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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决和大胆进攻了。”
这就是罗夫在中学时代的竞选中所做的事情。
突然，卡尔·罗夫开着一辆奔驰敞篷汽车来到了体育馆，前面一边一个漂亮女孩，而罗夫则衣冠整齐地坐在后座上，像游行中的候选人那样挥舞着双手。汽车在体育馆里行进着。他既是候选人又在嘲笑某人的候选人资格。他露齿含笑地挥舞着双手，巨大的角质架眼镜下是充满喜悦的眼神。整个体育馆都沸腾了。
索伦森这时候明白了，自己不可能当选。“显然，人人都能分辨谁将取得胜利，我知道我已然失败了。”
在任何事情上，卡尔·罗夫都希望取得胜利。他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围绕着一个点在旋转，而现实中这个点就是政治。当他只有九岁的时候，就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尼克松之间作出选择，最终他选了尼克松。
“我还记得１９６０年的时候，因为我支持尼克松而对面的那个小女孩支持肯尼迪，她追着打我，她比我年长，也比我重，就在人行道上追着打我。”罗夫后来对《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
罗夫的姐姐，雷巴·哈蒙德说，罗夫从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情有独钟。当其他的小孩在自己的墙上贴摇滚明星或者体育明星的海报的时候，罗夫在自己的床头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道：“觉醒吧，美国！”
雷巴说，他完全被政治吸引了，“他时刻准备着当总统。”
她还告诉记者米利安·罗森，罗夫出色的记忆是以前全家人晚间娱乐的焦点。
“游戏是‘看你是否能够难倒卡尔’。” 雷巴·哈蒙德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这篇访谈发表在《达拉斯观察者报》上。哥哥埃里克看一本书中的一个段落，这本书卡尔是一个星期前看过的。挑战是，卡尔要猜出埃里克故意遗漏的词。
在卡尔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家经过了几次迁移。爸爸刘易斯是一个矿物地质学者，长期离家工作。很明显，一家人并不快乐。刘易斯和雷巴·伍德·罗夫经常吵架，在卡尔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了。在卡尔要上中学的时候，整个家——包括两个姐妹，三个兄弟，从内华达搬到了盐湖城。
卡尔·罗夫并不是在盐湖城开始接触政治的，但是就是在这里他开始对政治着魔，尤其是共和党的政治。在这座保守的城市里，政治风景主要由两个建筑物构成——圆顶的州议会大厦和尖顶的摩门教教堂。上帝，教堂，州政府。很难说清楚，它们彼此是哪一个停止，哪一个又开始的。在犹他州，摩门教教堂是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力量，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阵营：主流是摩门教教徒，其他少数非摩门教教徒是非主流。
在奥林匹斯中学，摩门教小孩每天都结队穿过街道，去对面的神学院上宗教课程。教堂将神学院建在公立学校的旁边，这样学生们就可以选神学院的课作为选修课程了。一天，摩门教学生排队去神学院，罗夫和其他人待在后面——他们都被摩门教学生称作是异教徒。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并制作了大量的辩论卡片。
最初到奥林匹斯中学的时候，罗夫就知道自己要成为辩论队的一员。辩论是语言和观点的完美结合，而在这两方面，罗夫坚信自己很有天赋。那时候辩论队中的明星队员是高年级的凯斯·罗尔克，后来凯斯成为了一名律师，并在２００２年作为民主党一员成功地竞选成为爱达荷州的司法部长。
罗尔克是辩论俱乐部的主席，也是辩论队的队长。他仿佛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信心，有很强的自制力，也很威严，而罗夫则不是这样——至少不时刻都是如此。
但他很快学会了这样。
最终在这一点上，我也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辩手。他是一个小人物，带着一个像他头一样大的眼镜，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总是一副高嗓门，在一些事情上还显得稚嫩。但是很显然那时候他是焦点。他打动我的，而且现在依然打动着我的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彻底的共和党人了。在保守的盐湖城，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对政治抱有如此的兴趣，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奇怪。
罗尔克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那就是罗夫执着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的卡片文件比其他人多两倍。”
辩手通常都把自己准备的论据写在３×５的卡片上，然后把卡片放在鞋盒子或者金属容器中。在奥林匹斯中学没有谁的辩论卡片比罗夫的更出色。如果他的队友有一个装满了卡片的盒子，罗夫则有两个，他会把盒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等到罗夫也是高年级学生的时候，装卡片的盒子已经攒了五到十个了，很是壮观。罗夫认为，如果两到三个盒子就能使对方辩友失去信心的话，那为什么不真正地征服他们呢，为什么不满桌子摆满卡片呢？为什么不成千上百地买一堆卡片，用手推车推来呢？为什么不在辩论开始之前就让对手恐慌呢？
没有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所有的那些卡片都是用来迷惑对手的。
“我们出去买了很多卡片，没有成千，也足以上百。”罗夫当时的辩论搭档埃米尔·朗格兰德说道，他现在在盐湖城当一名律师。
“别人都用３×５的卡片。我们决定最好用４×６的——比对方辩手用的要大一些。而且我们都放在鞋盒子里，摆了满满一桌。我们大张旗鼓地把这些装满了卡片的盒子放在桌上，并用不同的色彩做了标记，贴上标签加以说明，毫不夸张地说，桌上足有成千上万的卡片，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的卡片上都是空白的。
“如果他们用的是４×４的桌子，我们就会用 ４×８的桌子，桌子也能传达信息，我们把所有的文件都陈列在上面。事实上，我们的重点只是其中的２０或３０张卡片而已，这么多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用一个手提箱来装这些卡片，然后回到大厅里，用另一个手提箱装另外那些卡片，并把充门面的卡片都放到桌子上，堆得很高，对方几乎都看不到我们。这完全是心理战术，先从心理上战胜我们的对手。”
罗夫不仅仅是想赢得辩论比赛的胜利，同时，他也希望完全摧垮对手。那时候他的世界观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两个团队——他身处其中的团队、他对立面的团队，他要使对立的团队付出代价，他要打败他们、羞辱他们。即使不择手段，他也要取得胜利。
“上中学的时候，辩论是罗夫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竞赛性的辩论通常是在教室中进行的，所以辩论队一般要从一个教室辩到另外一个教室，整天都是这样，无论哪支队伍都是这样。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在看这些辩论，所以辩论的场地不能太小。”卡里·琼斯说，他现在是盐湖城的一个律师，以前也曾经是中学辩手。
“有一次听说，东部高中和盐湖城中其他的辩论队要来我们中学，并要辩论四场——总之，辩论赛又要举办了。教室里有辩论的裁判以及学生家长的代表，还有一些同学也站在那里。在学校里，你一年大概有五次机会在每个同学面前讲话，。”
优秀的辩手能够就任何事件的任何方面加以辩论，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罗夫在三年级的时候，辩论的主题是“米兰达规则”。
“我认为：国会应该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来控制犯罪调查程序。”
罗夫站在肯定的这一面——米兰达规则是自由的关键，相反，法律限制了警察的执法，也危及了我们的安全。
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一步步发展着自己的谋略。
罗夫总是有规律地利用他的那些卡片。当他陈述对方辩友的观点时，他会对比双方桌子上的卡片，接着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打扑克牌来结束辩论。然后，他暂停一会。
一段激烈的辩论之后，罗夫就会抓住对方表达中一些错误的事实和弱点，在一番戏剧性的发挥后，抽出一张卡片，将对方所有的观点都推翻。
学友埃里克·凯斯勒说，那个时刻就像运动会一样激动人心。
“卡尔那么做了之后，整个人群都热情高涨，开始欢呼雀跃。人群的反映可以与我们的运动队获得了州冠军时相媲美，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罗夫曾经做了一次表演，他带上墨镜，手拿一枝竹竿，装作是一个盲人，在屋里蹒跚而行，以此来劝说在场的观众不要盲从对方的观点，并使他们顺从自己的逻辑，从黑暗走向光明。最后，全部的观众都被他说服了，随即他就取下了眼镜，把竹竿也扔在了一边。
“瞧，你们都看到了吧？！”他得意地宣布。
“那简直充满了戏剧效果！”马克·古斯塔弗森回忆道。
等到罗夫升入高年级的时候，辩论的主题是强制兵役制——征兵。那时候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没有比这个主题更有力的了。像其他地方的男孩一样，奥林匹斯中学的男孩子们也都很紧张，很在意由于越战引起的强制征兵，担心美国所卷入的这场路途遥远的战争将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会被征走。” 罗夫的同班同学里克·希金斯说道。
在《盐湖论坛》上，战争的消息每天都占据着头版头条，每天晚上的新闻网的节目也是如此。１９６８年１月，越南共产党在顺化和南越的几个重要城镇发动了“新年攻势”。
到２月份的时候，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征集２０多万人的军队。在国内，已经有了焚烧征兵卡片和反战的抗议。
当罗夫还在犹他州上中学的时候，一位未来的总统——比尔·克林顿结束了乔治敦大学的课程，获得了罗得斯奖学金，正准备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这样，他躲过了征兵。著名的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文件略述了他的意见：“征兵体制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一场战争是为人民所反对的，可能是错误的，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给国家带来即刻的和平与自由，那么，根植于有限的、国会形式民主的政府就无权要求其公民参战。”
说来奇怪的是，按照他同学的说法，罗夫的观点与此类似。罗夫也质疑过战争——这场战争最终被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起诉了。无论无何，罗夫觉得政府没有权力要求公民为军队服务。
罗夫和他的同学马克·古斯塔弗森坐在咖啡馆巨大的落地窗户前谈论着这个问题。
“他反对强制征兵，而且他觉得我们不需要该死的政府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自制能力。”
根据马克·古斯塔弗森所说的，罗夫并不是从左派那里得到自己的结论，而是从右派那里——像自由意志主义的表述。支持战争就等同于支持大政府和大政府的入侵。不管如何，罗夫不是战争的拥趸，至少不积极响应征兵。
他带着这种激情去参加关于强制征兵制主题的辩论，赢得了适龄中学生的辩论，也赢得了整个辩论的胜利。他常常用“母亲、苹果馅饼以及旗帜防御”来形容真正的爱国者。朋友们都记得，这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说辞，使罗夫能够再次从保守主义的原则来考虑征兵这件事。
在《奥林匹斯中学年刊（１９６９）》上有一张罗夫和辩论队队友的合照，那时候他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他坐在第一排，周围坐着他的队友
们——都是一些戴着眼镜，穿着开领Ｔ恤的年轻人，罗夫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露齿含笑，浑身有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仿佛要冲出照片似的。坐在罗夫旁边的是系领导戴安娜·柴尔斯，她把手轻轻地放在罗夫的膝盖上，仿佛是为了不让罗夫动一下。她的脸上是一种极力容忍兴奋的小猎犬的表情。罗夫的嘴是张开的。显然，当相机快门闪动的那一瞬间，罗夫在说话。在学生社团干部的那一部分里还有卡尔·罗夫当学生参议院主席时的一组照片。上面写着，“说话，阅读，说话，写作演说词，说话，说话，说
话——他的语言有时候是卓越的，有时候又是乏味的。他风风火火，不知疲倦，是一个实干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最重要的是，他的每一次辩论都非常有趣，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思考的人。”
埃尔顿·托尔曼的历史课就是为那些喜欢说话的人开设的。托尔曼戴着蝴蝶领结、眼镜，有一个大脑门，一脸作为校长特有的专横。他让同学们在课堂上自由发言，先诱导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跟他们辩论。他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一个旧思想的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