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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欧洲的犹太人终于被网罗到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由现代国家编织起的密不透风的杀人之网中去了。反犹理论的现代生物学基础、屠犹的现代技术手段、高度细密的现代社会分工和纳粹德国拥有的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它们无不在“现代性”中诞生，也无不脱胎于近代理性之中。这种现代性因素不仅使中断大屠杀进程的内部因素丧失，而且使在“最后解决”的短短五年中，犹太民族丧生五六百万人。如果按照每天屠杀一百五十人计算，要想消灭六百万人需要一百多年。但纳粹仅仅只用了四年，这是传统社会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现代性，就没有大屠杀。这一结论会使史学家们感到惊异的。长期以来，大屠杀要不被放在“犹太人问题”标题之下——从犹太人长期以来的亡国历史、鲜明的民族特性和顽强的宗教信仰等犹太独特性来研究大屠杀；要不就是在德意志特殊历史中回旋——德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德国民族的专制性格和德国特殊的国内环境。尽量使大屠杀“特殊化”为犹太或德国的问题，确实阻止了使大屠杀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类问题，以至于大屠杀的独特性掩盖了大屠杀的常规性和普遍性。但这种“犹太性”或“德国性”仅仅使大屠杀涂上了一层或薄或厚的色彩而已。这种色彩可以是白、黑、黄、红中的任何一种，大屠杀的对象也可由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换成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人，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任何集团、任何种族都可成为大屠杀中的对象。大屠杀从这一意义而言具有普遍性。把大屠杀从狭隘的民族牢笼中驱逐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舞台中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大屠杀竟是由现代性理念、现代性角色和各种现代性舞台道具共同打造出的一出现代性活剧。在这场现代经典剧目中，我们的父辈曾经做过主角，而我们现在仍然继续着他们的角色。大屠杀的经验包含在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中：道德无力、正义缺失和良知泯灭。
欧洲战争结束了，世界从纳粹的恐怖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和平降临了大地。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长眠于冰冷墓地后得到的永久安宁，犹太人以五六百万的性命换得了四年后以色列共和国的成立；对于欧洲来说，是乱云飞渡后的从容不迫，自由、博爱和人道与现代欧洲政治自此几乎相始终；对世界而言，大屠杀所包含的普遍意义足以警示后人：使犹太民族几近绝灭的现代性条件在当代并未消除，它们就存在于你我的日常生活中，潜伏于你我钟爱的现代性中。如果说战胜纳粹是取得一场反击邪恶势力的巨大胜利，毋宁说它只是一场目前还远未见到分晓的胜利。
注释：
〔1〕〔22〕（加）安德烈·希里索：《盖世太保秘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141页。
〔2〕〔3〕〔5〕〔6〕〔7〕〔8〕〔10〕〔14〕〔15〕〔17〕〔18〕Unanswered
Questions，New York；1985；p。67、68、86、67、68、146、56、15、56、109、215。
〔4〕（以）阿巴·埃班：《犹太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9〕Gerald Fleming：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California；1984，p。44。
〔11〕Klein James：The Holocaust and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56。
〔12〕〔13〕〔16〕（德）《纳粹集中营》（中译本），军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2、42页。
〔19〕《钱伯斯百科全书》中的“犹太史”条目，转引自《新编剑桥近代史》（中译本）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0〕Raul Hi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Chicago；1961；pp。342～645。
〔21〕（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 吴明明
公元1074年正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这实在令王安石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赵顼更想不明白——“富国”、“强兵”，这变法多好！怎么竟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葸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时，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蹙眉难展。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试想，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端的气势恢宏，于是终极答案的追寻并不重要。但还是那个道理，姿态再高，事物终究要还原本相。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