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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整个台湾的文化运动几乎被“皇民化”运动淹没了，于是我只有放弃一切，全力垦殖首阳农场（取自首阳山典故，自勉宁饿死也不为敌伪说话），一直坚持了八年。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页。
首阳农园的创建，颇为周折。当时，因为不忍心让三个孩子挨饿，杨逵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米店赊欠，以至于欠债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米店老板竟将多年主顾的杨逵告上了法庭。这时，朋友健次因建议杨逵种花，并在火葬场后面，为他代租了一块两百坪的土地。这片土地在今天台中市五权路附近的旧时火葬场旁边。当时人们都称这火葬场为“烧死番仔”，因为它是专为日本人用的。然而，要开辟这块土地，租金就需要三十元。一贫如洗的杨逵，四处奔波借贷，却连连碰壁。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平素喜爱文学、早有结识杨逵愿望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在友人的陪伴下前来拜访。目睹杨逵家徒四壁的困境，入田春彦当即拿出一百元救助。杨逵盛情难却，心中百感交集。平日里总被日本警察跟踪、骚扰，今日竟然有如此奇遇！杨逵与入田春彦，也由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至交。
靠了这笔钱，杨逵还清了米店、杂货店的债务，用剩下的钱付了土地租金，最后连一把一块多钱的锄头也买不起，只好向人家借用。这时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晚间敲门，原来是东京时的老同学林怀古。林君当晚邀请杨逵上酒家喝酒，杨逵因为心情郁闷，喝得酩酊大醉。隔天早晨，林君再度造访，说要观赏杨逵的花园，但看到的却是杨逵用借来锄头开垦了一半的荒园。林君感慨万分，便捐了二十元来相助。杨逵用这笔钱买来水壶、锄头和种子，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花种，心中充满了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以首阳山的故事而命名，杨逵由此开创了“首阳农园”。
遭逢乱世，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强权，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跟随日本去做驯服的“皇民”，也有个别作家充当了“皇民文学”的御用工具；但更多的人则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疏离或反抗的态度。
杨逵于乱世中当了花农，走上隐居的归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殖民当局强令台湾人民“归顺”和“趋同”的一种无言的反抗。而将新开垦的农场命名为“首阳农园”，无疑是表明心志，彰显精神，它充分体现了杨逵不与日本殖民者妥协的民族气节，从中也可看到中国人文传统和爱国精神在台湾岛上的血脉流传。古人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首阳山的壮举，今人则见杨逵开荒园以种花、避乱世则明志的人格风范。
在“皇民化运动”的喧嚣中，一些缺乏民族志气的人，也不时劝说杨逵何不立定志向，为“国家”效力？每逢此时，杨逵便苦笑答道：
我哪里有此种才能？我自己认为该做的是，向蔬菜与花朵浇水、施肥，让它的嫩芽长高。如果蔬菜与花朵遭到虫害，就将害虫一只一只地捏死，若长出杂草就要除掉，这就是适合我的志向了。当然，这些工作只能在我稍微能自由活动的首阳农园里做。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7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6页。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杨逵常常意味深长地引吟东方朔的《嗟伯夷》，并以此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动力：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
与其随佞而得志
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杨逵虽然归隐，但他并非遗世而独立，而是在冷眼看乱世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内在的人生进取精神。杨逵执着守望的是伯夷叔齐的精神，并不是要仿效他们心甘情愿地饿死；他认为，“虽然同是首阳山，但是有觉悟、肯奋斗、求生存的人未必就会饿死，我想起了被我们祖先赶进山里头的同胞们，他们就是仍然生存着，并且保持了比平地人更为健壮的身体”。（同上，第497页。）虽然避乱世于首阳农园，杨逵却始终在等待机会传达自己的人生奋争；他一心一意建设的首阳农园，并非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而是标志着他对健康大地的拥抱，对活生生世界的创造。
从文化斗士到归农园丁，在这种非文化生活方式的转换面前，一方面，杨逵是以清醒而达观的眼光，将其视作春夏秋冬的周期性循环交替，以现实的态度坦然面对现实。另一方面，杨逵所眼见的文坛悲剧，令他哀伤震惊。这一时期，在政治高压和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相继自杀或病逝的台湾作家，就有一打以上，而且多在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著名诗人杨华，因为“治安维持法违犯被疑事件”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身患肺病，穷困潦倒。在杨华最困顿的日子里，杨逵曾于1936年5月4日的《台湾新文学》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出紧急呼吁：“优秀白话诗人杨华，因过度的诗作和为生活苦斗，约于两月前病倒在床，曾依靠私塾教师收入为生，今已断绝，陷入苦境，期待诸君捐款救援，以助其元气，病倒于屏东市一七六贫民窟。”这个紧急呼吁发出不到一个月，杨华最终于1936年5月30日悬梁自尽，年仅三十岁。文友们的英年早逝，让身患肺病的杨逵百感交集，痛心扼腕，也更坚定了他拥抱健康大地，以生命的坚持来抗争黑暗现实的决心。当他一面吐血一面拿着锄头垦荒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杨逵说：“不管怎样：我还不想死，总想多活几天，使我的身体变成耐得住西北风。耐得住大台风吹打般的强壮。这是目前惟一的希望。”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96页。
杨逵于乱世中选择了归农，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一寸一寸地新翻泥土，一颗一颗地撒下生命的种子。当时杨逵也看了许多种花的书，多是日文的。但台岛的风土毕竟与日本不同，靠书本经验去种植，始终长不出好花来。因为缺乏实际种植经验，不熟悉风土、气候、季节的耕作规律，第一年几无收成。于是杨逵带着叶陶四处走动，参观别人的花园，借鉴花农的经验，也订购一些相关的园艺书籍，期待来年的花园丰收。叶陶由此向别的花园取花来卖，开始了卖花婆的生涯。她从前从事抗日活动，四处演讲，知名度高，认识的人也多。靠了朋友们的帮助和照顾，卖花的生意得以维持。更没想到的是，终日与泥土为伍，田野里空气新鲜，又兼体力劳动，杨逵的体重竟然增加了二三斤，面目黧黑，苍白尽失，肺病渐渐不治而愈。杨逵常跟人开玩笑，说他是以一根锄头治好了肺病。
不仅如此，在首阳农园的劳作中，杨逵还有了新的生活发现和诗心颖悟。从被野草掩没的花苗，杨逵发现，农学家们用心研究的，往往是耐寒耐热、不怕风不怕雨的优良品种。由此想到，既然植物可以改良品种，人何以不能改善他的品质？而不认输、不认命，正是人们抵抗社会风雨的优良品质。从自己一柄被偷走的锄头，杨逵想到了这个世界的悲哀：人好比蝼蚁，为了活命须要锄头和面包，不偷盗就无法生存，这才是问题。透过首阳花园的建设，杨逵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活生生世界的生命诗意：
说起来，在这个将成未成的花园里，在这小小的世界，仍有着丰富的诗情，在这间草房的旁边有几间猪舍，虽然阵风频频送来异味，花园的出口也还有火葬场，每日都焚烧了一些人，南风一吹，心旌的异味就传过来，来访的朋友经常觉得很不自在，但浇花施肥时和老农闲谈起来仍有诗情，可惜我终究不是诗人，无法形诸笔墨，但在这一小小世界里所感觉到的诗意却比每天报上出现的诗更浓厚。有能力为赋作诗的诸君，希望大家能发现更多的诗情，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写出一首首有生命的诗。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3月30日至4月2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97页。
这期间，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化，台湾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被疯狂掠夺，作家也遭遇了强硬的文化统制，台湾的社会环境愈加恶化。1938年1月，小林跻造总督发起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驱赶台湾青年充当战争炮灰；4月，公布“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对台湾实行横征暴敛；11月，日本政府发表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狂妄声明。1939年5月，小林跻造宣称“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即南侵以台为据地政策）”的对台三策，开始实施；10月，实行米配给统制；12月，在台中开始“米谷供献报国运动”，强制征粮以遂其侵略战争。1940年2月，规定台籍民改日本姓名法，后来又宣布“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进纲要”，斥不改姓名者为“非国民”。一些御用绅士积极迎合改姓名运动，已经挂起了“国语家庭”的招牌。与此同时，自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报刊使用汉文以来，文艺界形势日益紧张。1940年1月，日本在台湾的殖民主义文学总代理西川满又发起创立“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大力倡导“皇民文学”。一些御用文人随之跟进，周金波的《水癌》、《志愿兵》等“皇民文学”作品先后出笼。
杨逵视这一切为耳旁风，他仍然在首阳农园的土地上，用锄头“写诗”。时局的高压氛围，剥夺了台湾作家言说的权利，杨逵虽不能够“放胆文章”，偶然有朋友来访，邀三五知己，野菜为肴，对酒当歌，也不失为一种快乐。从种花的第四年起，随着种植经验的丰富和杨逵健康的恢复，首阳农园的经营也上了轨道。所以迁移到梅枝町十九番的空地，开辟了约一千坪的土地，扩大了经营范围。
然而，首阳农园的隐居并非世外桃源，外界的风风雨雨也不时袭来。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0年，杨逵经历了病魔缠身、被捕入狱以及亲人朋友相继去世等一系列打击。1938年5月5日，慷慨救助杨逵创办首阳农园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因为思想左倾以及与杨逵接近，受到日本当局驱逐出台湾的处分，遂愤而自杀，以死抗议。痛彻肺腑的杨逵拿起笔来，特地为这位可敬的日本友人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悼文《入田君二三事》，发表于5月18日的《台湾新闻》。
1939年，杨逵的母亲苏足在多年的操劳中，肺病加剧，永别了让她牵肠挂肚的孩子们；翌年，父亲杨鼻身染重疴，溘然长逝。转眼之间，父母先后去世，令不断返回家乡料理亲人后事的杨逵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母亲的一生知足常乐，与人为善；她无师自通，喜欢刺绣、绘画、图案。她从不喋喋不休，她的心事都隐藏在灵魂深处，偶尔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针见血的。她担心疼爱经常坐牢的儿子，但她更深明大义，恨霸如仇，理解和支持为台湾这片土地的奔波奋斗的儿子。父亲虽为民间锡匠，底层百姓，没有念过书，但他一生关心时事，颇富正义感，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自七七事变以来，杨逵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经常谈起战争时局，父亲对此非常关心。杨逵每每安慰父亲，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不会长久。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就与世长辞了。杨逵从父母那里接受到最朴素、最亲切的人生教育和性格濡染，这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帮助他在任何艰难险阻中，坚持初衷不改，为理想而奋斗。
1940年，就在父亲病殁的这一年，杨逵还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因为当时有一位日本亲王要来台湾，而过去台中附近曾经发生过一次朝鲜志士赵志明暗杀日本亲王久迩宫未遂的事件，所以日本警察异常紧张，将附近一些所谓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人强行拘捕，杨逵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进监狱十余天。这次被关在一起的，有十八人之多，他们自称“十八罗汉”，大有相见恨晚、同气相求的感慨，出狱后大家还时有来往，这是杨逵在日据时期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控制进入了“决战时期”的全面高压。是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