，豪强权贵官吏，刻意盘剥人民和兼并土地，这两个力量一起作用，西汉就亡了！
而外戚、豪强这两个负面力量的滋生强大，都是因为单行儒家的后果，儒家并没能实现它理论上所务求的崇君。
孟子说的商汤、周文王行仁义而无敌天下，可是我们看见的却是西汉后期皇帝行仁义而国家灭亡！
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行仁政，要行暴政。我只是说，所谓行仁政就能崇君或者强国，是不足以的，这只是在思想上起到一定作用，还必须杂取其它思想学说的多种手段。别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单位或者企业，它行仁政，靠教化，也是注定破产或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