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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方面，商代人也不完全依靠占卜来治愈疾病。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按摩、艾炙。
商代的数学水平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甲骨文中有许多有关计量猎获野兽数量的记录：
乙未卜，今日王狩光，擒。允获……鹿二十二，豕二……虎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
数学计算在贡赋中也有很多应用，如：
……致牛四百。
兹致二百犬。
贡赋中计数的种类，除家畜外，还有野兽、奴隶、货币、卜甲等。此外，还有许多方面的计算，如战争人数、祭品数量、君王赏赐等都以数来计量。
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万”这样的数量单位。
商代人对数的特殊重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实际需要，并对当时及以后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甲骨文与殷都遗址是一个难得的文物宝库。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破译，它们和许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谜案。研究甲骨文字，将有利于揭开许多历史谜团。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繁杂浩大的发掘
古老的中国以其博深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一代一代的考古学家们对其进行不懈的探索。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辉煌一时的楚文化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当人们从历史记录中去寻找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王国时，一系列的谜团让人迷茫。楚国当时应统治着诸多的小国，而这些小国共同构筑了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的繁荣，了解这些小国的情况对研究楚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小国的情况却鲜为人知，历史资料记载极少，惟一可行的办法即是在考古中去了解过去，体味历史。而小国的国君之墓会在何处？小国内的衣食住行情况如何？它们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楚文化有何区别？等等，这些令人迷惑的疑团随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而初现端倪。
繁杂浩大的发掘
随县地处湖北省中北部，居长江之北，汉水以东，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过渡丘陵带。随县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有着悠久博深的历史文化渊源。
厉山，传说中为炎帝神农的家乡，即位于随县，这里遗留下了许多关于神农氏活动的踪迹，如神农洞、炎帝神农碑等。殷商时，随县是王朝的南土，这在殷墟甲骨卜辞上有清楚的记载，同时，随县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南北东西的交通中枢。在西周时代，随县成为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的领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侯国的随县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扩建营地，在距随县县域西北约3千米处名为擂鼓墩的丘陵地带实施修建工程。施工人员因红砂岩坚硬，阻碍施工，就用炸药把红砂岩炸得粉碎，然后用推土机推平，结果，发现了褐色的软土，再往下则推出了青灰色的石板。施工人员立即停止施工，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这一举措保护了曾侯乙墓的完整。
1978年，在多方努力下，经省地县勘察小组的联合考证，这里应是一处大型的古墓葬，并且墓中的木椁保存完好，墓坑并不似以往所发掘出四方形的墓穴那样，这一墓穴呈不规则的多边形，并且没有墓道，这在湖北境内尚属首例。考古工作者们不顾风雨，对石板及下部的白膏泥、木炭做了系统的测量，并绘制出剖面图，这些繁杂细致的工作对保护墓的完整性和使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工作者们在发掘过程中最怕的就是盗墓贼，因为盗墓贼的贪婪会使墓穴遭到巨大破坏，会导致考古发掘工作空手而归。果不其然，在发掘过程中，墓的中部有一个直径为0。8米的洞，且顺势往下。很显然，盗墓贼已经发现这个墓并进去了。盗墓贼往往会一挖到底，并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葬品一扫而光。这一情况给人们心里布下了疑团，也让几位勘测者有些泄气，如果是一座被盗空的墓，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但根据以往楚墓发掘情况来看，墓穴即使被盗，仍会留下许多陪葬品，而且考古发掘并不是仅挖宝物，墓坑、木棺及其反映的葬俗也是珍贵、极具价值的科学资料。在几番争论后，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发掘工作是艰难、细致、繁杂而令人兴奋的，而且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攻坚战，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经多方支持，发掘工作于1978年5月上旬正式开始。首先是清理填土，填土都经过夯打，异常坚固结实，并且填土是从别的地方运来，极少杂质。接着是清理填土下起保护作用的石板，这些形状不规则，重达1000公斤的石板更激起了人们对这座墓的好奇，在当时较为原始的技术条件下，运放这些石板并不是一件易事。石板向下是褐土与青灰泥相间的夯层，再往下是竹网、丝帛、篾席。木椁也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展现于世人面前。在木椁四周与坑壁的空隙里，填有大量木炭。清理木炭的工作非常紧张，它不仅必须严格按考古的要求完成资料工作，而且要保护木炭层下的遗物。考古人员和民工一铲铲地挖出木炭，共清理木炭31360公斤，至此，墓室的椁板全部显露出来。这时，考古人员发现那个盗洞继续穿过木炭层并在椁盖上留下一个不足0。5米的洞口。墓内文物究竟保存如何，只有等到椁盖打开之后才能见分晓。
吊车缓缓将每块重达数吨的椁板吊起运走后，人们并没有见到期待中的文物出现，只见盗洞下的淤泥和满室的积水。当盖板全部起出，才发现水面飘浮起10具彩绘棺。接着，考古人员就吊取彩绘棺，抽干墓中积水，并清除淤泥，一步步往下做。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巨大的、异常丰富的地下文物宝藏渐渐展露在人们面前。发掘人员连续作战，至5月30日，淤泥清理基本完毕，发掘出的大批文物令世人为之震惊。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奢华的地下寝宫
春秋初年，周王分封的诸侯国有140多个，大多是小国。在战乱中为了生存，小国经常会联合起来，以抗拒大国的侵犯。但是，联合失败后，它们又纷纷依附于大国，成为大国的附庸。至战国中期，联合发展为合纵连横形式，政治联盟和联姻成为诸侯国间在战争中常用的外交策略。而联姻是在统治阶层中进行的。男女双方都出身于诸侯、卿、士大夫家族，女方为了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均赠送青铜器为嫁妆，并于器皿上刻有铭文。曾国为楚国附庸国，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专门为曾国君主曾侯乙制造了礼乐器铜钟。曾侯乙将钟悬挂于宗庙编钟架凸出部位，以显示其政治地位。当时的楚国与中原保持了一定距离。楚国疆域南及沅湘，北至淮水，西到巴蜀，东连吴越，成为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粮食可用十年的大国，拥有多达62个侯国，曾国便是其中之一。地下寝宫的发掘证明了曾国与楚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下寝宫的墓坑方向正南，墓口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17米左右，总面积为220平方米。坑内置有木椁，高3米左右，分为北、中、东、西四室，且均为长方形。其中中室面积最大，长约9。75米，主要放置整架的宗庙编钟、编磬和其他多种乐器，并有大量的青铜礼器。编钟靠近西壁和中室南部，其他随葬品的摆放；井然有序，这充分反映了墓主人饮酒作乐的生活场景。整个中室仅东北角盗洞下方的遗物较少，其余地方则保持完整性，这应归功于墓室的积水。中室出土的青铜礼、乐器上均刻有“曾侯乙作”的铭文，说明这些器物为曾侯乙所有，而器物的庞大组合说明这是一处礼乐宫，主要用于祭祀和宴请之用。在古代，因过于依赖自然界以维持生存，任何一种自然因素，如过量的雨水，干旱，风暴均会影响古人的生活，为保护自身的生活资料，祭神便成为古人寻找与自然相调和的手段。湖北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了楚地信巫好鬼的传统。
东室长9米左右，为墓主的“寝宫”，放置着墓主的特大型双层套棺和8具陪葬棺，以及11具葬宠物的狗棺，这显示了墓主人奢华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还出土了一些以琴、瑟为主的乐器及以剑为主的兵器。楚墓出剑比例增多，显示了军功人士的身份变化。在东周时代，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配剑，因而早期只有贵族墓才有剑出土，但后期则在平民墓亦有剑出土。说明军功人士在楚社会成员比率的变化。墓中人骨经鉴定，墓主人为男性，45岁左右；陪葬的均为女性，年龄在13～25岁之间，尤以20岁左右居多。这些应是曾侯乙生前的妻妾嫔妃。
各室中面积最小的是北室，南北长为4。25米，主要放置大量的兵器、车马器、皮甲胄，有两件高1。3米、重300公斤的大铜缶用以盛酒，并有240多支竹简，简文记载的是用于葬仪的车马兵器，有自制的，也有赠送的。从大量兵器的发掘，可知楚国尚武风气之盛。
西室与中室并列，长8。65米，主要放置了13具均为女性的陪葬棺，除了极少一些玩具与服饰外，再无其他葬品。
6月底，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出土文物共有7000件之多，如此众多的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乐器1200件，包括编钟64件；礼器、宴器、杂器140件，而兵器最多，共计4500件，由此可一窥当时楚国强大的武力。随葬品还包括一些木制生活用具、金玉服饰等。史料记载，古时楚地身份较高的贵族以青铜礼器及成套乐器、车马器随葬。青铜礼器包括楚人特有的按单数成列的束腰平底鼎，其他鼎类多成双，有别于中原地区以单数组成的列鼎之制。如此众多的随葬品充分说明了墓主人曾侯乙的地位，因为，此墓中的随葬礼器中有显示相当于天子之身份等级的九鼎人簋，以及编制庞大的编钟、编磬等，与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情况下有僭越行为的列国诸侯的身份是相符的。由于受到楚国的保护，国内相对安宁，能够避免直接战祸，曾国的社会生产力才有了较好的发展，制造出的编钟、纺织品等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产品。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别具一格的手工制品（1）
在古代文献中，关于楚国及其附庸的记载很少，因此，具有大量珍贵文物的曾侯乙墓的发现和发掘，有着重大意义。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统治工具和财富象征，因而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重点手工业。楚国的铜矿资源丰富，为各国所羡。今人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湖南麻阳九曲湾都发现了矿冶遗址，当时采矿已运用竖井、平巷、盲井、斜井等方式，而且冶炼方式的先进性令今人吃惊，由出土有水波纹状的炉渣中知道，冶炼炉渣的流动性非常高，其含铜量仅为0。7％，竟与现代粗铜冶炼的标准完全一致。曾侯乙墓能一次出土青铜器达100吨，所需冶炼矿石至少500吨，正是依赖楚地丰富的矿源和先进的冶炼技术。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器种数量之多、器型之大、铸造之精、纹饰之美，保存的完整，在历来出土的青铜器群中独占鳌头。这批青铜器的材料主要为铜、锡、铅合金体，铜占80％左右。工匠们很好地掌握了合金的特点和各种原料的配比，因为纯铜质地太软，大型器具很难成形，而锡、铅恰好硬度大，熔点低，工匠们把三者结合起来，就制造出了既精美又实用的器皿。从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来看，工匠们采用熔模法（失蜡法）制器，这把中国使用熔模工艺的时间从汉代提前到春秋中晚期。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有5件超过了100公斤，另有两件大尊缶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如此巨大，造型复杂的器皿往往采用分段烧铸再拼合的工艺，器皿的耳、足及饰物则采用先成形后嵌入主体器皿浇柱或焊接上去的办法。令人吃惊的是，铸镶法首次发现于曾侯乙墓的青铅器上。铸镶法就是把原来的器皿上镶入红铜纹饰，改成置于铸范内与器体一次浇铸，这很好地避免了嵌入红铜纹饰易脱落的现象，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进步的典型例子。曾侯乙墓出土有20件鼎，有圆腹、双附耳、三蹄形足3种基本形状。按其形制，这些鼎又可细分为3种样式：第一种为形体巨大的大鼎，第二种为束腰平底鼎，第三种为盖鼎。束腰平底鼎即春秋时有名的“楚王问鼎”中的升鼎。升鼎是王权的象征，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