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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骞：当时的瓦房店地区，原来叫复县。境内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当年的头三号地主都是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拥有土地不到200亩。现在你可以算出周扒皮的财富榜位置了。最起码排在2000名之外。
复县土改时曾三次划成分。周春富第一次被划富农。第二次被划双富农。第二次被打死。最后一次纠偏重划富农。
何不干：啊？周扒皮竟然不是地主？而是富农？那你太姥爷高攀了啊！竟然混进中国四大著名地主老财里去了？这不欺世盗名嘛：）
孟令骞：嗯，对！当地土改三次划成分都不是地主！在第二次时被划为双料富农，因为有地有雇农，加上有几个小作坊他在这一次被打死第三次是土改纠偏重新划成分，他家最终还是富农。混进四大恶霸地主之中，只因《高玉宝》这本书。
何不干：唉，抱歉，我用这种语气问你，别介意，我理解这件事情对你们家来说，绝对不是以我现在的心态能理解的，我在小学就对你太姥爷的大名如雷贯耳，小学课本里的课文就有嘛，对他老人家钻鸡笼叫长工起床的做法简直佩服得五股投地，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啊，太婉约和厚道了！钻鸡笼那么脏，又要比长工起得早，太辛苦了，小时候我就在想，这周老先生也算是与黄世仁齐名的中国四大地主之一了，为什么不像其他地主一样，用皮鞭抽长工起来（嘿嘿，罪过罪过！我开个玩笑），而要用钻鸡笼这么费劲的办法呢，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啊！长大了我才研究出点味道了，你太姥爷高啊，不是一般高，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管理学啊，我就更佩服了，可惜了，现在居然听你说这是假的，害得我白佩服了这么长时间，唉，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还麻烦您老花那么长时间来纠正咱们，惭愧啊惭愧！
孟令骞：嘿嘿！不客气不客气！
3、周扒皮的三次“幸运”
何不干：半夜鸡叫这个故事，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书，据说这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不少第一，其中一个就是这是唯一一本书名叫《高玉宝》，作者叫高玉宝，里面的主角也是高玉宝的书？根据你书里说，这本书真正的作者竟然不是高玉宝？你的意思是这纯粹是一本从书名到内容都在造假的书？
孟令骞：当今造假一词泛滥。直接说“半夜鸡叫”的故事和《高玉宝》这本书的内容是假的，我心里很复杂。或者说很心痛。但它的确是假的。
《半夜鸡叫》这个故事是假的。它是编造的。《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也可以说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真正的作者叫郭永江，笔名叫荒草。
何不干：靠！无法置信，竟然连作者都是假的？这事也真够荒草的。
孟令骞：“周扒皮”也是造假造出来的。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画的字后人在他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上去。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更能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进行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而什么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而周春富的侄子是当时的保长，土改时被判成反动保长和反革命分子。他俩被写到书里成为罪恶的地主父子。这是第周扒皮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周扒皮”的制造就是这样一个经过简单概括，所以我在书的后记里写到：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文盲作家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凑合”而成的产品
何不干：这有点不地道！有点欺负死人的味道，被冤枉死了，再猜上一脚？
孟令骞：别激动，兄弟！这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何不干：难得难得，你还能这么理性，我现在对你也像对你太姥爷似的无比敬仰了，嘿嘿。
孟令骞：呵呵！我要不理性还不早窝囊死了，但那的确是周家后人的窝囊一辈子屈辱一辈子的事情。
4、作者不反对“翻案”说
何不干：从那一年开始动念头想写家族史的？这本书在网上已经开始流传了，好像影响越来越大？我看到一些声音，不少人都在说你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为你曾外祖父翻案？你听到这种声音感觉怎么样？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你是想翻案？
孟令骞：其实我不反对“翻案”的说法。
何不干：嘿嘿，你想翻什么案？
孟令骞：不少人强调的“翻案”是过去几十年里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思维。那是一定可怕的政治帽子。政治帽子的厉害，在那刻怕的年代里可以让魔鬼变成天使，也可以让天使变成魔鬼。而我理解的“翻案”就是还原事实。没有什么比事实更重要。我最开始动念头写家族史，是因对自己这个父母辈屈辱的家族历史感到好奇，我小时候也受到影响，直接造成了我性格中的自尊和自卑双重。后来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说不清楚怎末回事。有乎？无乎？即使很多头脑日趋理性的人凭借常识和理性知道当年的很多荒唐事件。刘文彩的水牢和烟池、收租院真相大白后。但是对其来龙去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半夜鸡叫是最典型的一个。尤其是因围绕“半夜鸡叫”而衍生的典型人物，在延续至今近4000多场报告中对“半夜鸡叫”的肯定，更让人莫衷一是。我有必要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我为此准备了五年。视野也是越来越清晰。这就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各类事件和人物，他们对历史的促动不可小觑。半夜鸡叫是一个典型的标本。
5、周扒皮是大家的“太姥爷”
何不干：有一种声音，说是周扒皮是一个文学形象，意思周扒皮只是一个地主代表，让你没有必要对号入座，甚至有人说是你非要靠上周扒皮，想借着名人出名？希望没刺激你，嘿嘿！
孟令骞：你问得很客气了。网上有更激烈的骂我的话。骂我在吃棺材本儿。
何不干：这有点过了，太过了，嘿嘿！
孟令骞：说道周扒皮自然要说到《高玉宝》这部书。这部书在1950年代初期，先是发表了《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章节后，才与1955年结集成书的，取名集作者、书名、主人公以一身的《高玉宝》。当时就是要批判旧黑暗歌颂新光明，突出人民军队大熔炉的伟大力量。这一切又是发生在一个文盲战士身上，其教育意义和典型性不言自明。当时出书虽然作为自传体小说出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一部完全的自传。周扒皮是书中地主周春富的绰号。尤其是在以后长达二十年的强化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反面人物周春富的一家遭遇灭顶之灾，家族和后人时候始终活在命运的重压下。这个时期的灾难不是一个人的，甚至不是一个家族的，而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从这个意义上，周扒皮是大家的太姥爷。
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和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的真实性从没有让人怀疑过。在刻画中国四大罪恶地主的作品中，也只有这两者完全取自阶级对立方的真名真姓。而另外两个作品中的罪恶地主，《白毛女》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的原型却在后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中虽被典型化却少有人对号入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人叫黄世仁，也找不到一个人叫南霸天。
只有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和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是完全安在真人头上的。
6、周扒皮是新时期的致富带头人吗
何不干：你对你太姥爷的看法？你对你太姥爷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孟令骞：两千年前孟子说过：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个恒心是就安身立命的责任感，对家族对社会都是这样。就是在当今的社会，最希望稳定的恐怕不是穷人，而是富人。周扒皮只是辽南乡村的一个小富户。离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里的传统乡绅对中国的作用还有很大差距，但他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优缺点都特别集中“勤俭到极致、吝啬到极致、诚信到极致”，还有一条就是“一根筋到极致”。在当时的暴风骤雨中，存在各种偏差在所难免。在土改那阵，他直到被打死也不肯说出地契的藏处。因为他就是不明白他的心血辛苦攒的的地，为什么要白白地交出去。但今天提起这些我很尊重我的太姥爷。
何不干：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的价值观似乎已经完全回到并超过了你太姥爷的时代了，现在也在鼓励土地流转，勤劳致富，带头致富，似乎你太姥爷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是新时代的致富带头人了，说不好现在就进人大和政协代表我们去了，嘿嘿。
孟令骞：最开始打算写那些事情，是因为我少年事情就生活在家族的历史阴影中，感到屈辱甚至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的具体罪恶是什么？现在有人看了我的书，说作者的记述不是孤证。当初我的唯一出发点只是想让自己知道、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正是这样我才能心无旁骛的一心求证搜集所有资料、细节、背景。如果是第三者，他不会有我的那种迫切心情的。现在来看，我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做法。
但这项工作的复原的难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有人说历史有时候越远越清晰。宏观到微观。首先是所有的时代大环境。然后才是具体人物、具体事件。
7、他还原了什么
何不干：那你都还原了什么？
孟令骞：大环境大背景主要有民国、伪满洲、共初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辽南地区的乡村生活和大小事件。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周扒皮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呢。
具体来讲我还原了如下事实。
1、周扒皮的真实热点：勤俭、吝啬、讲规则、诚信、对伙计宽厚。
2、高玉宝没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
3、“半夜鸡叫”不存在。
4、《高玉宝》这部书的真实作者是郭永江，笔名荒草。
8、他想反思什么
何不干：你认为人们能藉此反思什么？
孟令骞：反思之处有：
1、土改真的不能提吗？一提土改就大惊小怪，惯用阶级斗争思维看土改。政策和路线是生命。但现实经常是，使用暴力总是比说服简单，发号施令总是比按照法律办事来得痛快。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其实都应该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由习惯法和道德组成的。一个任意践踏底线的社会，即便是单纯地从物质经济发展角度，也很难走得很远。土改后一些农民一改踏实肯干的作风，放开肚皮大吃，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也成了富农。这样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是当时却是真实的。“劫富济贫”、“杀富济贫”应该是绿林好汉们干的，一个社会的合理发展，还是要依靠一个公平或相对公平的机制，而不是出身搞定一切（或者关系搞定一切、金钱搞定一切，有什么区别？）。
2、洞悉人性的黑暗。革命、改革许多时都是好的－－因为不符合了更多人民的利益，所以寻求改变。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符合了多数人的愿望，那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去拥护呢？坏的是阴暗的人性。夹带在革命的潮流里，利用执行者的便利，满足自我的私欲，用政策愚弄着人民、想平日之不敢想，做平日之不敢做，于是种种变态的事情打着光明正大的旗号发生了。政策本身是一条直线，但是执行时层层加诸上去的阴暗的人性的私欲慢慢的把它扭曲变形了。所以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