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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控制进入了“决战时期”的全面高压。是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并创办《新建设》杂志作为言论机关，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渐次被收编成一元化的组织，成为动员“国民精神”的宣传机构。所有的剧团都被编入“台湾演剧协会”，并组织“演剧挺身队”、“音乐挺身队”，到处公演“皇民化戏剧”。1942年和1943年，日本殖民者在战争时期召开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派代表到全岛各地举行所谓“大东亚文艺演讲会。”1943年4月，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统治，西川满创立的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原班人马随即成立了隶属于“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奉公会”，并以“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为宗旨，在台北公会堂召开所谓“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一时间，“皇民化运动”的气焰甚嚣尘上。
战争期的台湾天空虽然阴云密布，但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作家而言，他们或拒绝写作，或凭良知抵抗，或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以各种方式维系了台湾新文学的气脉。1941年5月，曾经参加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台湾作家张文环和黄得时，因为反感于西川满的独裁作风和《文艺台湾》的勤皇派色彩，毅然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成立了启文社，并创办日文季刊《台湾文学》。这个以台湾文化运动之传承者自命，冒着被打成“敌性杂志”危险而创办的刊物，重新聚集了杨逵、吴新荣、吴天赏、吕赫若、巫永福、龙瑛宗、杨云萍等台湾文艺界人士，它使杨逵在战争期的文学再出发有了新的平台。
杨逵在后来写的《光复话当年》一文中，也曾谈到这时期的文坛景况：
抗战中，台湾文学界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以日人西川满为中心的勤皇派，鼓吹着勤皇主义，为日本军阀的征服与版图的拓展而扬眉吐气；另一派是我们台湾同志的民族文学派，却不仅仅是台湾本地人，也有许多日本人支持着我们。“民族台湾”里占了好几个台大教授、新闻人、也有官吏。杨逵：《光复话当年》，手稿注明：“四十二年光复节，改登于新生活壁报国父纪念周刊”；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9页。
4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内部的分裂，日益凸显，有的主战，有的主和。在台湾的日本人当中，日本军部与警方迷信武力，仍旧采取弹压政策；但一般比较开明的日本人士，态度已有些转变了。在当时的官吏、记者、编辑及大学教授当中，出现了一些厌恶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人士，如台大教授金关、中村，《台湾民俗》杂志的同仁们，又如台湾总督府杂志《台湾时报》月刊的编辑植田、浅田，以及“奉公会”《台湾文艺》杂志的编辑池田，《台湾公论》的编辑，《新高新报》的记者，以及身为小学教员的日本女作家坂口子夫妇等等。他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台湾作家，想走大家合作的路线。他们也常常到首阳农园访问、邀稿，期待杨逵拿起笔来。植田就曾几次找杨逵交谈，希望杨逵能够给《台湾时报》写稿。杨逵也与植田讨论这个问题，并坦白地告诉对方：“如果要我们作家合作，必须让我们报导实在的情形，在文学方面，也是描写实情。如要我们歌功颂德，那是不可能的事。”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1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隐居首阳农园四年之后的杨逵，决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方式，透过“合法”的文学斗争，来对抗“皇民文学”，想方设法传递台湾新文学的薪火。从1942年起，杨逵再次出现于台湾文化界，并以他一向的积极态度介入敏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刊物的邀约下，杨逵把一篇极富嘲讽意义的小说《泥娃娃》，投给了《台湾时报》的编辑植田。这篇作品一方面是表现武力不可仗恃，另一方面在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强化的战争观念对儿童心灵的荼毒。由于刊物内部的矛盾，开明思想派一时获胜，《泥娃娃》得以全文登出，并发生强烈的影响，同时也引发殖民政府内部的摩擦。
这篇作品刊登后，植田又来邀稿，杨逵便创作了小说《鹅妈妈出嫁》，作品谴责了“大东亚共荣圈”虚构的“共存共荣”，在小说结尾处更是画龙点睛地写道：“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这才真正是共存共荣……”。作品在《台湾时报》发表后，立刻受到日本警方的干扰。因为这本杂志是日本总督府的刊物，所以未能禁刊；而当杨逵后来将《鹅妈妈出嫁》连同其他几篇作品合并要出单行本时，却被查禁了。1942年，杨逵创作出现新气象，一年之内，他就发表了《无医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绅士轶话》、《父与子》、《民众与娱乐》、《作家与热情》等十三篇文章，包括小说、散文、剧本、文艺时评等等。
1943年，杨逵于首阳农园种花之余默默翻译的长篇小说《三国志物语》四卷本，由台北盛兴书店出版。杨逵从小喜欢听卖艺人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他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无法直抒胸臆的时代里，为了自娱娱人，更为了以大众化文学的方式传递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的传统，杨逵将《三国演义》的故事，翻译成日文的《三国志物语》，并请画家林玉山画了插图。在此书的序言中，杨逵这样写道：
小说最重要的是必须有故事的趣味性。
虽然三国志或许能满足这种趣味性，但是只有这样就够了吗？
俗话说：“要用活眼读活书！”
我想用这句话来要求读者诸君。
读书最重要的就是要读出书中的精神。
我们万不能忽略了书中三杰的忠烈义勇精神。
而刘备、张飞、关羽三人性格迥异，却能为了完成大业而团结到底，千万不可轻忽。杨逵：《三国志物语·序》，《杨逵全集》第6卷（小说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9年6月版，第156页。
在杨逵看来，台湾阅读阶层中喜爱《水浒传》和《三国志》的人们占有相当比例。如果能通过通俗小说的新创和提升，抓住这类阅读阶层，就能更好地发挥一个文学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因此，正是本着为台湾民众的文化需要着眼，本着延续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宗旨出发，杨逵创作出版了《三国志物语》，并使通俗小说的写作在“皇民化运动”的推行时期，仍有民族意识的彰显。
从1941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在创作小说、剧本等作品的同时，杨逵还发表了二十九篇文艺评论，构成其创作的又一高峰。1943年5月，“皇民文学”的总代理西川满在“台湾奉公会”成立之际，于《文艺台湾》发表一篇《文艺时评》，攻击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粪便现实主义”，又用个别变节分子所写的“皇民文学”来打压台湾新文学作家。西川满蛮横无理的殖民主义态度，引起了台湾作家的强烈愤怒，世外民（邱永汉）、吴新荣、台南云岭、吕赫若等人皆以自己的方式同西川满展开论辩斗争。杨逵此时则化名“伊东亮”，发表了《拥护粪便现实主义》一文，深刻揭露了西川满压制践踏台湾文学的真面目，从根本上维护了台湾新文学的品格。同年11月13日，在所谓“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上，面对西川满之流“献上文艺杂志”、“服从战时配置”的废刊建议，黄得时、杨逵等台湾作家正面反弹，全力抗争，全场氛围一时间显得紧张肃杀。虽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台湾文学》最终不得已被强令废刊，但台湾作家的抗争精神令人感佩。
到了日本侵华战争后期，败相已露的日本统治者更加紧了对台湾的弹压，台湾作家连“不说话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根据杨逵的挚友，战争末期与其交往甚密的钟逸人后来回忆，在“皇民化”甚嚣尘上的时候，当时很困扰扬逵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当局以及‘皇民奉公会’有时会要他写些迎合当时的文章，这违反他的个性，当时有些台人作家，为生活所逼，而成为御用文人的也不是没有”。杨逵“生活固然艰困，又有肺病，但一直拒绝这种充当御用文人的要求，真的无法拒绝，也顶多是虚应故事应付一番”。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0页。
1944年6月，台湾总督府情报课（文化局）邀请台湾作家分赴台中州谢庆农场、台南州斗六国民道场、高雄海兵团，石底炭坑，金瓜石矿山等地，实地参观战时体制，以撰写“报告文学”，呼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杨逵被派往石底炭坑，观察煤矿工人的起居作息、生存状况，并据此写了《增产的背后——老丑角的故事》。这篇作品保持了一贯的写实风格，因是应邀之作，也不乏反面寄意。杨逵生前曾与人言这是一篇敷衍之作，也就是“虚应故事应付一番”的文章。
“皇民奉公会”成立后，台湾的电影、演剧、文学、艺术等文化活动，都被迅速纳入殖民当局的一元化统制之下。1941年4月，“皇民奉公会”成立；翌年1月，“皇民奉公会”又组织“演剧挺身队”，动员各地文学界替他们工作。杨逵此时则巧妙地利用日本殖民者推广“皇民化戏剧”的机会，来反讽日本当局，启蒙民众觉悟。1943年1月，参加“二水奉公会”的朋友陈憨婴、杨招鉴来找杨逵，希望能为他们写一出剧本。杨逵创作了《扑灭天狗热》，投给《台湾公论》月刊，想出版后借“演剧报国队”的名义来演出。这出戏剧外表上写扑灭流行于农村的天狗病，实际上是在嘲讽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放高利贷欺压农民的李天狗。但剧本一登出，《台湾公论》就被查禁了，演出自然也化为泡影。雾峰有另一朋友庄万生，也参加了“皇民奉公会”，杨逵本想把小说《模范村》改成剧本，供他们演出，可《扑灭天狗热》一被禁，其他剧本的改编演出也成为不可能的事。
到1944年年底，《台湾新闻》副刊主编田中，与同盟通讯社松本特派员相偕来访。他们带来俄国诗人与剧作家特洛查可夫写的一个剧本《怒吼吧！中国》，要杨逵将其改写成适合当时演出的剧本。他们表示，这个剧本的演出已获得台中州特高课课长田岛的同意。田岛比较开明，杨逵的《鹅妈妈出嫁》被查禁时，他曾为此打抱不平。
《怒吼吧！中国》是一出描写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剧。剧本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英国，这符合当时的日本国策，故得以问行。杨逵采用迂回策略，将这出戏作了修改。台上表演的是英国人欺负中国人，台下的观众却是心知肚明：那盛气凌人的英国人哪，其实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把在台中中山公园殴打林献堂的日本浪人卖间的名字，安在剧中英军舰长的头上，更是鲜明地影射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杨逵与巫永福、张星建、颜春福等朋友成立了“台中艺能奉公会”，利用这个组织排练《怒吼吧！中国》，并在台中的台中座、台北荣座及彰化三个城市用日语演出，获得满堂喝彩。一些前来观赏的台湾大学及高等院校里的教授们心潮难平，其中一位特意来到后台，他紧紧握住杨逵的手说：“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成功，让杨逵信心倍增，他向田岛提出了用台语演出的建议，并得到了对方赞同。后来，在首阳农园的草寮里，每到周六下午和晚上，就有三四十位年轻人，前来参加翻译和排练。沿引祖国焦土抗战之意，他们成立了焦土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杨逵和这些年轻的朋友，一起采野菜举行“野菜宴”，一起排练《怒吼吧！中国》的台语话剧，共同研究时事、文学和三民主义。杨逵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宣传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湾大学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杨逵的。此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在盟军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中，走向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作困兽挣扎。
1945年8月15日，杨逵与前来首阳农园排演戏剧的青年朋友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