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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宗教学校考试时，我被这些宗教服饰折腾得晕头转向。主考人是个诡计多端的瘦老头子，他不停地打着嗝，出于某种想法，或许只因生性恶毒，一定要使我考不及格。
“法衣表明什么，它是神甫穿的吗？”他活象个问号似的，弯下腰，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当士兵们嘲弄救世主耶稣的时候，”我胡扯道，“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头部留个小孔的衣服，把脑袋露出来。后来为景仰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教会认定那件衣服是圣物，它提醒教士们，在他们履行圣职时，它是代表上帝的，在处理一切事务时——代表着真理。”
“教士穿上法衣的时候应当说些什么？”
“赞美歌的歌词是：主啊！圣明的主是真理的化身，圣明的主给人间带来欢乐。”
老头子不满意地打了一个嗝，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主教的法衣表阴什么？”
“根据西梅翁·索伦斯基的解释，那件法衣表明上帝的力量是万能的……”
老头子整得我汗如雨下，然而他给了我最高分。
不久，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弃俗从僧，改姓季米特里。他很擅于把此类深奥的大道理灌入不大开化的宗教学校学生的头脑里……
有趣的是那个恶毒的老头子若是见到了这堆东西，会说些什么呢？
麻脸修道士吃力地跪在地上，从衣服堆里扯出一件缝着项巾的锦缎法衣，表明它是大主教穿的。他用手掌托平锦缎的皱折，又吃力地站了起来。
“这是全俄第一位，最圣明的约夫大主教的法衣，”他说，“弄得这么脏了，渎神的人……金花被撕掉，花边也扯了，珍珠全摘光……”
“一共有十二颗大珍珠，每颗的重量都在十到十六克拉。”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说道。
说话的这个人又矮又瘦，在瘦削的双肩上却长着一个不相称的大脑袋。他站在修士的身后。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是怎样走到这儿来的。这使人纳闷，因为这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碎玻璃的响声。
“请问尊性大名？”杜博维茨基问道。
“克贝尔·费道尔·卡尔洛维奇。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拖地的斗篷。这副扮相使他象一个奇异的黑蘑菇。他戴着眼镜，面孔浮肿，两腮往下搭拉，两眼微微流露出痴呆的神色。我向他失窃物品的清单是否列出来了。他说清单已列出并将副本交给了卡尔塔绍夫。
“原件在你手里吗？”
“不在，”克贝尔说，“让刑事侦察局的人员拿走了。”
“他们现在哪里？”
“在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加工厂。”
“请你到那里稍等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去。”
如同出现时一样，他又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一个怪人，”杜博维茨基说道。一直沉默不语的阿尔秋欣突然插嘴道：“怪倒不怪，就是缺点儿心眼。在我的记忆里，象这样有点傻气的人都到边远地区开恳荒地去了。费道尔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人腿脚灵巧。”
我们穿过大厅，一路上听到的是碎玻璃的咔嚓声。
我们对拐角处的那扇窗子察看了好一阵子。铁栅栏被锯断了，金属护窗板连同大钉子都被拔了出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王的顶端和坐落在十二圣徒教堂斜对面的东教会事务管理处的大楼。
阿尔秋欣从地上拣起一段被锯断了的栅栏铁棍，上面还绑着绳子，这是一条两股拧在一起的大麻绳，挺结实。看来，那个锯断铁栅栏的人为了不掉下去，就用这条绳子拴住自己。而钉子是被他用长方木棍撬掉的，木棍扔在地上。他们用帆布包好珍宝后，再用绳子吊放下去。从岗哨的方向看不到这扇窗户。
“锯痕由下而上，”杜博维茨基仔细察看栅栏后，不容置辩地说。然而，做出类似的结论完全没有必要有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历，甚止象我这样一个连杰米多夫高等政治学校都没念完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
“你们那里，除了沃尔任宁外，还有谁参加侦破这桩盗窃案？”
他报出了检察员博林和侦察员帕维尔·苏霍夫的名字。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博林是罗戈日斯科一西蒙诺夫斯基区的检察员，是位有经验的干部，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在刑侦部门供职了。看来，他倾向于保皇党人，但这并不影响他忠实地为临时政府，后来又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因此当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清洗旧警察局人员时，把他留下了。至于那个帕维尔·苏霍夫，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位小伙子：布尔什维克，不久前当过工人。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指挥过一支队伍，同蒂尔曼斯工厂的赤卫队并肩战斗在库林斯基广场上。
就一个年轻人来说，苏霍夫显得有些严肃和腼腆，我喜欢他那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法律、养马、哲学、细木工活、神学和印花布的生产。他对书籍的崇敬就象信徒对圣像的崇敬。他在旧中学里读过五年或六年书，是十月革命后进入警察关的最有文化的干部之一。
“选择得不错。”
杜博维茨基很得意。他拿着那段“锯痕自下而上”的栅栏铁棍，颤抖着双手，小心用手帕去擦它。手帕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阿尔秋欣打了个喷嚏。
“祝您健康［俄国民间习俗，对打喷嚏的人祝身体健康，犹如我国习惯说，“长命百岁！”——译者注］！”杜博维茨基迁就了文化低的革命群众的习俗，有礼貌地表示祝愿。
“谢谢，”阿尔秋欣也颇有礼貌地回敬道，然后用两个手指头很文明地 了一下鼻子。他从前线回来后，在托博尔斯克的皇宫里站了三个月的岗，并“透彻地研究了宫廷礼节”，他很看重那些“细小而含蓄”的礼仪。
“嗜血成性的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和他的皇后亚历山大·费多洛芙娜也是注重礼节的。”他婉转地说，然后用军大衣的釉头擦了擦鼻子。
“你想去珠宝加工厂吗？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杜博维茨基问道。
“一定要去，还要同你手下的人谈一谈。可能，除了锯痕这条线索外，他们还发现了什么……”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皱起了眉头，没有吭声。麻脸修道士领我们去加工厂。
正在桌旁切牛油的沃尔任宁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不想吃点什么吗？”他嘴里的金牙闪着光。看来，他为自己的金牙自豪，绝不放过炫耀的机会。
“不想吃东西，我们正在办案子，”阿尔秋欣郑重其事地说，“你用贵重的黄金镶牙，你，翘鼻子的水兵，得省些钱取老婆。我们不需要镶金牙，那是旧制度的残余，解放的人们要把它连根铲除。”
沃尔任宁没料到会遭受如此的抨击。
“你这个蠢货，扛枪的大兵，去你的吧！”他骂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镶金牙是为革命立了功而得到的奖赏，用它代替在血腥的激战中被敌人打落的牙齿。这是用征收来的黄金做的，不是为了摆阔气，是为了吃饭！”
正在忙于做记录的苏霍夫笑了，证实道：“他没撒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这样对我讲过。”
加工厂只占用了一间房，并不宽敞，尽管杂乱，不过还是挺舒适的。枝形吊灯，窗户上挂着窗帘，还有软椅子。墙上装着壁灯，在壁灯的前面是装满蓝矾和硝酸溶液的空心玻璃球。这里还放着一张木工台，正前方开着一个半圆形的缺口。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加工珠宝首饰的工具和设备：轧制金钱的拉丝板、金属尺、小铲子、钵子、卡尺和凿冲花纹用的钢棒。在另一张桌子上，就是沃尔任宁占用的那张桌子，放着一台象车床似的小机器，上面带有一个圆刷子，还有流体静力天平和液体比重计，对面墙下摆着一排低矮的橡木柜子。
那些矮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装满了土。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为宝石准备的，”有人贴着我的耳边悄声说道。我转过身子——是克贝尔站在我的背后。不知他从哪儿又钻了出来：也许是同开水壶里的蒸汽一起冒出来的；或许是从阿尔秋欣正在仔细打量的那个橱子里爬出来的。珠宝匠那个又重又大的脑袋在细脖子上轻轻地摇晃着，脖子实在难以承受它的重量，看上去他是付出了很大劲儿，才使得脑袋保持垂直。
“你在杂技团干过吗？”
“没有，”他说，“我没有在杂技团干过。我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玉器琢磨加工厂里干活，后来在俄国的珠宝作坊里干活。而我一直当珠宝匠，没有在杂技团干过。”
“那么这些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克贝尔取出一块泥，用指头把它碾碎。
“您和我都是要死的，住何人都不免一死。然而，钻石却是永有的，”他说道，不是对着我说，而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交谈者对话。“我有幸见到过‘萨恩西’，用它装饰过大胆的查理①头盔。查理死后，一名士兵把‘萨恩西’从头盔上抠下来，一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它卖给了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不识货，他又以半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宝石卖给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后来这颗宝石落到了葡萄牙国王安东的宝库里。享利四世和玛利亚·麦的奇②都占有过它……在沙皇弄到它之前，曾被收藏在贝尔利斯基公爵夫人的首饰匣里，批发商让·弗里德林的铁柜子里和工厂主杰米多夫的手中……这颗宝石经历过了上百个主人。这些主人的骨头早已烂掉，而‘萨恩西’至少有四百五十年了，它却仍然象刚诞生时一样，那么诱人、光彩夺目……”
【 ①大胆的查理：（1433——1477年）１４６７－１４７７年勃艮第爵．他曾企图把勃民第变成一个王国，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争雄，在南锡附近与瑞士人作战时阵亡。大胆的查理死后，勃艮第国家即告瓦解。——译者注。】
【 ②玛利亚：（1573一1042年）法国女王，享利四世的妻子，享利四世死后（１６１０年），因路易十三年幼她便出而摄政。玛利亚·麦的奇的执政时代是中央政权衰落的时期。——译者注。】
克贝尔咧开没有血色的嘴唇笑了。看来使克贝尔异常满意的是，宝石的寿命大大长于人类的寿命。
“我们是在谈这只箱子，”我提醒了一句。
“对啦，我们是在谈箱子。”他同意道。“而我却在对您说宝石是永生的，这是真理、然而，某些宝石会老化和得病。不过，这不是指钻石而言。红宝石、绿玉、蛋白石、蓝宝石会失去本身的光泽。为了使绿松石恢复青春，就把它放进热肥皂水里或者让鹅把它吞下去。而巴西黄玉则要裹在面包里烤一下才行。不过，大多数宝石要用潮湿的泥土来治病。”这时，我象是弄懂了点什么。“泥土，”克贝尔继续说，“可以使宝石返老还童。呶，请看！”他把一块扁豆那么大的深红色椭圆形宝石举到我的面前，“请欣赏一下它的光泽和色彩。这是巴来红宝石，法国珠宝匠对这种宝石评价很高，它在罗马教皇的皇冠上占据荣耀的位置。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仅有三块这样的宝石。这块是用来装饰阿德里安主教的手杖的。三个月前宝石得了‘老年虚弱症’。我把它埋在土里，你瞧，就在这儿，埋在这一层里。我在土里还掺上了粉末，这种粉末是父亲留给我的，于是它又变年青了……”
“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时候，宝石就在这只箱子里吗？”
“是的，当然啦！”
“宝石没有丢吗？”
“没有。任何人都没动过箱子，也没刨过土。”
“盗贼中没有珠宝行业的内行，”倾听我们谈话的博林插了一句。
话虽不多，但已说明了……
“被窃的宝石大约值多少钱？”我问克贝尔。
不知他是在笑，还是在咳嗽。
“美，那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用金钱计算。请问，圣灵的圣餐、天空、星辰和太阳值多少钱呢？它们是无价的。”
“太阳、星辰和圣灵的圣餐不能陈列在珠宝商店的橱窗里，”我说，“珠宝商人对被窃的宝石肯付多少钱呢？”
“八百万，一千万，也可能会是一干二百万卢布，”克贝尔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当杜博维茨基得知有关“锯痕自下而上”的发现已写入现场勘察记录中时，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他借口有急事
同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一道走了，克贝尔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搞不清是走了，还是在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