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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的纸币已经开始印刷，目前总共有5两、10两、20两和100两的面额，纸币开始印刷了，但是银行还没有开张，所以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家银行是什么银行，赫德这时候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番。
说是由广枺捞ㄖ炀绰缀臀槭霞易濉⑴耸霞易濉⒙霞易逡约耙妒霞易澹宕蠹易骞餐蹲蚀窗欤壳耙丫〉昧斯銝｜政府的法定货币印刷许可，粤海关所有下设海关，全都接受该行纸币，该行纸币在广枺衬谟涤薪赡伤翱睿郝蛘撇墓惴喝Α�
这家银行的背景一出来，顿时很多人的吸引力就从交易所转到了银行身上，开始询问这家银行的业务范围，能提供什么服务，还有人为是否接受入股云云。
赫德回答，该银行总部设在广州西关，目前不接受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存贷款业务，发行债券业务等，但是对于特殊客户，可以提供承兑承保服务，当然这特殊客户，必须是在银行拥有巨额存款的贵宾客户。
宣传银行只是给赫德的一个小任务，借机而已，发行债券才是真实目的。
因为资金还是很紧张。
老实说，广枺牟普衷谝丫纳屏撕芏啵盏率窒乱丫瓿闪斯阏芈薜馈⒏呃籽舻篮突莩奔蔚廊赖牟普母铮拔褚约爸С龊怂悖菔倍挤旁诹撕盏轮鞒值乃拔袼局校瞧渲谐斯阏芈薜劳猓渌降捞峁┎焕词裁窗镏呃籽舻郎踔林苯泳褪堑固坏詹还凰敖穑沟貌固钡卣目裨蛉霉僭泵腔氐焦ツ侵掷账魃碳值那榫埃筒皇侵炀绰紫肟吹降牧耍莩奔蔚酪步鼋鍪鞘罩胶猓皇裁从唷�
不过广肇罗道的商税开始征收后，税收节节攀升，关税去年有所提升，从前年的210万两提高到了230万两，商税则是从过去官府收的一塌糊涂的厘金，变成了正式的商业税，仅仅去年半年就在各县收了100万两，今年进入正轨后，赫德预计最少能达到200万两。
而这些厘金在过去的官府手里，连50万都缴不上来，完全失去了税收的意义，但是商人付出的成本却一点没少，甚至更多。
至于原因吗，还是陋规，谁都知道，谁都不管，反正钱不够了，还找商人摊派。
就跟过去的海关一样，管理散漫松弛，受贿纵私成风，走私漏税一直十分严重，政府应入的税收被层层私吞。1852年的时候，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曾经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5、6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1500万斤，可见透露的数目是正常应缴的三倍以上，商铺厘税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官府手里收不上来三五十万，在赫德手里就能收200万以上。
但即便税收收入如此丰盈，依然不够花的，光是给各地官府回拨经费，就占去了200万，还不如不纳入这么多地盘时候能用的钱多呢，原因很简单，朱敬伦大幅度提高了各级管理的薪水，让即便是县城的小吏，也能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每个月至少能保证5两银子。
当然他们的薪水划拨后，由各县的户房发放，这种财政部门，当然已经倍朱敬伦收编，现在从上到下的户房，都已经归赫德税务司直属，等将来制度成熟之后，朱敬伦还是要划分出来的，赫德的权力太大了。
划拨了各地官吏薪水后，朱敬伦可用资金就只剩下一百多万，这一百多万根本不够，手下数万大军的军饷，就把这些钱耗光了，但他们的军火物资，军粮，训练经费，至少还需要100万，兵工厂日常运作50万，又采购了30艘军舰，最小的炮舰也得5万两，总共50万两，最大的5000吨级巨舰造价高达50万两，加上千吨、3千吨级等舰，合计就有150万两的支出，因此这些税收根本不可能够。
但如果以这些税收做抵押，广枺梢苑⑿懈蠊婺５恼邮谐∩先谧剩�500万都不是一个大的数字了，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怎么保证政府的公信力，让大家相信政府会还款，主要是让华商相信。
朱敬伦请来了一百二十个商人到广州，对这些商人说，他该给他们还钱了，前年年底，借这些商人的钱，该还了，而且还晚了几个月，所以朱敬伦十分歉意，发誓以后不会拖延，还要跟他们立约为证。（。）
第三百三十一节 徙木立信（）
商鞅在变法之前，在法令颁布之前，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的木头，然后，告诉民众有谁把这根木头搬移到北门，就赏十两黄金，十两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赏金，所以人民觉得很奇怪，不敢相信，没有人去搬动。
商鞅再下令有谁把这木头移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大家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个比较大胆的人，就把木头移到了北门，秦国政府马上发下赏金。这个事件过后，商鞅才颁布新的法令，他的法令就得到了信赖。
整个商鞅变法期间，有拥护他的，有反抗他的，但是没人怀疑过他的法，因为他的法是可信的。到了最后，当商鞅自己要逃的时候发现，他的法竟然让他都逃不出秦国，只能束手就擒，他的法成功了，约束了秦国的每一个人。
按照中国的观念，商鞅的法是恶法，所以后来两千年，儒家势力一直在打击秦国法制，尽管后来的朝代都不约而同采纳了秦国执行的郡县制，也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再也没有回到秦国时候的公信力了。
商鞅的法制是有问题的，法律太过苛严，动辄割鼻子挖耳朵，但有一个特点，对所有人来说，法律都会执行，或许执行的力度不同，比如太子犯了法无法惩罚，就割了太子师的鼻子，而太子师可是当时的秦孝公的亲哥哥。
跟后世儒家讲究的刑不上大夫相比，商鞅的法律应该是做到了人人平等，尽管人人都很难受，但他确实很平等，因此有人骂他，有人爱他，但没人怀疑他，做到了跟商鞅在城门口立木头时候的初衷。
朱敬伦现在也得立一杆木头，他也要取信于民，跟这些富商的约法，就是他的城门立木，他告诉这些商人，他之前有些疏忽，借了银子忘记还了，晚还了几个月，实在是对不住各位义商，所以他决定除了按照当初约定的利息外，还向这些商人赔偿一倍的损失。
朱敬伦刷刷将这些内容都写在纸上，最后写上保证，从他以下，各级官吏，不得无故逼索百姓财务，若为借债，依据付息，延期当与债主协商，许可后按照约定利息延期，若债主不许，则当立即归还本金，强行拖延，债主可至官府诉告。
在一个个老商贾惊悚的神色中，朱敬伦亲自手持一张官方契纸，上面已经签下了他的大民，请各位商人一一签字，朱敬伦的神色不容置疑，第一个人颤颤巍巍的签下了大名，后面的也不敢违拗，一个个签下后，朱敬伦立刻让黄三公拿去找人勒石刻碑，就立在自己的衙门口，然后还要印刷成告示，发行全省。
这是一份宣言，一份保护私有产权的庄严承诺，朱敬伦就是用自己的行为立一个规矩，他的政府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任何官员都不能无故侵夺他人的财产，包括他朱敬伦也不行。
后世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第一个在英国发生，跟英国良好的产权保护有分不开的关系，后来英美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依然有这种因素在里面。落后国家的富人，都争先恐后的往英美移民，也是这个原因。
一个学者还发出过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全世界各国人，都从来不怀疑英语国家会侵吞他们的财富，西班牙语的国家没人信，法语的国家也会被怀疑，唯独没人怀疑英语国家。
朱敬伦很认可，对财产的保护，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也许是对人的权力的保护，加起来就构成了法治的核心要意。
让他感动危机的是，不止是后世，就连这个时代，广枺挠星擞龅轿Ｏ眨枷胱磐愀叟埽源佑辛讼愀郏拿哦疾皇撬堑牡谝谎≡窳耍⒐硕运说娜Φ淖鹬睾捅；ぃ娴闹档盟泄已啊�
十个国家中，至少有九个做不到香港投毒事件那样的事情，包令的老婆都被毒死了，他还能做到让凶手接受应该的司法审判，最后还能证据不足释放，这种事情那时候是深深触动朱敬伦的心的，这不是某一件事，而是每一件事，相信广枺舜耸币丫苋峡捎⒐说恼庵制分柿耍蝗徊换嵋槐叩沟耐愀厶幽选�
现在朱敬伦要做的也是这种事，他需要让所有人相信，广枺彩腔岜；ご蠹业娜Φ模绕涫窃诓撇ㄉ希欢ɑ嶙钗厦艿谋；ぁ�
这个时代，之所以商人赚了钱，就投入到利润并不高的土地上，而不是继续投入到商业中去，就是他们无法安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员剥夺了财产，伍秉鉴这样的顶级大商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小商人呢。
潘承训的族谱中，甚至都不记载他几个儿子接班做总商的事情，豪商自己都鄙弃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投资于商业，投资于工业，将他们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就发下去了，当商人们真的看到各县城门口、县衙旁，都张贴着这些告示，告诉了大家事情的原委，朱敬伦的自我罚款，以及之后的保证，后面还附有朱敬伦和富商们的签名。
这时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有些已经明白了，朱敬伦在拿他们徙木立信，只不过这木是竖起来了，信有没有还不一定，如果真有人把木头搬走而没有得到赏金，反而更加无信可言，因此富商们真的很期待此时有一个徙木的人，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说法，跟某个衙门打一场官司，看看好不好使，没听过还可以告衙门的，到哪里去告啊？
他们很快就知道要到哪里去告了，因为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又发到了全县，在各县设立审判庭，派驻法官审案，并且请当地乡绅名宿有功名者公审，哪怕是县令也可以在这里投告，朱敬伦的司法改革稳步推行到了全省。
说实话，各个法官的素质并不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状师，这些状师也被蔑称为讼棍，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他们，常常说他们怂恿愚民诉告，荼蘼钱财，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坏的坏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当地民风爱打官司的话，想做事的官员，不是严格审案，而是第一时间收拾当地的状师。
儒家世界观下的官员，有种息讼的观念，认为某地人爱打官司，就是民风不够淳朴，喜欢争斗，不和睦，他们讲究的退一步让一步，这样就人人和好了，这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官员阶层如此，不是懒政的官员不想审案，而是名臣都是这样。
就连明代大圣人王阳明，王守仁都是这种思想，《王守仁息讼》甚至以一个知名典故流行于世。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王守仁的一个朋友对别人进行诉讼，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便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前来受教。王守仁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不但是对自己的朋友，对老百姓也这样，他被贬到庐陵做知县，这个县的人喜欢争讼，王阳明就把所有官司压下来，发出告示让百姓不要来打官司，说他身体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阵子之后，才告诉别人，不是他身体不好到不能处理这些事，只是邻里乡亲，应该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一些小事纠纷，相互协商，相互谦让，就能够顺利解决；动不动就打官司，不仅伤了和气，实在不是良善处世之道。
最后还和当地人约定：从今往后，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轻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将亲自前去登门拜访，向他们致敬。
儒家这种认为如果一地百姓热衷于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态，在道德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绝对不可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所以朱敬伦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觉得无处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王阳明是大圣人，他或许能够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为，却给了很多懒政怠政的家伙们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讼自己省事，福健有一个县，好几年县令都没升过堂。
所以朱敬伦不但不主张息讼，而且鼓励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讼师，这些人熟读大清律例，然后派他们去香港的法庭上观摩，请香港的法官培训他们司法程序，当然他们不需要像英国法官那样，穿上滑稽的衣服，带上夸张的假发，他们穿的是官府，朱敬伦找人给他们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