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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事情来做的。我做了这些，尽管这书的毛病、不足，还非常明显，但也已经足够证明我原来说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还大有改善的余地。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胡乔木看见了，他在给教育部的一封信里提出，它可以作为编辑学的参考书之一。（胡乔木《就试办编辑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见《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0页）。我没有想到过有人会从编辑学的角度看我那本书。我想，我给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改过的那一大堆校样，要是能够整理出版，应该更可以作为编辑学（至少是其中的注释学）的参考读物了。只是未必谁还有这样的眼光吧。
注释：
〔1〕本文用这种方法注明引文出处：加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人文版《鲁迅全集》的卷数，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而浙江版，则在页码之前分别用七个不同的汉字表示七本书：坟，表示包括《坟》在内的那一本；华，表示包括《华盖集》在内的那一本；三，表示包括《三闲集》在内的那一本；伪，表示包括《伪自由书》在内的那一本；且，表示包括《且介亭杂文》在内的那一本；上，表示《集外文集》（上）；下，表示《集外文集》（下）。
呼
唤学理精神
——历史人物评论例话
？ 傅惠成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论需要遵循学理化原则，所谓学理化原则，即是要排除学术和理性之外诸如政治、宗派与个人的感情及功利因素，从评论对象的实际出发，进行有根有据的理性阐释，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但近年来，一些有关人物评论的文章，却往往只凭主观臆想，对历史人物随意下判词，以冀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严重地亵渎了学术的严肃性，希望引起学界的注意。
《书屋》杂志2002年3月号上，王澍先生《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以下简称王文）一文，将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等近现代重量级人物“排起队来”一一“指瑕”，名之曰“败笔拾遗”。由于王文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印象给评论对象遽下断语，因而在揭示名人的所谓“败笔”时恰恰自己铸成了真正的“败笔”。
即以王文对鲁迅的评论为例，其指出鲁迅的第一个所谓“败笔”是“受尼采的影响，批判面过宽，过于刻薄了”，说鲁迅“误认为批判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手段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甚至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鲁迅思想，尤其是其早期思想曾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但鲁迅只是从内容庞杂的尼采哲学中汲取一小部分，且从中期以后，即又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尼采的消极面，“中国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哲学影响的人是鲁迅；中国第一个从思想上真正对尼采哲学进行深刻批判的也是鲁迅”〔1〕。因此，鲁迅精神与尼采精神有着本质的不同，鲁迅精神是建立在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民族和人类解放而发扬个性，奉献自我，尼采精神则是自诩为太阳，以个人为中心，视他人为庸众，倡扬所谓“超人”哲学，二者在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上皆迥然不同。鲁迅精神表现在他的杂文上，其特点即是涉及面极广，几乎涵盖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指摘时弊和进行国民性批判时，“他总是选取某些人的具体言行施以毫不宽假的讽刺”，而往往“在讽刺正面之敌的同时将不怀好意、心存侥幸的看客的眉毛也一并燎去”〔2〕。也正“因为触及了类型的缺陷，讽刺不留情面，这才有了被讽刺者所叫嚷的‘刻薄’、‘油滑’”〔3〕。至于“批判是拯救世界惟一手段”，鲁迅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相反，鲁迅却认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所以，鲁迅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寇盗”和“奴才”式的破坏，而苦苦呼唤“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4〕。而鲁迅就是一个革新的破坏者，“是一个能使自己严整的战士”，而“真正的战士并不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破坏者，他要在破坏陈旧势力的战斗中不断地建立自己，约束自己”〔5〕。
1925年4月8日，鲁迅所写《忽然起到的》（之六）一文，对封建复古派鼓吹“保古”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帮同保古”的现象及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中国“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针对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饱受帝国主义侵凌，面临灭种危险的境况，鲁迅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6〕王文竟将这段话拎出来加以挞伐曰：“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统统踏倒。”并称“读之恍恍忽忽浮现出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云云，指责鲁迅是“用批判，消灭一条腿走路”。这种颟顸的解读令人哭笑不得。殊不知鲁迅这段话所用复句是假设而非因果关系，且亦当明了“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后面所列诸项无疑是指（或象征）小国保守落后的“固有文明”。鲁迅早在1924年4月29日写的《灯下漫笔》一文中，就尖锐地揭露了外国人赞扬中国“固有文明”的实质和乐观的爱国者“欣然色喜”的浅薄以及一些洋奴在外国人面前的媚态，指出外国人称赞中国“固有文明”的用心就是要让我们把中国当作“盛宴”来献给他们，而“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不料如今竟成为王先生指摘鲁迅的口实。
王文指出鲁迅的第二个所谓“败笔”是：“对人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激”，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象的那样坏”云云。似乎那些“敌人”的坏是鲁迅所想像出来的。但事实上，在鲁迅的论敌中，有些人的坏已远远超出常人之想像。就以鲁迅所骂过的梁实秋来说吧，论争的起因是由于彼此在文学主张上有分歧，其方式是讨论的、争鸣的和批判的。至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了完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那是因为梁实秋在答复左翼人士对他的批判时，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在理论上的反批评外，夹杂了对手为共产党的暗示，譬如他在《新月》第三卷第九期上写道：
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答鲁迅先生》）
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套本领，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资本家的走狗》）
梁实秋在论争中不断暗示对方是“共产党”，“领取苏联津贴”，等等，这就有点心怀叵测了。在三十年代的恐怖时期被称作“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梁实秋此举虽非告密，但在客观上起了提醒统治者，并进一步想利用统治者的权力和屠刀来消灭论敌的作用，这才是鲁迅拍案而起、怒不可遏的原因，也正是鲁迅在走狗的称号上再加上一个‘乏’字的用心所在”〔7〕。“现在不明历史的年轻人对鲁迅的全部知识均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在那个年代里鲁迅被权力者渲染得异常可怕，被鲁迅骂过的人都陷入万劫不复之中，比如‘四条汉子’；可是被鲁迅称赞过的人呢？比如胡风、巴金，似乎也没有因此就躲过了对他们的迫害。但这种打鲁迅牌的闹剧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以为，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都有点委屈，都值得同情以至推崇。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鲁迅是在怎样困难的背景下才发出这战斗之声的”〔8〕。鲁迅早就说过，他的骂人看似私怨，实为公仇。比如，鲁迅1930年初所写《流氓的变迁》的杂文，据专家讲，那是讽刺新月派或是别的帮闲的文字。而实际上，其概述的是中国流氓变迁的历史。鲁迅将中国的文人归结为“儒”与“侠”，“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到了后来，真正的侠者已死，留下的不过是些取巧的“侠”，而这些“侠”们虽悄悄地靠近权势，却“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奴性也跟着加足”。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帮忙与帮闲。“他骂的是具体的人，但也是老中国的历史，从古代的孔、老、墨、佛，直至当代的圣哲贤人。倘要论鲁迅的偏执，先就要说他对中国历史的偏执”〔9〕。其实，鲁迅对待具体的人，从不完全否定。即使像高长虹那样一味突出个人，排斥一切，精神上有着严重弱点的人，鲁迅对其所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功绩还是首肯的，“鲁迅绝不是像尼采那样否定别人的一切，即使是反对自己的人，他也能采取具体的分析态度，取其长而弃其短”〔10〕。鲁迅待人之宽厚如此，何“刻薄”之有？
王文从鲁迅一篇文章中类似遗嘱的东西中摘引四条，归纳为三个“彻底”和一个“弘扬”，说鲁迅“对自己也过于苛刻”，亦即：
四、彻底否认夫妻感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王文所引四条遗言中的头一句，是其所加的“评语”而非原文所有，其所引第五条中缺“空头”二字。对于上述之误，《书屋》杂志2002年5月号已作了严肃更正。而王文所加的“评语”非只曲解，几堕于恶趣！
上述所引四条见于鲁迅一篇叫做《死》〔11〕的文章，原文有七条王文只引了四条，原本不是要当作遗嘱来公布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死》的那篇文章中附有七条类似遗嘱的东西，现在是被大家看作真的遗嘱了，但实际上，先生显然不是作为遗嘱来公布的，他写的是已经过去了的病中的感想，而不是给将来准备的。关于第五条，我认为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后来由他自己想出“空头”两个字来了。他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12〕
关于第四条，许广平先生在《欣慰的纪念》一书《忘记解》一节中曾写道：“我不敢说忘记了他，他的一言一行，已融和在我的生活里面，占有一个大段时间，在在都受到了影响。”〔13〕通篇找不到任何否定夫妻感情的影子。
鲁迅生前，很见了些挂着文学家（美术家）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引起先生深深的厌恶。这第五条非仅是对家属子女的告诫，也可以作为对一切正直青年的警戒。
以当时鲁迅的威望和影响，他身后难保不会发生一些别有用心者（包括国民党当局）对其家属采取诸如封官或利诱的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事情，鲁迅先生自然不能不预加防范，这第六条正显示了鲁迅先生对于世事的深刻洞察。
在鲁迅生前，一些“正人君子”们干着损人牙眼的勾当，却装出一副“中庸”的嘴脸，“反对报复，主张宽容”，他们常常是“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谎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14〕。对于这类“正人君子”，鲁迅深恶痛绝之，这第七条正是鲁迅与那些“正人君子”们斗争的经验总结。
王文所指鲁迅第三个“败笔”是“由于相信了不客观的报道，由于涉猎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写了一些不那么站得住脚的文章”。在这里，王先生只是甩下一句不负责任的话便“扬长而去”，却没有举出半点证据来加以论述，这很难使人信服。
鲁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的时评和政论主要以自己亲历的事实为根据，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评论，对那些新闻报道之类，一般很少看也很少作为评论的依据，即使要用，也要经过客观的研究。据许广平先生回忆：“他对写作的修养是很注意的，闲空的大部分都用在看书，更多的是外国书。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是细细地阅读外，普通杂志，他只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国内出版的杂志，不过翻翻就算了，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是不肯浪费许多光阴的。”〔15〕“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看或不看，却是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