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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十日，《水浒传》在北京角门开拍。不仅仅是出于对于敏的担忧，还有我们与香港名导演的首次合作，我一整天都在武戏现场。开拍的第一场戏是白云客栈，燕青打完擂台之后被官兵追杀，与李逵一起出逃。于敏没有经历过武戏的拍摄，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只有大名鼎鼎的袁和平胸中有数。我看着他们现场的交流合作，指指点点。晚上看样片，于敏手中镜头的移动非常准确到位，构图既不呆板也不花哨，画面及其“顺眼”，舒服。袁导说，“这个摄影感觉很好，所有的要求都能达到，一点不比我们原来的摄影差！”
可以说是最多让我疑虑的于敏最先奠定了我的信心，让我看到通过合作我们可以驾驭这样的创作，我们与另一种工作方式是可以融合的，我们具备大合作的能力。
于敏真正给我留下不同凡响印象的，是《水浒传》王英与扈三娘战死的一场戏。这是一个连贯运动的长镜头，于敏背着斯坦尼康站在吊车平台上，吊车将他从城楼徐徐放下到地面，然后于敏背着斯坦尼康一直进入小巷。在这个长镜头中任何一贞的画面都没有构图、镜头描述（表达）的不妥，一场恶战之后尸身遍布的凄惨，王英扈三娘战死的壮烈，镜头的语言丰富饱满，流畅。很可惜的是在最后的成片里面这个镜头被剪碎用了。一九九八年于敏荣获电视飞天奖《水浒传》最佳摄影。
于敏从二○○○年开始在我们的合作中担任导演工作。《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中几场关键的戏是于敏为我们补拍的。然后就是今年完整的《永乐英雄》。岁月的点点滴滴灌注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就是对某件事、某个人的热爱，从愿望融合为事实的现象，也是人从激昂的青年到沉稳中年不知不觉的转度。
新年聚会，赵箭偕夫人同来，几日前在浙江横店拍摄《永乐英雄》，赵箭还是风风火火，喝三吆四，满脸的飞尘和疲惫，家中两日改头换面，衣裳光鲜，见面寒暄竟然面露腼腆，像个初入电视行希望找份活儿干找个未来的年轻人。
赵箭是个厚道人。十年前与他初识，他英气勃发，项子上系着暗红的丝巾，一身牛仔打扮，用眼角打量人，说话果断决然，没有半点的含糊意思听着常常像是在威胁人，那个时候他的激进前卫怀才不太遇，悄悄掩盖了他一个西北汉子的憨厚。岁月流逝，遇事诸多，赵箭经常激奋的情感内敛了，“激情”虽然在拍戏的时候经常被他豪爽得像是“家私”一般翻弄出来随便使用，在平时，又小心而吝啬得不知道被他藏到了哪里。他沉稳了。暗红丝巾偶尔用用，说不清是对过去的一种黯然怀忆呢，还是那天北京的风果然有点大。人的年龄就像一列往返故乡的火车，到过异地的繁花似锦，惊异过异地的言行做派，见过种种可亲不可亲面孔，在归途的时候，离故乡渐行渐近的时候，心性已经悄悄与久远的故乡暗合。
第三部分想想昨天的旧事（2）
倒述赵箭十年之前的经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陕西度过。那里成全了他现在事业的根基——他是豫剧团的武生演员，也成全了他与宝利的婚姻。孩子出生之后，他才开始踏向外乡的路。之间的经历，坎坷，波折，困顿，以及柳暗花明，留待他日后自己去写回忆录。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几经波折杀打出一条活路。香港人开始在大陆拍摄武打片的时候，因为大陆人才济济，不仅仅各省各市都有武术队，各种戏曲剧团也有的是武生演员，而且人员价格比香港便宜，于是纷纷与大陆的武生们合作。他们有的直接扮演角色，有的就成为武师。赵箭偶尔客串角色，大部分时候是武师。他逐渐在同行中出类拔萃。1994年我们拍摄《水浒传》，需要不少有经验、有创意的武师，赵箭是被推荐者之一。在一个无月亮，有轻度风的夜晚，我在北影厂内一盏路灯下看见被孤灯独照的赵箭，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样一副暗红丝巾、眼角看人的挑衅模样。我想他一定见过不少坏人。他话不多，“行”，“好”，“就这样吧”，倒是字字掷地有声地干脆。低眉思索之间也乍然流露出掩藏不尽的诚恳……
我喜欢赵箭，可能就有当初一见面时候他的那副“狰狞”模样。这远远好过另外一种假扮真诚、一直面露感人笑容的人。赵箭不是。他跟我扮恶，仿佛随时准备翻脸。
《水浒传》中开始他是武戏的武术指导，具体工作是根据动作导演的要求，将人物的武打动作、行为途径设计出来，行话叫做“套招”，是动作导演的主要助手。赵箭干得尽心尽职。脑子好，体力好，动作设计得体漂亮。《水浒传》拍摄十个月后，因为拍摄进度缓慢，依靠一个文戏组、一个武戏组的拍摄很难完成预期的计划，我们决定再增两组拍摄人员，文戏由当时的副导演陆涛另分出一摊，武戏就交给了表现卓然的赵箭。这是赵箭第一次的动作导演出场。尽管赵箭勇于担当，胸有成竹，我还是不敢放心，一连几天跟在他的现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胸有成竹，像高俅踢球、武松飞云浦等等完全经由赵箭导演出来的武戏，非常精彩。
从此，赵箭与我的合作日积月累，到二○○四年已经十年。之间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永乐英雄》，他都是动作导演。对比观看这几部戏，明显看出无论武打的设计还是人物的塑造都在进步。这实际上就是赵箭努力奋进的证明。我觉得我们拍摄的武侠故事，就武打设计而言，已经超越了从前，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赵箭对于人物武打动作的设计已经摈弃了单一的模仿，低劣的噱头——惯有的惊险噱头或者滑稽噱头，他能够从人物的性格、思维逻辑出发，引申到不同的动作设计。像《天龙八部》中乔峰的动作，既茁实厚重，又充满原作小说中江湖大哥的豪迈之气。
十年的时光飘逝若流云，又片片刻刻都在眼前。合作只是一种工作的关系，而透过这种人人都有面临的工作关系，能够清楚看到的，再不是初见面时的“和善”或者“戒备”，人人本性流露。我感激赵箭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十年交往，剧组遇到的困难无数无数，有过前程有望的希冀，更多时候是突破困境的艰难，赵箭无论身陷其中还是与他无关，他都没有旁观过。他解急解患，从来都是发自肺腑，没有过任何的表白作态。他不邀功，也不喧哗，十年过去，在他的神态、行径之中，一九九四年的表情早已经荡然无存，更多的是厚道与宽容，交于他身边的一切人与事。
人到中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从岁月的流逝来说，当然不大好，但是有十年的时间认识一个朋友，揭发一个真人，当然是好。岁月留金哪，矿产是那样酝酿的，人埋在岁月之中，也是被这样酝酿的。
小时候的许多理想没有成为现实，比如我也想当宇航员，但是代表中国人飞上天的是杨利伟；想成为一名在舞台上飞旋的舞蹈家，但是现在的身体胖得像质量最好的面包；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在电话里面向我宣读一本杂志的新闻报道开篇：“日前美军在……地区抓获一名长得像张纪中的人，美军士兵说他就是萨达姆！”只有一件事情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成为了现实，那就是我的小学老师说的“日月如梭”，“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
何止“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一眨眼五十年过去了，一眨眼又一年过去了！这是我少年时代眨了无数下眼也没有成为的现实，今日兑现！
这一年是“终于过去了”，波澜起伏尘埃落定，应该还是欢喜的：忧扰多少人的“非典”终于过去了，中国人终于圆满而顺利地上天、落地了，女排终于大获全胜、让冠军重回怀抱了！
这真是“一眨眼”的魔术啊！回想起来，事事都还历历在目。作为辞旧迎新，回顾一年既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也是铭记！
“非典”在北京风波乍起的时候，正是《天龙八部》开始后期剪辑之时。参与后期工作的人从最初的十多个，逐渐减少为五六个。可以不来的都不让他们来了，留下的都是无法缺减的精兵，我，动作导演赵箭，负责补拍、为《天龙八部》做宣传片的于敏，制片主任阙新，香港铁杆王宥宁——动效师，剪辑师张津，还有几个无论荣辱生死都相随的家人。阙新和赵箭先后成为大厨，他们做饭的手艺在“非典”期间不但安抚了大伙儿的胃也成了身体健康与否的鉴定：饭吃得香身体肯定没有问题！大伙儿白天黑夜的干活，余下一点睡眠时间还相互鼓励锻炼身体，跑步跳绳。到了四月下旬，《天龙》初剪完成，开拔浙江象山看《神雕侠侣》外景，与象山人谈定合作搭建“神雕侠侣城”。
再回北京已经是“非典”之后逐渐风平浪静的六月。决定拍摄《永乐英雄》。这部起意为了磨合明年《神雕侠侣》的三十六集电视轻喜剧，开干之后竟成为二○○三年下半年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年底，《天龙八部》开始在各台陆续播出，象山“神雕侠侣城”的搭建工作已经开始，《永乐英雄》在浙江横店圆满杀青。
一年又到岁末啦，忙忙碌碌间怀念匆忙逝去的日子，也怀念匆忙逝去的人。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凌晨接到梅艳芳病逝的信息，内心凄恻。一年前我们还在一起共贺过新年，还相约过有朝一日的合作，这“有朝一日”是永远地没有了！
新年初始，衷心祝愿天下所有人健康平安！
第四部分人事如潮
大家天天在一起，日常相处得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而会有一些家人般的熟不知理，言语有时也会磕磕碰碰。然而当我在新京报的这个园地渐渐梳理我这些年的时光流逝，我发现我们共同度过的年年月月无论是长是短，已经将沉浮在日子中的人与事刻记在每一段的记忆里面，不会忘记。
我想起了李黎。想起他让我心酸，他已经在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去世。
我们认识的很早，将近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五年，我在山西轩岗矿物局的文艺宣传队，那时经常有一些宣传队之间的演出交流。一天来了一支部队的文艺宣传队到我们轩岗矿物局来慰问演出。大家都是二十刚出头的人，演出完了吃饭聊天非常热闹。我认识了李黎，他当时还不到二十岁，面容英俊长得像年轻时候的电影演员王心刚，他在宣传队唱男低音。在所有的热闹之后，我与李黎是交谈最久的，我们谈抱负，谈对艺术的渴望追求，这些在当今的年轻人看来或许很可笑的话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渴望的语言。我们谈得投机而尽兴。第二天，部队宣传队按计划去五台山游览，我们都觉依依不舍，他也邀请我也要求，一起去了五台山。那是一九七五年的隆冬，零下近三十度的气温，我们都是坐在敞篷的军车里面，冻得脸都没有感觉了，还张着嘴一路唱了三个多小时的革命歌曲。李黎的男低音今日想来都仿佛环绕耳边。五台山的游览草草，重要的是大家分别合影留念，然后军车回部队，我自己再搭车回矿物局。这样一别人海渺渺二十年。一九九五年，我们的《水浒传》开拍在即，扮演花和尚鲁智深的演员臧京生在天津不知何故见到了李黎。相互询问在哪干嘛自然而然说到了我。几天以后，心情激动的李黎拿着二十年前我们在五台山的合影到北京找到了我。他担心我早忘了他。我没有忘了他，谁也没忘，然而事实证明他带着照片是对的，如果没有照片，我根本不会相信站在我面前有些浮胖，个头不高的这个中年人是我记忆里面的李黎。那不是青年和中年的差异，而是抱负与现实的差异。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曾经的壮志和对于未来的信念，已经被现实冲刷成了一个旧时的泡影。他不想再在学校干保安了，他希望因着年轻时候的梦能够干一些与艺术有关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可能是因为曾经相同的经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同意了，让他做导演的助理。就这样，在《水浒传》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他积极努力地做一切导演要求的工作。如果他不是积极努力，或许他不会那么早的离开人世。
一九九七年。《水浒传》在北京进入后期，我们又推介热爱艺术的李黎进入另一个大戏剧组。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