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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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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时人杰。此外,文学、哲学以及科技方面,柳永、宋庠、梅尧臣、苏洵、蔡襄、周敦颐、二程兄弟、沈括、毕开等等,皆是生活于宋仁宗时代,真可用“灿若群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各类人才。
  历史的真实,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宋仁宗如此一个仁君,在位四十二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宋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宋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毛病,他在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类似明朝“大礼仪之争”,即英宗想把他死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也升格为“皇帝”,朝臣们为此大打出嘴,争执不休。最后,宋英宗还是未敢追尊其生父为“皇帝”,只是把老爸的坟园称为“陵”。比起明朝嘉靖皇帝为此事杖死十来位大臣的王八蛋行为,宋英宗要仁义得多。英宗皇帝仅在位四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位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仍比较“厚道”,从来不怎么想“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宋仁宗时已经过万。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份。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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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边声连角起(2)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 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一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1)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一届,就可以上呈文表“求试馆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仍然“不就”。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这位“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并要给他安排俸水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所以,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见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见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份。”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又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被召未尝起。”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鹜,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就感觉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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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不出,奈苍生何!”(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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