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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确实曾非常渴望拥有一间能听见蛙鸣的书房，我确实是个爱用蛙鸣和稻香点缀心情的小酸人。与此同时，我确实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忍受青蛙在楼下的喊叫。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数年前还是片污水塘，房地产有暴利后，有人把它买下来填平建起了商品房。前年九江发地震时，波及我们这里，整栋楼有弹性地扭了一下身子，就像人脚下不小心踩滑了一摊烂泥，但很快它又站稳了。
我刚搬来时，虽然小区后面早建了个更大的小区，我们之间的空地却蓬勃着一片菜地，绿油油地逼视着你的眼睛，每天傍晚都有本地的老居民搬着小马扎去那里劳动，农家肥刺鼻的气味从暮色里潜流到我窗前，让我愉快得想打喷嚏。春天的时候，几场雨浇下去，蔬菜和稗草一夜会蹿高好几厘米，青蛙的叫声也从陡然增加的水洼里浮了出来。咯咯咯……呱呱呱……蛙鼓汇成一条小溪夜夜从我窗前流过。
意外而奇妙的景象让我兴奋了一段日子。但是很快，一台牛皮烘烘的推土机闷着头开了过来，就像一个仗势欺人的恶少，所经之处，人群溃散，店铺遭殃。我早晨出门时见它刚开始轰轰轰地喘粗气，下午下班回来，就发现菜园没有了，推土机的履带齿痕生猛地横亘在裸露的黄泥上，像是伤口上的缝针线，新鲜草汁的味道在空气里时浓时淡。
周围的居民说，那里要修条大马路。然后，他们又在马路两侧残存的荒地上垦出了新的菜园，青蛙也跟着撤退到这里，只是数量和气势大不如前。
有时，居委会要迎接市“创卫”检查组的检查，又用小推土机把菜园和蛙声铲掉，但检查组一走，菜园和蛙声又会从另一个地方生长出来。从2004年夏到2007年春，拉锯战打了好几个来回，菜园的面积不断萎缩，但依然见缝插针地苟活了下来。直到此刻，我坐在房间里写这些文字，仍能听见依托蔬菜的庇护潜伏下来的青蛙在叫，只是不像前几年那样嗓门响亮、理直气壮，像失去根据地的游击队员，用咯咯的蛙语充当秘密接头的暗号。
我听见青蛙在窗外叫时，就克制不住这样的想象。这严重破坏了我对蛙鸣的审美。就像在菜市场听见被绑肿了腿的青蛙们挤在案板上叫，我感觉实在糟糕。在我们城市的一些公园里，偶尔也能听见蛙鸣，呱——呱——呱，孤寂地从假山后面传来，像是一个被囚禁了十几年的人偶尔从山洞里发出点声音证明自己还活着，这样的蛙鸣给我阴森绝望的感觉，我甚至能通过音色想到发声者的样子：它浑身长毛，眼睛已无力全部睁开，身体土坷垃一般一动不动。
我现在知道了，我并不是无条件地喜欢所有的蛙鸣。
在老家的郊外和乡下，有许多水草丰美人迹罕至的野塘，塘边潮湿阴凉的泥地和草丛，是青蛙进退自如的居所，它们平日蹲在岸边捕食，一遇风吹草动，就纵身没入水中，半分钟后，在数米外的水面探出两颗小葡萄似的眼泡查看敌情。除了配备了电网的捕蛙者，一般的敌人简直拿它们没办法。这样的水塘，到了夜晚就成了青蛙的演出剧场，几十或几百只青蛙躲在黑暗里，彻夜纵情高歌。
科普书上说，青蛙鸣叫就像人类在相亲会上献歌，主要是为了吸引异性来约会。爱唱歌的是青蛙里的男性，它们的发音器官为声带，位于喉门软骨上方。有些雄蛙口角的两边还有能鼓起来振动的外声囊，声囊产生共鸣，使蛙的叫声更洪亮。为了让声音传出更远，青蛙往往爱聚在一起合唱。蛙类的合唱并非各自乱唱，而是有一定规律，有领唱、合唱、齐唱、伴唱等形式，它们互相默契配合，多种方式交替使用。
我住在县城时，非常乐于享受郊外的免费演唱会。从初春到夏天，从水塘到圩堤，大大小小的青蛙合唱队无所不在。夜晚去圩堤外的荷塘边散步，青蛙们躲在荷叶后和人的脚步捉迷藏，你循着声音找去，它们立即噤声，仍在高歌的是远处的合唱队，你向远处寻去，远处的合唱队噤声，蛙唱从你刚留脚印处加倍地迸发出来。你看不见青蛙，可蛙鸣像水泡一样在夜色里此起彼伏，不绝如缕。
更早的1993年，我在乡下教书时，见识过更盛大更震撼视听的蛙阵。
鸦鹊湖垦殖场在鄱阳湖东岸，有湖塘湿地无数，稻田数万顷。我常骑车十数里从自己的学校去那里看一个朋友。暮春的夜晚，空气温热湿润，饱含新生植物青涩的香甜，禾苗把鸦鹊湖伪装成无边的草原，一条灰白的机耕道在稻田间蜿蜒着没入远方。我和朋友沙沙地踩着砂石和蛙鸣往前走。开始也是那样，脚步到处，蛙鸣熄灭，等走入稻浪深处时，青蛙变得强硬起来，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它们不再惧怕脚步声。近处的蛙鸣像鼓声振动着空气漫过脚踝；远处的则像禾苗在大声喝水，咕咯咕咯……密集而有力度；更远处的蛙鸣，音色近于天籁，像无所不在的月光，把星空下的所有事物笼罩在自己的音频和热情里。远远近近的蛙声潮水般一浪一浪地席卷而来，时而低缓温柔，时而急促汹涌，人行其中，有严重的淹没感和弱势感，同时也深深地被春夜的活力和激情感动。
因为这样的经历，我特别羡慕那些在城郊有房子，既能享受城市的便利，又能坐在家里边听蛙鸣边看书的人。我曾在文章里写过一个住在县城边上的朋友，他的房子西侧，是无边的草洲和荷塘。春天一到，蛙声就成了帮助他入眠的香枕。
我现在拥有的这间书房，虽然也能听见蛙鸣，可我从不愿对人提起，更不会因它产生“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美好联想。因为我窗外的蛙鸣，和县城郊外的不同，和鸦鹊湖的无敌蛙阵更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青蛙的鸣叫，并不存在欢歌与绝唱的情绪差异，可我每次听见蛙唱在窗外零星地奏响，就会想起对面的楼群、水泥路，和楼下面积日益减少的植物。它们的合唱在我听来，不管是什么腔调，不管是什么音高，都越来越像是行将末路者的绝唱。
我现在仍然渴望，能拥有一间能听见蛙鸣的书房，但不是在这个城市，更不是在这个即将寸土不露的小区。我想听见的蛙鸣，在有荷塘的县城郊外，或者，在更遥远的稻香浓烈的乡下。
（《读者·原创版》201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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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似河如酒（1）
杨文学
折折皱皱的老皮在母亲瘦弱的身上松松垮垮地吊着，如果不是最后的浮肿开始向脚部蔓延，母亲早已形同干柴了。躺了三个月的母亲，已经不能进食了，吊瓶那细长的针管成了维持她生命的最后的补给线。谁都知道，这细细的针管对于一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后事是在大姐的主持下背着母亲悄悄准备的，因为母亲生的欲望一直很强烈，因为我们兄妹一直抱有幻想等待奇迹发生。今天，我给她喂了两勺奶后，她有气无力地说，二子，娘还能站起来吗？我忍着泪说，娘能，娘什么时候服过输？三十三年前患那场大病时，人人都说娘不中用了，最后娘不是也扛过来了吗。娘笑了一下，那笑只是在嘴角上一绽，瞬间就溜走了。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娘合上了眼睛。
六妹告诉我她刚给娘打了杜冷丁，娘会睡一觉的。我问，那东西用多了是否有依赖性？六妹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娘喊疼咱就用。
一
六妹是父亲的遗腹子，是父亲去世三月后来到我们家的，排行老八，在女孩中排第六，因此，我们一家人叫她“小六”。娘给这个老生闺女儿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玉红。可是我们都叫这个大眼睛的妹子“小六”，娘开始纠正了几次，后来寡不敌众，也就默认了，再后来母亲居然也喊她“小六”了。
六妹的第一声啼哭，撬开了娘母爱的大闸，亡夫的悲伤让小小的六妹给冲淡了许多。刚出生那会儿，六妹如同一只剥了皮的猫，肉肉的红红的，蜷缩在娘的身边。娘一脸的疲惫，大姐一边用湿软的毛巾给娘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对我说，挎上篮子，找保管员二叔要几斤谷来，又吩咐二姐，你也去，到碾上轧成米。
每年秋后生产队总是要留下一担谷，谁家女人生娃子，都要给十斤谷的。
名其曰：月子粮。
至今我还记得，在仓库的门口，保管员一声长叹说，唉，遭罪啊。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对保管员的话还听不懂，但是我感到他对六妹的到来好像不太欢迎。
就在娘长声短气地喝下两大碗小米粥后，老葛家的上门了。娘支走了我们，同她独自交谈，之后，娘才把大哥和我叫到床前。娘说，她打算把六妹送给老葛的大闺女，她家境好，男人在矿上当工人，三个儿子，没有闺女，六妹去了她家比跟着我们要享福。大哥摇摇头。娘又问我，我没有说话，拿起板凳就打老葛家的，在娘的呵斥声中，老葛家的仓皇逃走了。我看见娘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淌下来。娘苦笑了一下，那笑跟今天的笑很相似，只在嘴角上一闪就消失了。
娘说，玉红啊，你两个哥哥都想留下你，娘就把你当只小狗养着吧，只是你要吃苦了。玉红？显然这是娘早就给她起好的名字，娘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将她送人。爹刚走了仨月，六妹就来了，娘哪里舍得啊，显然，她只是试试我们哥儿俩的态度。在娘的意识里，大姐虽说是老大，但她是女人，家里的大事必须由男人来主裁，尽管我只有十二岁。
六妹来到我们家时，村里还吃着大锅饭，生产队的粮食是按人工分配的，人四工六。我们家没有劳动力，尽管娘带着姐姐天天下地出工，却只能挣大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分到的粮自然就少，一年到头地瓜干都得算计着吃，只有过年才吃上一顿白面的饺子，六妹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那个村分散在石岭上，地瓜是主粮，六妹张口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地瓜。那是娘大病住院期间，没有奶吃的六妹饿得直哭，我跟二姐就把地瓜干煮熟捣成糊状，一勺一勺地喂她，直吃得六妹向外漾食为止。大病初愈的娘看看小肚子滚圆的六妹，一脸苦笑，她抱起六妹亲了亲说，六啊，吃吧，吃饱了就能活下来。唉唉，要是你三舅不闯关东就好了，他能挣一个劳力的工，咱们家就能多分几斤细粮，我家的玉红就有馒头吃了。放下六妹，娘无助的目光望一眼北方的天空，她喃喃地说，也好，闯一闯兴许还有奔头。
二
娘说的三舅是她的同胞兄弟，是爹娶她时的“赠品”。
爹活着的时候有时跟娘开玩笑，说，娶你倒好，娶一个还赠一个。娘就说，拉倒吧你，半老头子，你是赚了便宜还卖乖哩。爹就嘿嘿地笑，半老头子怎的，照样儿女一大窝。
娘就红一下脸，说，你能，你有本事。
娘是江苏人，她嫁给爹时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
那个时候，爹的前妻去世。他是别了故乡一路行医南下的，在灌南县，爹开了家医院，同时收下了识文断字的大舅做他的帮手。爹有一手医治外伤的绝活，他熬制的膏药是治疗疮、疖的拿手戏。那年日军已经占了南京，各派力量都需要爹的膏药，爹的日子过得不错。姥爷姥娘双亡已经十年了，除了已婚的大姨外，二姨三姨匆匆嫁人了，二舅送给了一个无儿户，家中只余下娘和三舅了，靠大姨养活的娘长到十五岁了，这时的娘面临着人生的第一道坎。在大妗子的主持下，把娘许给了爹，那时，爹已经三十六七岁了，娘却只有十五岁。娘的姥娘看不下去了，说，小四太小。妗子一口否定了，小什么小？过两年不就大了吗？再说，人家老杨有手艺，跟了他，还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大妗子忘了爹也在长。
从小就和三舅相依为命的娘看透了妗子的用心，她抱着七岁的三舅对妗子说，告诉他，我可以嫁过去，但是他必须答应养活我三弟。娘的条件正中妗子的下怀，妗子乐得屁颠屁颠的，她竭力撮合爹的婚事去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娘的婚礼极其简单，她一手拎着一只红包袱，一手牵着七岁的三舅走进了洞房。
数十年后的二〇〇九年，我费尽周折，把分散在三省四县的二舅、三舅、大姨、二姨他们接来，同母亲团聚了，这是自娘出嫁以来姐弟们的第一次团聚。九十高龄的大姨站在爹的坟前，老泪纵横地对我们说，你爹是一个善人，是一个好人啊。
大姨说的善和好，是否与爹娶一送一的壮举有关呢？
按照娘与爹最初的设想，等三舅长大成人，爹要给他娶上媳妇，盖上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