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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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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病中的人,往往在与尘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么,想起一些什么。像他这样一种内向、敏感而又多学识的人,在那10个月的苦寂中,所获所得,是超过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小品,很惊异于他的大彻后的清雅肃寂,那是怎样哀怜隐痛的人间情怀。以往厉言正色的论述一时隐去了,乐观的理性勾勒也无迹可寻。在他那儿,猛然间冒出那么多感伤而冷静的咏叹,仿佛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谈吐之间,多佛道之气。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杂信》如同天上来文,清悠悠的文体里,散着妙理奇言。此前人们还没有看到他写过这样冲淡的文字,既无理趣的演义,又不是无边际的歌吟,那是从骨子里流出的人间真言,迷茫与感伤,哀叹与悲怜,均于此间散发着,流动着。
  这很类似于鲁迅在补树书屋那里抄古碑文的心境。虽无鲁迅那样黯然的绝望,但悲观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大量地读起佛经,对释氏的兴趣忽地增长起来。查鲁迅日记,有下述记载: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后往山本病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刚至北京时,鲁迅书房里,也堆着大量的此类书籍。此时他忽地潜心阅读经书,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内心有苦,是确实的。《山中杂信》中,便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文字的背后响动着: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这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文字是美的,调子也缓缓的。我在这儿感到了一股冷气。离他倡导“新村”精神还不到两年,思想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有“谜”在其中的。或是生活发生了危机,或是信念有了变化,或是二者兼有之,不得而知。人生是奇怪的。乐观主义的倡导者,往往心里并不乐观。因为精神残缺之故,便要以另一方法代偿之,而心底的深处,依然是残缺的。鲁迅大概也有这类的体验。所谓“始于呐喊,终于彷徨”,根底大概还是多彷徨的吧。总之,兄弟二人那时确实遇到了心理障碍,心境之苦,非为外人所道也。1921年5月27日,鲁迅在经历了半年护理弟弟的辛苦期后,决定把他送到西山疗养。那日的日记云:“二十七日,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想一想那时他一人独自饮酒的情形,便可见出鲁迅的悲哀之深。二弟的苦状其实亦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似乎用不着彼此的抚慰。在可怜的世间,大家同样是可叹的过客。世上本没有路,远方的不过是影的召唤。周氏兄弟差不多被推向了同样的绝壁上。当两人相视对坐、无语交流的时候,人间的一切苦乐,便同时在沉默中化为虚无了。
  几乎很少有人会体会到两人的无奈。这是精神的无根漂泊的怅然的日子,正像一朵云,不知道会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在《昼梦》中,周作人叹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几乎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颔,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我曾试我的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
  要去信托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
  这是弱者的声音,调子几乎没有什么亮色了。鲁迅也绝望过,哀叹过,但仿佛并不一意滑向消沉,他的文字,往往还透着生命的昂扬之力,是深沉的自省与内创,一种不甘沉寂的突奔常常在那里流动着。《野草》写过客的孤苦,并不像周作人软弱的沉下去、沉下去,而是与绝望抗争地奔走。周围的荒凉由于过客无畏的前行而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泽。你可以从中领略到灰色与死灭,但绝无宁静的消沉和无力的感叹。试看《影的告别》,鲁迅这样描述他的心境: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愿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在悖论中的鲁迅,无数次重复着自己的生命内觉,这内觉越来越向上升腾着,我读出了其中的形而上的意味。《野草》是哲学的,那上面写着一个生命的谶语,那是自老庄以来的中国文化所从未滚动过的声音。读这类的文字,我便想起周作人的消沉期的咏叹。坦率讲,他在人性的深度上,是不及鲁迅的。但周作人的苦恼意识中,还常常有健全理性的支撑,一种雅态的涂饰。而鲁迅则撕碎了一切理性之网,进入了完全无序的混沌里。这种混沌又不类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玄奥的低语,而恰恰是生命之流原色的流淌。犹如地火突地喷吐出来,无规则、无情面地流动。但它压迫着你,使你从这血色的世界里,感受到伟大的热力。周作人永远也没有这样的热力,他仿佛一道清风,除了给你爽快,便不再有什么,虽然它永远散着诱人的情致。
  懂得了人生的苦,这便是周氏兄弟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的自觉。一切乌托邦的预约,在他们那里失去了颜色。读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种对付苦的态度。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写在咀嚼苦难的历程里。只有看懂了这些作品,你才会懂得,“五四”过后,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数作家,如此长久地被人们谈起。那些浅薄地叫喊痛苦与不幸的文人,在他们面前,确是要失去亮度的。
  40岁,按当代人的目光,还不属真正意义的中年,至少还拖着青年时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却已把自己当成老年了。他们那么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对体内的青春的永诀,似乎格外看重。但他们“五四”以后从未以一个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带着青年的激情写作过。最初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觉,但又不像传统老人那么古拙、迂执。这很奇特,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两人的时空感,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提示。我认为暮色的雄厚与悲壮,在他两人身上,表现得是格外突出的。此无它,不仅是对已逝的生命的眷恋,更主要的,乃是对生命价值的苍凉的体味。这种生命的自我觉态,使他们的世界的背后,一直散发着人的最真切的气息。迷茫的、自信的、哀伤的……这个灵与肉的碰撞,昭示着他们精神的深与情欲的深。
  周作人在《过去的生命》中写生命的流逝声,是真切而哀伤的: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这是周作人在病中写下的句子,毫无30年代以后那种雅态,它是作者原我的袒露,也无遮掩气。这是写给自己的,是生命对生命自身的低语。人大概只有在病中,才会有这类刻骨的感觉。聆听着岁月在身边滑过,意识到春要过去,夏要过去,晚秋与深冬也要过去,内心深处,会有更深的失落感吧?这一点,鲁迅的体悟,要更为深切。《野草·希望》写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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