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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孩子不再平安，那他们打日本人是豁了命，一根筋地去打的，我在山西农村就听说过无数极其悲壮的打日本人的故事，日本人是机枪大炮，红了眼的山西农民举的是红缨枪，铁镐锄头这样的种田的用具。所以说起《吕梁英雄传》，无法不热血沸腾。
老院长彭毅亲自与作者联系，我在十多年前的工作是回一趟北京，找中央领导为我们的《吕梁英雄传》题写片名，寻求这样方式的支持。
马烽在当时是支持我们的意愿的，因为作为一个山西作家，他完全了解山西话剧院的背景，与吕梁地区的关系。《吕梁英雄传》很快进入到剧本的创作阶段。但是，剧本写了好几遍，无论是马烽还是我们话剧院，都是不满意。这样，有将近三年过去了，这件事情逐渐搁浅下来。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老院长彭毅又开始忙碌、奔波话剧院其他的事宜，我呢，则开始渐渐全面转入电视剧的拍摄，制作。
然而，我们都没有忘记要拍一部“历史上”山西农民打日本人的故事，拍《吕梁英雄传》。
之后听说，山西电视台随后也参与过《吕梁英雄传》的拍摄想法，种种原因同样没有实现；再随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买了《吕梁英雄传》的拍摄版权，也是经历若干年，直到二○○三年版权期限到期，也没有银幕实现。这样在忙碌和等待中度过了十几年，形势又回到八十年代末的状况：我们要拍摄《吕梁英雄传》。
同样具有这种想法的，还有山西省委。这十几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我更加具备了电视制作的经验和能力。我是北京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山西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山西人，大家都觉得，把这样一件与山西直接相关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是合适的——可以说我一直以来期望在屏幕上表现农民题材的故事，拍摄农民的生存与情感，统统来源于我在山西农村插队的生活，对农民的了解，与农民的感情。
第三部分不能忘记的历史（2）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距离马烽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吕梁英雄传》拍摄版权到期还有十天的时候，我回到山西太原。在非常追求商业价值的当今，《吕梁英雄传》不具备有完美的商业倾向，但是，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愿望，告诉如今在电脑上熟练地玩着战争游戏的孩子们一段真实、残忍、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历史，都迫使我“不很娱乐”地要做这件事。
由山西省委中介，依然是由山西话剧院老院长——已经退休了的彭毅带领，我们找到了作家马烽的家。那时，马烽已经八十四岁。
但是他头脑清晰，虽然患有长期的心脏病、哮喘病，他依然像一个中年的作家，对他的《吕梁英雄传》滔滔不绝。那个时候马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既不想与北京电影制片厂续签拍摄的合同，也不是很愿意重新找人合作，他还是想自己重新来编写剧本。我不赞同他这样的想法，编剧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绝不是将原有的文字、故事的情节重新编排一下。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了，虽然他“心有余”，但是“力也足”吗？
马烽老先生很执著，我们就没有太坚持。也可以依照马烽先生的意愿尝试一下。岁月无情带来人生的遗憾，三十多年前那段特殊的历史，让多少人在人生最珍贵的年华失去了创作的机会。我理解一个老人的心情。
然而，在二○○四年年初的一月底，从山西传来马烽因病去世的消息。
在去世之前，马烽告诉他的女儿，答应将《吕梁英雄传》完全交付给我们来做。
二○○四年的四月十六日，因为《吕梁英雄传》我再次往返山西太原。同行的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
到目前为止，《吕梁英雄传》名正言顺成为山西省吕梁市委、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山西电视台的合作拍摄项目。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乐观地看，有些事情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及时”做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可能“及时”不应该单指当时，更合适的应该是现在。比如去年非典时期“因闲”而发现的雁荡山外景。站在雁荡山的时候心里有一瞬间冲动的遗憾：如果我们早三年发现……但是早三年未必是好事，《笑傲江湖》未必是合适的机遇，“现在”才是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吕梁英雄传》也是一样，如果十几年前就被我们拍成了电视剧，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知，表达，都会留下比十几年要漫长得多的遗憾。而现在对于这个故事的进入，起码我们在人性，良知，和历史真实的了解上，有了新的积累。二○○三年为准备拍摄《陈赓大将》，我看了大量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无形中也为《吕梁英雄传》填补了必要的知识。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各方面装备，都是远胜于中国的，他们的士兵，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文化既是沟通与理解、认知的能力，这对于一支作战的部队来说，非常重要，而中国的士兵，大多是农民的孩子，对仗的时候基本上凭借的是勇敢，民族情绪。抗战初期，在武器装备上，八路军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步枪，还是那种低质量武器，像“汉阳造”，“老套统”，或者土造的火枪，其余的士兵用的还是大刀，梭镖（红缨枪）；而日本鬼子们呢，每一个士兵都有一杆射程远、命中目标精度高的“三八大盖儿”，每一个班就有一挺机关枪，每个排都有小炮，掷弹筒（作用雷同迫击炮，却比迫击炮方便，拿在手里就能使用），连以上的有重机枪，团里有山炮，山炮就是我们在抗战电影里面看到过的，用马、骡子就能够拉着满山遍野跑的炮，还有鬼子们充足的弹药配备，手榴弹，等等。八年抗战，“八年”证实的也是抗战——打击日军侵略者之艰难。就是在这样对比悬殊的军备条件下，中国人全民皆兵，艰难的，悲壮的，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地将日本鬼子侵略兵最终赶回了他们的老窝。
《吕梁英雄传》是整个悲壮的抗战事迹中让历史、让中国人不能遗忘的山西吕梁的一幕。
第一次看《吕梁英雄传》的剧本在九十年代初，剧本由山西话剧院的编剧编写。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不理想，尤其是故事的结构，在情节设置上依照的还是抗战题材的老套路。第二次看到剧本，相隔了几乎十年，换了编剧，剧本所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是不好，不精彩，人物的“深入创作”又增添了九十年代的特征：女性角色。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看着有些别扭，就像《林海雪原》给杨子荣加了一个情意切切的妻子。第三稿，就是二○○三年，由马烽自己参与了创作、由山西作家张石山和马烽的女儿梦妮合作编剧完成的，我还是觉得不理想。故事的编织不流畅，形势的展开描述也不严酷，剧本的第一集竟然将日本鬼子写成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好人，这样的一种“怀柔政策”，怎么可能是这样？历史的记载不是这样，农民也不是这样。我并不想诋毁农民，但是农民的实际不在于“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被逼迫得没法活，活不下去了，家园被毁，被侵占，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首先的政策就是“三光政策”，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杀光，抢光，烧光。一九七○年我在山西原平上院村插队的时候，听老乡说过，抗战时候日本鬼子还没到，种种可怕的传闻都有了，都是关于杀光、抢光、烧光的，因此日本鬼子第一次进“上院村”的时候虽然才三个人，全村人都躲了起来，那三个鬼子兵将三支步枪架在场院上，然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也是无人之境了，走家串户肆无忌惮见好的东西就拿，抢鸡抢粮。这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恐怖心理，然后，是什么将“躲藏”的恐怖逼迫为打日本鬼子的勇敢？只有是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现实。怕和躲在现实面前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成为了可耻——中国人的血性被煽动了，人的捍卫自己家园与尊严的血性被煽动了。抗日战争不是“和平战争”，是不得不打、即便是用种田的农具也要杀死鬼子兵的义无反顾。
我想要拍摄的是中国国土曾经被无辜侵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这样大背景之下的抗战故事。我觉得编剧仅仅依照小说原文，坐在电脑前编写是不行的。这次的编剧必须到吕梁地区去走访经历了抗战时期、至今还能将那段亲身经历描述出来的老人，来补充、丰富我们要拍摄的《吕梁英雄传》。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我们“娱乐工作”的职业和良心。
第三部分想想昨天的旧事（1）
二○○三年十二月底的最后几天。浙江横店。《永乐英雄》的拍摄已经进入扫尾。这部三十六集、九月一日开拍、原计划二○○四年一月十日完成拍摄的明代轻喜剧，比原计划提早了十五天拍摄完毕。我坐在横店现场“望归楼”的导演椅中，看着导演于敏在移动轨上“驾驶”着他的摄像机，拍摄最后一场众厨娘兴高采烈大跳“迪斯科”的戏，内心满意舒畅，很有一点“望向战场，胜利旗帜迎风飘扬，只等军歌嘹亮……”的喜悦。
又一部戏收尾了，恰逢二○○三年的岁末。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彻头彻尾”的计划，二○○二年年底此时我们还在云南奋战《天龙八部》，直至春节前的两天；二○○一年年底是在无锡着急《射雕英雄传》；二○○○年的年末在沈阳《激情燃烧……》，一直“燃烧”到春节过后一个月；再往前……
我坐在横店的拍摄现场怀揣沉甸甸的舒坦。这是劳作之后收成在望的喜乐。我想农民在秋日望向田野的隐约喜悦也该是大致如此。辛劳耕作了一季啊，犁田（策划剧目），归置农具（说服、组织剧组成员），播种（开机拍摄，一粒种子一个镜头），施肥（增加可喜因素，调整有利环节），除草（将不适当的人从不适合的场景换走），护田（维持主创的创作意图、创作观念），等待收成（坐在横店现场看最后一场戏的拍摄）。一种澎湃的情怀就是这样看啊想的油然而生的！
这天要咬咬牙坚持一下的事情是，有一组镜头要将三个群众演员扔到水塘里去。这可是在寒冬十二月天啊！可喜的是“暖冬”迹象明显，十二月底的天气竟然无雪无冻也无霜，加上天气晴好，我们备好了饱满的情绪，热腾的姜茶，以及装着微薄稿酬的信封，这件事情竟一起呵成。这天比较扫兴的是，头天夜里导演于敏明确告诉我今天有一场“重戏”要我来客串一下，就是八个厨娘兴高采烈大跳“迪斯科”的时候，有一个拉二胡的民间白胡子艺术家也摇头晃脑陶醉期间。于敏吐字清楚地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有表现力的“重要的角色”，非我莫属，但是现在，这场明代戏还在拍着，我却是二○○三年的衣衫装束坐在一边，并没有拉着二胡“陶醉期间”。追究缘由居然“责任在我”，上午来了云南大理“天龙八部城”景地的建设者朋友，来看看横店的“发展情况”，我带领他们看了我们拍摄的景点，又看横店其他的地方，看的我们双方激情澎湃，我因为横店如此的拍摄条件，云南的朋友因为如此的旅游拉动力，就这工夫导演于敏换了人。我是一个对表演有着执著热情的人，而且我基本不计较角色的大、小，戏多戏少，但是……
我多少有些怨恨地再次看向移动轨上“驾驶”着摄像机的于敏导演，我的心竟然重重地仿佛被磕碰了一下：这个在我眼里一直是那么桀骜不羁的年轻人，竟然不知不觉中有了中年的影子……
人行浸在光阴中，就像竹枝植入在泥土里，渐行渐深，再要回首，岁月已经“浓密成林”。
十年前我还是四十几岁，我身边的很多人还是三十几岁，比如现在一直跟我拍片的动作导演赵箭，比如康红雷，比如于敏。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水浒传》在北京开拍在即。剧组分文戏和武戏两个组，武戏邀请的是香港导演袁和平兄弟，出于经费的考虑，没有同时邀请他们惯以合作的摄影。这时就有朋友向我们推荐南京人于敏。开始我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因为听说于敏是话剧演员出身，干电视摄影完全是出于他对这一行的无限热爱。尤其是看见于敏的时候，高高个子戴一副眼镜，一束长发乱乱地绑在脑后，斯文中流露出形同美国演员“彼特”的狂傲不羁。这应该还是一个演员，我心想。然而时间的紧迫和朋友推介的肯定，我还让他和袁家兄弟见面了。人家的担忧和我是一样的，袁和平与我强调“武戏的摄影是很艰难的，身体会很艰难（掌控摄像机的幅度、角度），技术更加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