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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就感到了作为异类的孤独。正常人的唾弃刺眼地停留在我周围的人墙上，那是一种与黑暗同质的闪光，刺眼、尖锐，又像一种噪音，吱吱作响，这种声音常常出现在电影里，当银幕上的人遭受危险或不幸时，这种吱吱的响声就会响起，让人心头收紧。在生活中我们听不见这种声音，电影把它过滤出来，放大给我们听。在Ｎ城３月的汽车上，我听见了这种吱吱作响的噪音，它在我的记忆中放大，跟那个春天的陈旧的绿叶、妖艳古怪的花朵、潮湿闷人的空气以及比任何一次都更严重的晕车连在一起。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晕车这么厉害是因为我怀孕了。在那段时间，晕车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那是我第一次怀孕。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平白无故出现晕车的感觉，我就会想到自己有可能是怀孕了，因为这二者的感觉实在是太接近了。
由此我想到，通过晕车来发现怀孕，实在是上天的一个昭示。既是昭示，又是隐喻。一个非婚怀孕的女人，一个需要隐瞒实情的人，一个只能独自忍受折磨的人，一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人，一个只能在别人的冷眼旁观之中的孤立无援的人，一个呼吸不到别人的空气照耀不到别人阳光的人，一个被正常的车速所甩出、被噪光所击中、被噪音所环绕、头重腿软恶心想吐的人，这个人的确就是异类。
某个男人
使我变成异类的那个男人，我永远也不要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但他像一片有病的细胞隐藏在我的身体里，使我疼痛和不适。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这个人的面容我还记忆犹新，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已经满脸皱纹，黑发中夹有不少白发，充满了沧桑的男性之美。我想现在他的头发肯定已经完全白了，这会使他更有风度，而他面容的皱纹仍像原来那样，那是一张新的皱纹无处生长的脸，长着这样的脸的男人四十岁就这样，到了七十岁还会是这样。现在这个男人浮升到我的视野中，他满头白发，长形脸、穿着一件高领毛衣，毛衣的颜色是茶褐色或黑色，他侧着脸，微低着，光线到达他的头部是侧逆光，一道金色的镶边沿着他的头发、前额、鼻梁、嘴唇、下巴蜿蜒游动，这使他的整个头部生动而有神采。如果扩展到他的全身，我会看到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他的脚下和身后是一片草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与我有过关系的男人，或者是别的什么男人的形象，我把他们叠在了一起。我在不久前看到的卡拉扬在维也纳附近的毛尔巴赫的照片就是这样的，还有在《廊桥遗梦》出现的美国电影里的金凯，书中说他身子瘦、高、硬，行动就像草一样自如而有风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美化了他，记忆中的事物为什么会与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以及具有王者风度的卡拉扬混淆在一起，在这个日益实用的时代，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浪漫来做人们的梦，我在荔湖图书馆的阅读使我想到有可能我日后要从事畅销书的写作，若能成功，我将不再从事那些不适合我的职业，我将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养活自己和扣扣。我隐约感到，在９０年代，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是有可能生存下来的。
现在，就让我来为这个男人安排一个名字吧，我是否称他为金凯，既然他有着满头的白发和皱纹，同样的瘦、高、硬，行动像草一样，我为什么不称他为金凯呢？尽管他跟金凯相去十万八千里，现在还被囚禁在家庭之中，但我还是准备称他为金凯。这表明，我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复述都是不准确，甚至于远远地脱离了事物本身的。等我的扣扣长大后，我将告诉她生活与小说根本不是一码事，而我既没有体力，也没有其他技能，命运也没有为我提供别的机会，我所能做到的就是编写一些虚假而浪漫的爱情故事给一些出版商，以此来换取我们的生活费以及她的教育费，即使这样，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别人的承认。我想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一条最好的出路了，也许我再找一个人结婚，生活的担子就会轻一点，但我既没有激情，也没有信心了，一切都已耗尽，剩下的只是活着。
所以我并不是那本书中的女人，这个我在此称他为金凯的男人，他是我过去生活中的一个幻影。他的影子有时在阳光和草地之间，有时是灰蒙蒙的天地间一条更为灰色的影子，他的深灰在我的生活中晃来晃去，即使他本人消失了也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的生活便灌满了阴影累累。
过去二
共青团植树活动过后，我感到卡车上的空气仍一直跟随着我，就像有一个无形的罩子，把卡车上令人头晕的气味完好无损地罩到我头上。我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上厕所、起床漱口等等，都在这个罩子之中，这个感觉又加倍地使我感到空气的滞重。春天植物的气味浓臭袭人，但我看到别人都有一种轻盈快乐之感，任何事情似乎都有些不够真实。在同一个饭堂吃饭，几个单身男女一下就把饭吃完打羽毛球去了，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我晕车没有恢复过来，过了四五天还是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还是这样。
韦南红就是我到医院化验回来的当天下午来找我的。在这之前我们也比较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朋友，但从来不是密友，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事需要跟这个比我小五六岁头脑简单风风火火的女孩说。化验结果对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整个震昏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孤立无援，一个人面对这件事情，种种麻烦就像一道无穷无尽的绳子一遍又一遍地把我缠绕，又像被遍地的栅栏所围困，每走一步都有许多东西堵着，它们无声地布满了我所在的地方，正如那些从卡车上下来使我头晕恶心的气味，它们从无形变为有形，形容丑陋而又固执无比。
我将怎样对待这个孩子，怎样处理有关的一切呢？
南红的到来使头脑混乱精神即将崩溃的我获得了救助，她从此成为了我的朋友。那个黄昏的气氛使我相信，一切都是有契机的，契机这种东西像沧海之一粟隐藏在大海里，人和人为什么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永远也碰不到一起，我们熟人很多为什么从来也走不近一步，就是因为契机太少，一种自然的浑然天成的时机比那些刻意制造友谊的种种聚会、人为的造访都更能产生真正的情感。
黄昏到来我还没有吃饭，我打了饭端回宿舍，这使我那间鸽子笼似的屋子立即充满了难闻的气味，饭菜的气味就跟汽油一样，我一刻都不能忍受，我马上把饭菜全都倒掉了。饭菜倾倒的时候涌出的大股气味差点使我当场呕吐，这会使在场的人很快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８０年代的Ｎ城，这种来路不明的怀孕足够判断一个人道德败坏，够她永世不得翻身。我拼尽全力憋住气，然后迅速跑到水池边，我用清水拼命拍自己的脸，凉水的刺激帮我把已到喉咙的呕吐压了下去，清凉纯正的水的气味使我暂时舒服了些。
我回到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天很快就有些暗了，空气中充满了雨意，我懒懒地躺着，也不脱衣，也不开灯，肚子虽然有点饿了，但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甚至连口水也懒得起来倒。南红就是这时候来的，不知她怎么知道我在屋里，她噔噔地停留在我的门口，用她那特有的风风火火的方式拍门，一边高喊我的名字。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没有像在其他场合她惯常爱做的那样来一个拥抱或者惊呼，她似乎嗅出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一下子就安静多了。她懂事地轻手轻脚坐到我的椅子上，也不开灯。这么坐了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帮我拿点药来。
我一时没有回答她。
天完全黑了，雨好像下了起来。雨的声音若有若无，但它没有使滞闷的空气松动起来，空气中有湿润的凉气在飘，听不见雨声也知道是下雨了。雨使周围更安静，本来这排鸽子笼式的住户就是两个埋头读电大的大龄青年和一个准备考托福的书呆子，在这样的雨天里他们更加足不出户。下雨和黑暗使这间屋子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意味，使屋子里的两个人有一种与世隔绝、去尽纷扰的心境。
黑暗中我看不清南红的表情，她的身影在暗中一动不动，严肃而懂事。在黑暗中我说：
我怀孕了。
我的声音近似耳语，我不知道是对自己说，对她说，还是对黑暗说。
有一种女性共有的东西在黑暗中慢慢洇开，南红似乎凭着她的性别记忆一下就感觉到了，黑暗和雨都是一种良好的介质，它们都是一种阴性的东西，能迅速聚合那些难以言说而又确实存在的事物，有某种气氛，或某种被掩埋着的事情的真相经由黑暗的雨夜，得以显形与放大。这时候只要我们把手伸出在空气中，就会触碰到那些在暗中微微震颤的气流，它们在那个天荒地老的小屋里隐隐流动，从我裸露的脸和手到达南红的。我那些内心的恐惧和焦虑通过这片黑暗的不动声色和平淡，传递到了这个头脑简单大大咧咧的女孩的身体上，她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成熟了。她没有问对方是谁，也不打听前因后果，她懂事地说，一切有她，我不用担心。
南红的故事本来已是支离破碎，缺乏明晰和完整性，要命的是无论我在倾听还是在整理她的故事，我自身的回忆都会在某个点大量涌入，这样的点俯拾皆是，像石头一样堵塞了南红的故事，又像一些流动的或飞翔的事物，来来回回地从某幅图案上掠过，甚至覆盖了图案本身。这些切入的点是如此刺眼，使我不得不注视它们，它们是流产、怀孕、性事、失恋、哭泣、男友不辞而别。这些点同时也是一些隐形的针，它们细长、锐利，在暗中闪耀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它们不动声色地等候着，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逼近女人，使她们战栗。在女人一生中的黄金时间，这些针会隐藏在空气里，你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它们，它们代表冰冷的世界，与我们温热的肉体短兵相接，我们流掉的每一滴热血都会使我们丧失掉一寸温情。
迷宫
我始终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解聘我，刚开始的时候见人我就说这件事，我把前前后后跟人说，然后揪着人家问：你知道为什么领导会不喜欢我吗？当然没有人会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先是问大弯，大弯说这是社里的决定，十二个人只有十一个指标，他本来想保住我，但实在没有办法。我又去问社里的主管领导，领导说，你去问大弯吧，是部主任作出的决定，社里无权干涉。我又去问大弯，大弯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是社里的意思。我再去找报社领导，社领导很不耐烦，说这事不是说过了吗。
我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真正的迷宫里，明明看清楚了是一个出口，眼珠不错地走过去，到了跟前发现不是。又看到了一个出口，又走上去，发现还不是。在迷宫中走来走去，人就变成了祥林嫂，不管见了谁都要说一遍。
我知道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总是想同一个问题总是想不明白脑子就会出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因为想不清楚某个问题就疯了，比如失恋的人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爱我？为政治发疯的人的问题是：我为什么成了反革命？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遭到解聘？我工作努力，做人谨慎，说话小心，单位是国家全民所有制，一不是外企，二不是私企，三不是集体所有制，我既没有出差错，又没有违法乱纪。我真是想了一万遍也没想清楚。
会不会发疯？一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摆脱这件事，而不是搞清楚，只有摆脱它才能搞清楚，不然越想越糊涂，人说不定真的就疯了。
我不再跟任何人讲这件事，说话避免“下岗”、“解聘”、“落聘”（它们的实质都是失业）这样的字眼，我白天逛大街，看一些乱七八糟的报纸和乱七八糟的电视，争取把脑子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件事总是跑出来，像空气一样，抓都抓不住。街上走着的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