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狻Ｄ鞘呛０危担常埃懊椎牡胤桨。哦蓟岽摹＃冉ド喜匏铝烁鲂⌒〉钠拢俅有⌒〉钠律侠矗屠缦渌频拇蟠Ｒ豢茨切┍乖谂埽偈毙奶鄣没鹈叭桑遄疟蠛埃灰倥芰耍∷牟慌模〔簧系缡硬楣筒皇遣楣寺穑浚 �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Ｈ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你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Ｈ将军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们的兵啊。”
Ｈ将军在西藏做了７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嚯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Ｈ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这个歌儿，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解放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１８军的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水、西藏的风、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我听到了战士们大声地唱那首《鲜花献给查果拉》，当时泪水汹涌，止不住长流。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在电话里一句一句的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地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１８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得让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一个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她丈夫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讲。但曾经是军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动了，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但依然让在座的每个人，眼睛湿润。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刘将军，包括女老师，甚至包括我，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的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这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就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１６．风雪高原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２７０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ＺＭ山口。４７００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５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Ｃ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这里距边界仅仅五公里，五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Ｃ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Ｙ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１９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１５００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调料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吗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１０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许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团圆，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还让他们走前面。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车子坠下了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多项车祸，不下１０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还有一个关于风雪高原的故事，与两位年轻士兵的生命有关。
有一年春节前，驻守在Ｘ的边防连，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一个排长，带着四个兵。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领了很多东西，还有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报纸、信件，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车到格金山时，大雪把路封死了，车过不去。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在等推土机开道，他们不可能。他们想，就是３０多里路嘛，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呢，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
于是他们５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不想没走出多远，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风雪交加，天昏地暗，简直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得更低了，寒风刺人骨髓。他们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出去几里路。一个战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肿，发高烧。当时天已经黑了，排长和三个战友就把他放在中间，他们三个背靠背挤着他，暖和他。可是到了早上，那个战士还是没暖和过来，身体僵硬，停止了呼吸。
排长难过不已，立即做出决定，自己和一名战士守着过年物资和牺牲的战士，让另外两名战士回连队求救。两个回连队求救的战士，在风雪中跋涉，一天没吃东西，身上一点热量也没有，很快，又一名战士病倒，完全走不动了，他的战友就架着他，拖着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不想连累战友，就推说自己要方便，躲到一个雪坑里藏了起来，任战友怎么喊也不答应。剩下的那一个，就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到最后，是爬回到连队的，他的一只脚严重冻伤，后来截了肢。连里的官兵急忙赶到山上去救援，那个藏在雪坑里的战士，已经牺牲……
我不知道那一年Ｘ的春节是怎么过的。
而那一年的春节，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在欢欢喜喜地过年。
他们守在那里，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欢欢喜喜地过年。毫无感觉的欢欢喜喜。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１７．牺牲
从雪山下来，还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视野里依然是皑皑白雪，再往远处看，皑皑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