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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的不真诚使正常少女与这些神经症类型相联系。狂躁症、痉挛、阴谋解以及行为反常——我们发现，她的许多神经病症状是由于我谨慎指出的欲望与恐惧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她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出走可能是漫无目的的，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逛上两三天，自己又回来了。毫无疑问，这不是真正的出走，不是真的要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这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剧，如果有人想当真带她离开，女孩子的心绪则往往会十分烦乱：她想离开，又不想离开。
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妓女，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多少有些胆怯；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倚窗凭栏，向路人暗送秋波。有时，她离家出走时把这出喜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真假难辨。这种行为往往表达了对性的欲望的厌恶，表达了一种有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欲望，我比妓女也好不到哪里，我就是一个妓女！”她想道。有时她竭力放纵自己：“让我们干到底吧，让我们有个悲惨的结局吧！”她这样自言自语。她想委身于第一个到来者，以自我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
不过，这种态度也常常可能是表示对母亲的敌意，不论是由于少女被严于律己的父亲所疏远，还是由于怀疑母亲本人水性杨花；或者这种态度也可能是表示对过于冷漠的父亲的怨恨。无论如何，这种魔念，和我提到过的常随之而来的怀孕幻想一样，有一种反抗与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精神失常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形式中，少女不想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既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也不打算重新评估价值。她满足于在其疆界与法则都维持不变的世界范围内，表现她的反抗。这种态度常被认为是“邪恶的”，它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掩饰：承认善是为了蔑视它，树立法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能进一步亵渎它。少女的这种态度主要应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在不真诚的痛苦阴影笼罩下，她对世界和她的命运既否认又接受。
然而，她并不是只准备消极反对强加于她的处境，她也努力弥补其不足。如果说未来使她惊慌，那么现在则令她不满；她对成为女人犹豫不决，对仍只是个孩子感到心烦；她已经把过去抛到后面，可还没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无所为；由于一无所为，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她只能用装腔作势和弄虚作假来填补这个“无”。人们常指责她狡猾、不诚实，是个“说瞎话的人”。实际上，她注定是隐秘的、说谎的。一个女人在16岁时就已在经历痛苦的磨难：青春期、月经、性发动、初到的欲望、初次的性兴奋、恐惧与厌恶，以及暧昧的体验。她把这一切统统隐藏在心中，并学会了小心保守自己的秘密。单是必须收藏月经带和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事实，就已在使她习惯于支吾搪塞。凯瑟琳？安娜？波特在她写的《老人》这个故事里，谈到1900年前后，美国南方的少女们准备参加舞会时，为了暂不让月经来临，怎样喝下令她们恶心的盐与柠檬制成的混合液。她们唯恐年轻的男人们会从她们的眼神，同她们手的接触，或者可能从某种气味，发现她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想法使她们心惊肉跳。当一个人感到两腿之间夹着带血的月经带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说，当一个人意识到做一个肉体的原始不幸时，要去扮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子，一个神情恍惚的的公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羞怯是对承认自身肉体性的本能拒绝，它与虚伪相差无几。
然而，惩罚青春期女孩子的最重要虚伪是，她必须装成一个客体，一个迷人的人，尽管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常的、分离的人，尽管她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紧身褡以及“使乳房丰满的”乳罩，全都是假象。连面孔本身也是假象：一时冲动的表情是装出来的，被动的惊叹是模仿的。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现出女性功能，更让人惊讶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边，并在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是锐利的，它们在沉思；
身体不再是有生气的，它在等待；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微笑，都变成了欲望。少女毫无戒备，任人摆布，她现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鲜花，一个等待摘下的果实。
男人在鼓励这些诱惑，因为他需要被诱惑：而后他又会烦恼、责备。但是他对自然朴实的少女又只会感到冷漠和敌意。他觉得，只有布下这些罗网的少女才是有诱惑力的。她本人虽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卧着等候猎物。她的被动性满足了一种进取心，她把软弱变成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由于不允许她公开进攻，她只好依靠谋略和算计。表面上自由地奉送，这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指责是背信弃义的，是叛徒，这有其道理。然而实际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关于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处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反常的。况且，她的骗术并非完全出于故意算计。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经历了儿童的扮演阶段，而后经历了成为她自己的阶段，要问她的天性实际上如何，这在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动（act）。对她的潜能来说，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据的事实更真实可信，在缺乏真实活动时，她的放纵使她有一种自大感。和儿童一样，她用吵架、发脾气、骗人、造谣和幻想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然而她认为自己的前后矛盾是决定性的、绝对的；她虽然无法控制未来，却会获得永恒。玛丽？莱内鲁写道：“我永远想得到一切。”这一点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里引起了共鸣：“我想要一切，现在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会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发现：这梦想跨越了时间，消除了障碍，但任何一个真正考虑设计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体力量时，都会感到一种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现如同一个enfantterrible〔爱提尴尬问题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赫尔达盼望索尔尼斯送给她一个王国：这并不是说她要去征服它。让他建得很高然后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对她狂妄梦想的限度也毫不顾忌。对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人来说，成人们似乎永远是可鄙的、谨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虽未经历过现实考验，却能夸口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担心自相矛盾。
可是，她的无常也植根于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却在供人仰慕的角色中仍是现在的她自己，而这个角色又有赖于陌生人的意向。对她来说，在这个她等同于自己又必须被动地接受它的存在的角色中，有一种危险。这就是她敏感和虚荣的原因。哪怕是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笑，都会使她完全成为可疑的。她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变幻莫测的赞许，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这种声望，由于不是建立在特定活动的基础上，于是似乎是可以量化的。商品变得太普遍时，其价值就会跌落，因而只有在别人都不是时，少女才是珍贵的、非同寻常的、出众的、卓越的。她的同伴是对手，也是敌人；她极力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和自己有关系；她嫉妒，她怀恨。
显然，这一切缺点都只能来自青春期女孩子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这个年龄，在生存和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位置的愿望变得强烈的这个年龄，处在这样一种处境，感到自已被动而依附，这是十分不幸的。在这个一心想征服的年龄，女人认识到，对她并不存在任何征服的问题，她必须和她自己脱离关系，她的未来要依靠男人的幸福快感。她不但在性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产生了新的渴求，但它们却一直未得到满足。她对行动的所有热情，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立刻被挫伤。可以理解，她是难以恢复平衡的。她的喜怒无常的性情，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精神严重失常的明证。
但是，少女也可能确实在接受她千方百计用不可靠方式加以摆脱的处境。就她的缺点而言，她令人恼火，但就她的优点而言，有时她又令人惊讶。两者同出一源。她对世界的否定，她的不安期待，她的虚无，都可以被她用来作为达到孤独和自由顶点的跳板。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少女是内向的、骚动的，是严重冲突的牺牲品，但这种复杂性使她丰富，她的内心生活发展得比她的兄弟们更有深度；她更注意自己的情感，所以它更微妙地富于变化；同男孩子们相比，她有更强的心理顿悟能力，而男孩子们只对外部世界感兴趣。
她能够给她对世界的反抗以重视，她能够避开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设下的陷阱。伙伴们故意捏造的谎言会受到她的讥讽，被她所看穿。她每天都会感受到她地位的暧昧性：她能超出无效的抗议，勇敢地对公认的乐观主义、陈旧的价值。虚伪和快乐的道德观念提出质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吉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她身上，乔治？艾略特体现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对维多利亚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玛吉的哥哥汤姆，顽固地坚持公认的原则，把道德观念凝固成正式惯例。但玛吉想让它们有生活气息，她推翻了它们。她超然于僵化的男性世界之外而走到了孤独的极限，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对于这种自由，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几乎只能消极地运用。然而她的静止性能够产生一种可贵的感受性，因而她可以做到忠实、周到、通情达理和充满深情。罗莎蒙德？雷曼笔下的主人公们以这种温顺的宽厚而著称。在《请跳华尔兹》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奥莉维亚虽是胆怯的、窘迫的，可是几乎不娇气，她以富有感情的好奇心环顾着这个她即将踏入的世界。
她跳舞时仔细倾听一个又一个舞伴说的话，试图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回答他们，变成了一个应声虫；她激动，她来者不拒。《含糊的回答》中的女主人公朱迪恩同样是迷人的。她没有放弃童年的快活：她喜欢夜晚裸着身体到她花园旁边的小河里去洗澡，她热爱自然、书籍和生活；
她不是一个自恋者；她不骗人，也不自私，更不想通过男人提高她的自我：她的爱是一种馈赠。她把爱情送给任何一个战胜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给予但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学生生活，有自己的世界和设计。然而，使她区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观望态度，她的温柔驯服。尽管如此，她还是微妙地注定要属于他者：在她的心目中，他者的形象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她立刻爱上了邻居家的所有年轻男人，爱上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使她着迷，不是因为她是朋友，而是因为她具有他性。而她之所以使罗迪及其表兄弟们人迷，是因为她愿意为他们塑造自己，根据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忍耐、宽厚、接受和默从的化身。
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宁芙》中的泰莎则完全不同，她自然而又温柔忠诚，但对她所爱的人表示喜欢时也很迷人。她拒绝作出任何退让：女性的华丽服饰、化妆品、假象、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顺从，全都让她感到厌恶。她渴望被爱，但不想隐藏在假象后面。
她顺从路易斯的一时兴头，但从不奴颜婢膝。她体谅他，激动时和他保持一致，但如果他们吵嘴，抚摸就不会把她征服。虚荣孤傲的弗洛伦斯可以被亲吻征服，但泰莎却创造了奇迹，可以在爱情中保持自由，这使得她对爱既不怀有敌意也不骄傲。她的天生质朴有着矫揉造作的全部吸引力；在取悦于人时，她从不伤害和贬低自己，从不处在客体地位。她的周围全是一心一意搞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的心里没有感到这贪婪恶魔的存在。她全心全意地去爱，去理解和帮助他们。她以深情而自然的宽厚，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她在忘我地帮助他人，也仍然是完全独立的。由于这纯粹的真实性，她免除了通常的青春期冲突。
她能够承受世界的严酷，而在自身中不分离。她既有无忧无虑孩子般的和谐，又有明智女人的和谐。敏感宽厚的少女是善于接受的、热情的，所以很容易成为可以胜任伟大爱情的女人。
在找不到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