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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交四类分子的“变天帐”。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帐”，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帐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帐”。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帐”，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帐”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长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长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最可恨的是民兵在追赶逃跑的被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村办劳教中，被打的3千多人，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开枪打死、打伤12人（其中死亡5人），因殴打致死18人。现在一说“大跃进”，就不要政策法律了。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他们搞的村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被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村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搞一阵子村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把我的看法和省委王部长通了电话，他支持我的观点。地委几个书记都认为搞村办劳动教养是与政策法律不符的。这种劳教是那里发明的？有的人脑子发热，乱来，甚至是非颠倒。高唐县一民兵开枪打死偷吃苜蓿草的群众。饥饿争食，何况争的是喂牲畜的草。要处理这个民兵时，县公安局长说：“要保护民兵的积极性。”开枪打死无辜百姓的人，还要受保护，这是哪家的法律？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坚决依法处理。劳教工地上打伤人、打死人的，要坚决依法惩办。政法队伍要整顿纪律，严格执行法律，否则会无法无天。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于“风向”不对头，但我认为于事实法律政策对头。
大跃进中村办劳动教养
肖 磊
2009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50
工作组结束了调查，向省委政法部汇报了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的情况及赵新亭专员的谈话。抛开“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话套路，工作组员们畅所欲言，体现了“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的要求。政法部领导同志听了汇报表示：村办劳教试点先停下来，不要推广。两个县村办劳教试点遗留的问题，如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要妥善处理。随后工作组向赵新亭专员转告了政法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笔者记录了赵新亭专员听汇报时的谈话。打开半个世纪前的记录，还犹如忠言在耳。这是赵新亭专员对错误的村办劳教的抵制，又一次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在十年浩劫中，这位人民的好专员受尽迫害致死，使人痛心。笔者表示对他的怀念。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腐败论——中国当代腐败成因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
于洪珠
2009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757
堕落滋生腐败，腐败必然腐朽，什么是腐败？腐败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腐败？腐败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它的历史成因是什么？我们怎样看待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形势？如何推动反腐败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回答反腐败工作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推进反腐败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反腐败工作？。这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因此，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
一 腐败的定义和起源
什么是腐败？汉书记载为：“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粟，就是谷物。这是最早出现的关于腐败的说明。主要是指粮食霉变不能食用。现代词条对腐败是这样定义的：“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通俗的说：就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泛指政府官员的堕落行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手中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就是腐败行为。实际上说轻了是违规违法；说重了就是经济刑事犯罪。腐败并不新鲜，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代腐败的特点和存在的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说谁是中国历史上腐败的鼻祖，应当属于夏启，他废除了禅让制度，把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开创了历史上腐败的先河，从此，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二 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
如果我们从本源上探究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它的根本因素起源于私有制。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讲：物质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获取物质的前题是交换。当一个人能用手中权力交换到物质又不被束缚的时候，就会无限的放大这种权力。这样，腐败也就产生了。除非他受到道德的、法律的、或宗教的力量约束才可能放弃这种谋利行为。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封建剥削思想残余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当权者没有道德修养，法律又对他的腐败行不能及时有效制裁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无形的商品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取更大的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行为，也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
从历史上看，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严重的时代也就是腐败现象最严重的时期，比如：由于元朝统治阶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漠视，才使得明朝初年的官员道德水准低下，官场腐败横行，以至于用剥皮实草的残暴手段才把官场的贪婪腐败之风镇压下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先驱们高举反封建的旗帜，纷纷著书立说，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品德教育的部分也当作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割裂和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德育教育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只要略加考察就可以看出，这帮腐败分子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教育成长起来的，所以才会形成了我们社会生活比较严重的腐败社会现象。
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是品德。也就是人品。你首先是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其次是才，才是才干，才干是术，术是科学，是技术。术会教你做事，解决做事问题。但不是德。德是做人。人无德不立。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到的科学知识去做事，但不会解决人的品德问题。中国历史上，孔，孟，旬，墨，老，庄，诸子百家学说中做人的道理异彩纷呈，传统的国学教育完全能够完成对人的品德培养，把人培养教育具有良好道德情操的人。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教育中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国学对人的品德成长的熏陶，这种传统教育缺失的结果，导致了受教育者科学知识丰富而德行欠缺，一但这样的人手中拥有了权力，极易用手中的权力去搞腐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这种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对人道德培养教育的行为不能不说是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说，就依法治国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国有常刑。没有法制国家就会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但仅仅靠法制就能遏制腐败吗？未必如此，我们现有的腐败行为都可以在法规法律中找到处罚的依据。而腐败行为依然没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治理；究其深层次原因，与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从开始就把管理抓好，使他们都能廉洁从政。也就不会存在这种腐败多发的势头了。那样要比等到他们腐败后制裁他们要好的多。如果想要依靠法制替代管理的办法治理腐败是不可能达到目地的。一个管理好的人不管法制如何他都不会去腐败。而一个没有管理的人一旦有机会他就有腐败的可能。我们处理了那么腐败分子，这不是成绩，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精英，他们都应当在为我们的国家创造财富，确因为管理的缺失，导致他们走上腐败的道路，最终害党害国害已害家害民。这不能不说与我们以过于迷信法制有关。
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法制和西方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有法制和宗教，他们的宗教对他们的法律起着管理的补充作用。而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只有儒教，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仍在遵守着某些儒家的准则，总的来说儒教是被破坏掉了。而中国人相信的所谓宗教对人起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