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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
忠告。显而易见，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是最好的方案，因为这种毒气使用简便。
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处伦敦分站在埃及有个间谍，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纳赛尔的某个
总部。他们计划在通风系统内放一些神经毒气罐，但我指出这样做不仅需要大量的
毒气，而且会造成大批纳赛尔手下的军官死亡，显然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计划——军
情六处的计划都是这样。后来亨利告诉我，艾登又否定这个行动了，这并不使我感
到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比“巨型炸弹”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维和安格尔顿又仔细向我询问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那次行动。
“我局正在研究对付这类问题的新方法，并且还可以出售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
识。”哈维向我解释说。
哈维一正经起来，嗓门就降低了许多，而且单调乏味，压抑的语调是一种华盛
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
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
“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
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
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我对他说：“比尔，他们从不自由雇用人员，你可以试着找一些退休的人，但
得先和军情六处谈谈。”
哈维满脸不快，认为我故意不肯帮忙。
我问他：“你没有去找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大战时他在纽约干过这种工
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来区别德国海运间谍。据我所知，
也许是意大利黑手党人……”
安格尔顿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我的话，然后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还有法国人！你找过他们没有？干这种事是他们的拿
手好戏。你看他们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不是干得挺出色吗？”
安格尔顿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阵。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我告诉他，神经毒气计划失败以后，军情六处又研制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
我到波顿去参观他们的烟盒表演。这个武器是爆炸研究与发展集团最新推出的。他
们把一枚毒刺装在烟盒上随时可以发射。我们都穿上白大褂，个个神情严肃，由管
理当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科学家拉德尔博士陪同，到波顿草原后面的牲畜
场去实施观摩。一头拴着绳索的羊被牵到场地中央。羊的一侧被剃去了一片羊毛，
露出粗糙的粉红色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掏出烟盒，向羊走去。羊受了惊，拼命奔跑，
但被绳索紧紧勒住。我还以为毒刺没有射中羊呢！但过了一会，羊弯下了腿，不停
地翻动着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来，奄奄一息，几分钟以后就死
了。穿白大褂的专家们围着死羊，谈论这项现代新毒剂的各种优点。此时此刻，两
种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对动物的爱，一种是对
情报工作的爱。我感到对动物的爱比后一种爱更加伟大，同时我还意识到暗杀不该
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这么多帮助了。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讲得太多了。一
看到安格尔顿做记录，我就感到不安。他们的决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认为
这就是对付卡斯特罗的办法，还对我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还告诉他们：“找亨利或者狄克逊谈谈，他
们知道的情报也许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将乘飞机返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吧？”茄克里的手枪又显了出来。我
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来一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早就对你说了，我们早已退出那场游戏了。我们在联盟中不过是些
小伙伴而已，记得吗？现在该你们承担责任了。”
哈维是个听了笑话笑不出来的人，安格尔顿也是一样。
抓间谍者
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伦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而
在华盛顿，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却正在为创造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和杰出的卡默
洛特城而四处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动荡的预兆已经清晰可见。整
个五十年代，英美的情报部门都投入了冷战，他们目标明确而又专心致志。冷战并
不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争，也不具有各种复杂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
者从苏联情报机关的心脏里逃出来，投奔了西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西方安
全机构被渗透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相信。结果怀疑
和猜测笼罩着情报系统，英美情报部门渐渐陷于瘫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
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
《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
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
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
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
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关上门，告诉我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克利莫夫”
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曾在第一总局工作过，负
责对英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后来他又在莫斯科情报部工作，然后又到赫尔辛基
苏联使馆工作。其实戈利金早在国外服务时就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但改
名以后却没有被认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国驻赫尔辛基使馆。
初步审问以后，中央情报局交给军情五处一份“十集”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集
都详细记录了戈利金对英国安全部门奸细的揭发，这份清单原先由阿瑟保管。D 处
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并根
据“对号入座”的原则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后来每一集材料又分发给D 处一
科（调查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进行调查。我呢，则根据调查的需要，随时向他
们提供各种技术咨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
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
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
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
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
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
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
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
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
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
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
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
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
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
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
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
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
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
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
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
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
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
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
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
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
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
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
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
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
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
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
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
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
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
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
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
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
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
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
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
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
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
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
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
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
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
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
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
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
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人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
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
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