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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我走了，就是从你的身边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浩钧长久地看着若桢。他的眼神仿佛X光灯，照射得她只剩下一具空空的骨架。浩钧呆滞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可以如此冷酷的人，如此不愿一同患难的人。若桢被他灼热的视线看得体无完肤，简直燃烧起来，烧化成一堆白色的灰。
“好的。我一点也不会怪你，你的确没有必要陪我吃苦。”
若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的东西，我会搬走的。”
“不必了，我正要对你说，报社有个记者站缺人，待遇高一些，我已经报名了，很快就走。”他停了停，又说：“房子还是你的房子，你尽管住吧。什么时候离婚，也由你来定。”
若桢不知道再说什么，空荡荡地心里一片寂然。她转过身来，朝医院的大门走去，走着走着，她不自觉地跑了起来，仿佛身后有一只野兽在嘶嘶地叫着追赶。她竟然可以这么做，她竟然可以说出要和浩钧分手的话。那一句句话生冷得仿佛冰块，硬邦邦地砸在浩钧身上，生疼生疼的。而她，却这么绝决地跑开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品尝众叛亲离的悲怆。
若桢跑着，哭着，身边不时经过一两个白衣护士，吃惊地看着她。不知跑出去多远，若桢扶着电线杆停下来，浑身瘫软无力。她无比悲哀地发现，即使她能说出来这么绝情的话，即使她明白以后的日子具体而实在，即使她会有新的男朋友和丈夫，她的爱都已经在浩钧身上耗尽了，她再也不可能去爱另一个男人。若桢想，刚才说分手的时候，她的样子陌生而冷静，好像从来不曾爱过他，从来没有珍惜过他们的感情。或者她和浩钧的结合，本身就是一次失败的赌博，现在两个人都输得干干净净了，赌局也就到了尾声。
此后的一段日子沉默而抑郁。两人变得陌生起来，都没有再提离婚的事，虽然他们都知道离婚已经不可避免，仿佛水管里的水终究要流出来，或者是水流太慢，或者是水管太长，只是没有流到出口而已。不管浩钧是想痛心疾首地逃避，还是在默默地等若桢回心转意，他真的很快就要离开了。临近省城的K市记者站缺两个记者，报社理当派人填充。但K市是本省有名的穷市，生活条件差得很，虽然距省城不远，而且报社开出了很高的待遇，还是少有人愿意报名。谁愿意为了每月区区三四百块的补助费，就离开省城这片花花世界。浩钧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同行的报名者里，还有向林。
向林最近的境遇很不好。小数点事件过后不久，有人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喷在了墙上，说是办理假证件，引来了很多无谓的电话，这使得向林一家不堪其苦。几天下来，向林脆弱的神经几乎崩溃了，和妻子散步的时候，他总觉得身后有人跟踪，对妻子说可能有黑社会的人在追杀他。妻子以为他在开玩笑，并没有太在意。这时正好报社需要人到K市去，他便报了名，希望能够在陌生的地方一切重头再来。这也许是向林最后的机会了。
然而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本月的末位淘汰表上，向林的名字是最后一个，按照社里的规定，连续三个月排在倒数第一的记者，下个季度是要自动离岗的。末位排名表发到组里的那天，向林正在外边跑新闻，同事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明白这对于向林、对一个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表格被大家心照不宣地藏了起来，谁都不想再提。第二天同事们陆续上班，而向林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打扫，整理，向每一个同事问好。他一脸谦恭的笑意让每个人都心酸起来。可是这就是生活，媒体竞争得这么激烈，报社也要生存，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哪里都有自身的难处和游戏规则，谁都没有办法。
第四部分若桢的身子在颤抖
人事处送来了新的聘书。大家默默地接过来自己的一份。其实有人离开并不是新闻，但向林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年龄实在是太尴尬了。40岁不到，既不像事业有成的老记者，可以安享年轻时奋斗的成果，也不比年轻人，有说走就走的资本。他本来就面临着事业黯淡的中年危机，如今却连这最后的一点底牌也不复存在了。向林痴痴地望着门口，眼见人事处的小姑娘踩着高跟鞋，笃笃地进门，又笃笃地出去，这才慌了神。他手足无措地翻着，一页页设计好的选题和大纲滑落在地板上，又碰倒了茶杯，流了一桌一地的水。他慌乱地站起来，走到一个同事面前，颤着声音问他：
“我的聘书呢？”
同事深深地低下头，不敢看他。向林不甘心地又问道：
“小李，你见我的聘书了吗？”
小李把头扭到一边，眼睛和嘴唇都紧紧地闭着。向林一连问了好几个同事，无人回答。
向林自言自语说：“是人事处忘了，肯定是他们忘了，上个月我发了两个大稿呢，是不是他们算错了，怎么会这样？我都和人家约好了，今天要出去采访的。”
向林说着，习惯性地背上采访包，踉踉跄跄地走出去。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开，谁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浩钧就在单位。他这几天一直在抢着值夜班，很少回家。若桢那天的话好像一把刀，生生地把他的心砍出来一个豁口，他不知道究竟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浩钧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父亲不在了，姐姐长眠不起，若桢也要离他而去，仿佛莽莽太平洋里的一个孤岛，四面望去，都是深不可测的悲凉。一个人惨痛到了极点，反而记不得那许多悲哀的事了，他想，去到K市好好工作，每个月把房子的贷款和姐姐的康复费挣出来，多少还有点节余。再省下来一点慢慢地还债，总有还清的一天，无非是日子过得艰难一些而已。而让他心神不定的，却是若桢迟迟未提离婚的事。她和以前一样回家，做饭，休息，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晚上两人还是睡在一张床上，只是手不再攥在一起。浩钧几次想问她，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终于有一次，两人灭了灯，钻进各自的被窝，若桢问他：
“去K市的事情定了没有？”
浩钧呆呆地说：“定了，下个礼拜就走。”
浩钧想，或许她该说离婚的事了吧，这一去不知要几年，早些了断也好。黑暗之中他感觉到了若桢的身子在颤抖，霎时间另一种想法呼啦啦地萌生出来，难道她真的会回心转意？也许是这几年来的欣悦和平静，会多少给她一点留下不走的理由和勇气吧。
若桢开口说：“非要去那么远吗？”
浩钧没料到她会这么说，随口道：“不远，骑车快一点的话五六个小时，也就到了。”
若桢淡淡地一笑，说：“难道你要骑车去？”她摇摇头，继续说：“我们的事……”
浩钧失望地想了想，说：“你来定日子吧，我配合就是了。”
若桢深深地出了口气，说：“几年的感情，你就这么放手吗？”
浩钧多想对她说，他是这么地爱她，而至爱是永远无法释手的，他怎么会舍得离开她，他只是不想让她陪着他吃苦。浩钧苦笑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感情大概已经是过去时了，未来还远着呢，你还年轻，的确没有必要为我牺牲。”
第四部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若桢的眼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她怔怔地看着浩钧，明白那天的话伤害他太深，现在他是彻底地瞧不起她，宁肯独自走下去也不愿再和她牵手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那个流浪艺人口中的唱词，她是从小就听过的。以前她总以为母亲会离开父亲，但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她也曾固执地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浩钧，可是现在竟走到了分手的边缘。命运真是一个奇怪的、难以抗拒的轮回。而且到了现在，倒不像是她在离开浩钧去躲避责任，而像是浩钧把她扔到了一边，一个人去承担起沉重的生活，相形之下，她是如此的渺小和卑顽。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充斥着若桢的心间，一个就是去吃苦都不想跟她同路的人，对她该会有多么深的成见和怨恨，而这一切，统统是她造成的。
浩钧马上就要走了，手头的一个选题还没有完成，这些天他都在加班加点地赶工。向林没有接到聘书的那天晚上，准确地说已经是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浩钧接到了若桢的电话，她的声音焦急而迷惑：“浩钧，刚才向林家里打电话找你，你快去看是不是出事了。”若桢多少知道一些向林的事，算是个听来的熟人，挂电话前她说：“我也要去，看能不能帮上忙。”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向林已经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颈下一滩殷红的血迹凝固了，空气里到处都散发着腥甜的味道。楼下聚集了好几个同事，都是接到电话赶来的，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向林的妻子坐在尸体旁悲泣。
大约在凌晨的一点多，向林从六楼的天台跳下，倒在这片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上。谁也不知道他在天台徘徊了多久，他的心里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他突然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尽管他还是个丈夫，还是个父亲。向林本来就是一个过着卑微的生活的人，他本来就十分的软弱。
若桢紧紧地靠在浩钧的身边，惊恐地看着地面上霎时间丧失生命的肉体。警察很快就来了，用一个黄色的带子把活人和死人隔开，法医上前简单地例行检查，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向林生前一定采访过跳楼事件，只是他一定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这种新闻的主角。警察拿了一些报纸把尸体覆盖住了。报纸上很快浸透了血污。浩钧看得很清楚，那是他们的报纸，说不定在某个版面上还有向林的稿子。而那些报纸此刻除了隔离阴阳两界之外，再没有其它的用途。浩钧明白，这份报纸正是向林曾经倾注了心血的，曾经引以为荣的，而从此以后，它上面永远不会再出现向林的名字。
向林死了。
回家的路上，若桢和浩钧坐在车里，下意识地保持着距离。他们仿佛两块磁铁，以前总是不顾一切地互相吸引，现在已然改变了方向，拼命地排斥和拒绝。若桢心里乱极了。她多想冲动地握住浩钧的手，告诉他她还爱着他，哀求他不要远离。但事实上她一直在沉默着，她已经被自己的冷酷控制了，温热的希望一点点地冷却下来，直至变成一沱难以消融的冰凌。出租车在家门口停下，浩钧给若桢打开车门，说：
“你上去休息吧，单位里还有点事。”
若桢顺从地下车，看着他回到车里，消失在苍茫之中。
夜色狰狞。苍黑的天空距离她这样的近。若桢孤身一人站在凌晨的寂静里，不复知道身为何人，所在何处。
第五部分一个皮肤很细很白的女人
离开省城之前，浩钧去看了惠民一次。惠民住的地方在一个都市村庄，那天正好有警察排查，见到衣冠不甚鲜明的人就拦下来，三证不全的一律送到收容站去。每到年底年初公安局和城管部门都会有这样的行动，浩钧还采访过他们，也就不以为意了。环顾四周，这样的地方浩钧是熟悉的，刚毕业的时候，他也在这种地方呆过。后来结婚、贷款买了房子就再也没有回来。如今他就要离开了，再次回到这里，心情实在是有种殊途同归的黯淡和落寞。
浩钧找到了80号院，门口有个女警察坐着和房东聊天，见浩钧过去就问房东：“这个是你的房客吗？”房东摇摇头说不认识。浩钧说明了来意，房东呵呵笑起来。女警察问她笑什么，房东好一阵的咳嗽，却对着浩钧说：“那个李惠民，是你的同学？”
浩钧莫名其妙地点点头。房东又问：“你们，都是大学生？”
浩钧越发不解，说：“是啊，都毕业好几年了。”
房东拍着大腿笑道：“你的同学现在恐怕在艳芳肉食店呢，就在这条路走到头，左拐的那个。”
艳芳肉食店的门面并不大，里外两个小单间，外边临街，里面住人。浩钧进门的时候，惠民正和一个毛巾包头的女人合力抬着半拉子生猪，吭吃地叫着号子。一个小男孩大声说：“要什么肉？”
浩钧愣了一下，说：“惠，惠民？”
惠民昂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浩钧。两个男人的眼神交织在一起，陌生人一样地互相打量着，震惊而心酸。
惠民瘦了，但气色很红润，说话和以前一样洪亮而快。浩钧的脸色却是苍白的，仿佛剔净了肉的白骨。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