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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
何虑山海之贫罄哉？”（史通卷三书志）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众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
握椠之客，何尝不徵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
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
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傥无明白，其谁曰然？。。呜
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
思之”（同上卷五采撰）。
“然则蒭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
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
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
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同上卷十杂述）
“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事，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
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
安用为？’其斯之谓也”（同上卷一八杂说下）。
从上面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重要的方面，（1）刘知几
举出一些生产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例子，来阐明在历史研究中“博采”
“善择”的重要性。（2）他又提出“博采”并不限于一些有名的史书，而应
“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包括“别录”与“异书”在内。这不仅扩充了历
史研究者的眼界，而且也扩大了史料的范围。（3）刘知几认为“博采”与“善
择”应当相结合，仅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为史料所淹没，成为史料的奴才；
如果仅有后者而无前者，那么“善择”也终究成为一句空话了。
第二，刘知几提出“兼善”和“忘私”。兼善指兼取各家之长，不要拘
泥于一家的偏见；“忘私”指不蔽于个人情感的爱憎，片面地肯定或否定，
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他说：
“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
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
者鲜矣。”（同上）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
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
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
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太玄法言恣加褒赏。
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云参圣，在于著作不
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
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同上）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
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
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同上卷一四惑经）
“考兹众美（按指春秋之虚美），徵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
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论）语曰：‘众善之，必察焉。’
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
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同上）
刘知几对于“爱而知其丑”是特别能身体力行的。他对史书，最推崇左
传和王劭齐志，但也并不讳言二书的缺点。在杂说上篇，他指出“左氏录夫
子一时戏言，以为千载笃论，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范”。在杂说下篇
他也指摘王劭“喜论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刘知几所以反对
“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焉之失”，所以“多讥往哲，喜
述前非”，其道理在不存偏见这一点上。宋祁为刘知几作传，说他“工诃古
人”（新唐书卷一三二），是一种很笼统的批评，是不了解刘知几的这一特
点的。
第三，刘知几提出”探赜”。史通卷七有探赜篇，探求众论的烦言，实
事求是，反对臆说，一开始就说：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
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共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
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
旨，误生人之后学，共为谬也，不亦甚乎？”
此文之下，连举六例加以说明。其中有一例说：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纇。故作者著书，或
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共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
者，盖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
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
史之于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寻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
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
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
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
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
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向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
这个例子，说明刘知几的“探赜”是能采取审慎的态度，入情入理地处理问
题的。
刘知几论“史识”的这三个特点，注重了对史料的审查与选择，特别复
重视了对问题的分析，其中是包含着科学方法的因素的。
刘知几的直笔论，是以直笔为史家的忠实责任，不允许为任何权势所变
更。史通卷七有直书和曲笔两篇，把这个看法说得斩钉截铁。直书篇说：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
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
有所不足，而遣芳馀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
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笔篇说：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
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
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
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
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
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刘知几这些话说的是史家的神圣责任，同时也是对当代某些史臣的挞伐。他
在古今正史篇指斥许敬宗“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誊，多非实录”，
指斥牛凤及“凡所撰录，皆素贵私家行状”，在史官建置篇也指斥“许敬宗
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史通卷一一），这都是对于并代史臣之无保留的
批判。
刘知几所谓“直笔”，讲究“不掩恶，不虚美”（杂说下），甚至反对
为了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而使真相不明，因此，他婉转指出即使是孔子的
话也不可拘泥。他说：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夫圣人立教，
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丽美之；虽有其恶，
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
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汉景帝曰：‘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
觉，向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同上卷一三疑古）
这些话大大地剥夺了儒家经典的圣光。
刘知几在理论上反对掩恶虚美，并且他也是能实践“不掩恶，不虚美”
的。他在史通里写有疑古惑经两篇，并不因为尚书春秋是经书而隐瞒它们的
缺点，这两篇的内容要在本章第二节去说。同时，他也不是拢统地疑古惑经，
而是就事论事。惑经篇开始说：“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民已
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然则尺有
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悦，则
矢天厌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斯则圣人设教，其理含弘，
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
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这可见刘知几既不因为惑经而惑疑孔子在
历史上的成就，也同时注意到了孔子和普通人一样，具有某些缺点，而不能
盲目崇拜。
史才论和直笔论是刘知几“独断”之学在治学精神上的重要特点。刘知
几在评论史书史事，在阐述他的历史观点时都贯彻了这样的精神。
第二节 刘知几史论的历史
价值及其理性主义
史通有一大部分是评论历史著作的，刘知几往往因评论历史著作而涉及
史事，或就某些史事来评定某一史书价值的高下。在这里，刘知几常以不少
的笔墨去揭发或讽刺统治阶级内部不可告人的矛盾和黑暗。
刘知几的时代，特别是在他二十岁成进士以后（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
六八○年）到他五十岁写成史通时（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年）的三十
年间，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得很厉害的时代。首先，突出地表现出
来的是宫廷政变的连续出现。武后于永隆元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已是准备宫
廷政变的信号。嗣圣元年（公元六八四年）废中宗为庐陵王，武后大权独揽。
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武后自称皇帝，改唐为周。神龙元年（公元七
○五年），张柬之等迫武后让位，拥中宗复位。神龙三年，太子重俊发兵攻
宫城，兵败身死。景龙四年，安乐公主毒杀中宗，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起
兵，杀韦后，立睿宗。这三十年间，经过四五次宫廷政变，其中有一次是改
换了朝代的，有一次是恢复了朝代的，有一次是想改换朝代而没有成功的。
和宫廷政变密切联系的，是李唐皇室集团和武后集团的不断的战争。从
徐敬业的起兵扬州，中经琅邪王冲的起兵博州、越王贞的起兵豫州，以至武
后让位以前，反武斗争都是失败的。武后集团除了在军事上打击反对派外，
还用严刑峻法对付唐家宗亲和大臣。天授年间，唐宗室被杀略尽，幼弱之存
者也被流放岭南。徐敬业的党与、唐诸王的亲戚僚属以及不能逢迎武后意旨
的唐家旧臣，多被大批地杀戮。武后退位后，武后心腹如武三思等照旧得势，
恢复唐室的功臣张柬之等都遭到了流放，并且有人受到杀害。
宫廷政变和李、武两集团的斗争，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唐宗室和旧臣
的失败，意味着庶族的抬头。这一方面表现为“告密者往往得五品”，又一
方面表现为“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当时有谚语说：“补
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四齿耙）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通鉴卷二
○五）。谚语说明官职之滥，同时也说明统治集团内部新陈代谢之快。以庶
族代替唐室勋宦和大族，这是当时武后措施中的必然趋势。不管她出身怎样，
也不管她是否当初真愿意这样作，但她既然要夺取政权，就心须走这一条路。
但这并不能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而辩解，毋宁说残酷和
恶毒是封建统治阶级共有的本质。武后为了自己的政权，不只对唐宗室和旧
族残酷，对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也是一样。她豢养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
多方罗织，以酷刑逼供，以致“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甚至“每
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侍
御史周矩曾为此上疏说：“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
仇，不可保也。”（以上见通鉴卷二○四至二○五）很显然，死在武后统治
下的，不只是唐室旧臣，并且有大批的新贵，多是以不必有的罪名致死的。
刘知几在登仕数年以后，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