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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床板，抱怨着说她感到精疲力竭。她按摩着她那疼痛的双腿，咳嗽着。熄灯了。当李春梅开始咳出血来时她的室友们都已经睡熟了。几个小时以后她们在浴室发现她蜷伏在地板上，在黑暗中轻微地发出呻吟，血从她的鼻子和嘴里流出来。有人叫了急救车，但在急救车到来之前她死去了。
也许李春梅的死还有其他疾病的原因，这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地方，因过分加班而导致“过劳死”或其他疾病的报道，我们不时可以见到。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动物中是否存在由于劳动而累死的现象（由于被其他猛兽追赶而累死的不包括在内），我只知道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在人类中确实有这类现象的存在。但类似李春梅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和深思，是由于它发生在一个对比更为鲜明的背景中而形成的反差：在一个技术发展到非常先进的水平，物质财富大量涌现，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将这个社会叫做“过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越来越少，以至于一些人被从劳动的职位上排挤出来，成为失业者，他们在为不能“劳动”而发愁；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却在加班加点，甚至累死在劳动岗位上或累死在过度劳累之后的短暂休息之中。
这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荒谬吗？
其他我们生存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中？
2002年夏天，短短几天的一次出差，遇到了这样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特别是在地铁站口的附近，几乎每行几步，就会遇到叫卖火车票和发票的。叫卖火车票的，究竟是倒票的还是因事延误行程而处理自己已经购买的车票的，不得而知。而叫卖发票的，那是专门贩卖假发票的。因为我们已经听过见过许多这样的报道。据有的报道说，在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全村农民集体外出贩卖假发票的情况，把它当作一条致富捷径。也就是说，贩卖假发票，已经是一个远非个别的现象，夸张点说，在一些地方贩卖假发票，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产业。贩卖假发票现象对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危害，想来也不必多说。据说，一张万元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虚开，国库中将损失1700元的税款；十万元版就是17000元，百万元版就是17万元！当然，在路边贩卖的假发票还主要是一般用来报销的发票，比如住宿的、餐费的，以及其他购物的等等。即便这样，我们也知道每几张发票卖出去，就会有几百几千元非法收入流到个人手中。在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假发票的危害，而是假发票的贩卖者为何能够在大街上公开叫卖，而且是在行人众多、警力很强的公共场所。应当说，政府或执法部门对打击贩卖假发票行为的态度是明确的。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因为大量制售假增值税发票被判死刑的罪犯，都在两位数。而在报纸和电视上，我们更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市警方突击行动，破获一个制售假发票的犯罪团伙”；“某某市警方突击行动，一举抓获贩卖假发票者几十人”。问题是，在有了这么多的严打和突击行动之后，贩卖假发票的行为为什么还能够如此公开化？如果说是打击和侦破有什么难度的话，可能说不过去，因为我们每次路过那里，至少就会遇到十来个贩卖假发票者。这时候就会想，用不着下很大的力气严打或突击行动，只要身着便装，每次至少也会抓住这十来个贩卖者。可问题是，是没有这样的行动还是这样的行动不能奏效？
第二件事情和第三件事情都是关于失业人员的。因为这次出差的一个任务就是进行失业人员的调查。这是东北的一个著名工业城市。在历史上，这个城市曾经有过它的辉煌，但在今天，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这里也面临着严重的工人失业或下岗问题。这里要说的就是其中两个人的故事，我们将其中的一个称之为A，另一个称之为B。他们都是在买断工龄后处于失业状态。对于买断工龄的价格，他们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和该城市其他工龄买断者相比，他们的买断价格是相对比较高的。标准是工龄每年2800元，如果是15年工龄，就可以拿到42000元。他们对此基本满意。问题是买断之后他们的生活状态。A有一个三口之家，妻子和孩子。妻子在十年前就没有了工作，孩子正在上学。A也没有找到别的工作，而是用买断工龄的钱来做股票。由于入市的时候恰恰股市处于高点，现在投入的钱只剩下了一半。也就是说，除了买断工龄的几万元钱外，他们三口之家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按照有关的规定，他们是可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的。但问题就来了：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要有独立的户口，而有独立的户口的前提，是他们要有独立的住房。而问题恰恰出在房子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住在父母的家里，户口也是和父母在一起的。这样，他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首先要有自己的房子；要买房子就需要一大笔钱；而他们现在恰恰没有钱。
B的情况和A明显不同。他现在开了一个小商店。由于种种原因，商店经营的还很不错。据他自己说，现在他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相当于过去上班时一年的工资。基本生活不但没有问题，应当说生活得还很不错。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在访谈中他一再表示，假如能有过去的那种工作，他会毫不犹豫地关了小店去上班。为什么？他说是受不了做生意要受的气。工商、税务、环境检查……经常来找你的麻烦。凡是有点权力的人，都要来找你收费要钱。而且收费没有什么章法可循，甚至收完钱，连个票据也不给。可想而知，那些不给票据的钱到了哪里。如果怠慢了这些有权力的人，你的生意就会遇到麻烦。其实，政府对失业下岗人员从事经营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却看到一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情景。
第四件事是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车上的收音机正在广播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的后续新闻——网吧大火是人为纵火，作案者是两个少年，纵火者已经被警方收审等。这场导致24人死亡、13人受伤的灾难，我在外地时就已经从电视报道中知道了。回到家里之后，赶快上网查看有关的新闻和人们对此的评论。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如下这两种质疑。第一，大量的黑网吧为何存在。据媒体披露的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现有“网吧”2400余家，其中同时具有文化、公安、工商三部门审批核发“三证”的合法经营者不足200家。这就是说，北京市开业手续和证照不全的网吧约有2200多家。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数字。从有关报道中我们知道，大量的网吧之所以处于手续不全的非法经营状态，是因为有关部门对网吧的审批极为严格，想获得网吧合法经营的全部手续非常困难。但问题是，如果有关部门对网吧是如此严格控制的态度，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黑网吧”存在呢？而且是在许多大街小巷中公开地存在？第二种质疑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有关部门决定全市网吧停业一个月进行清理整顿。质疑者提出的问题是，有关部门有什么权力让所有（包括合法经营的网吧）停业一个月？合法经营网吧停业一个月的损失由谁来负责？
上面的几件事情，都是在短短的几天里遇到的。这些事情都各不相同，甚至互相也没有什么联系。但如果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又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之中？当然，如果要是做论文的话，每个故事也许都可以做一篇很大的文章。对于每个故事后面的制度背景，人们也都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不完善或者不健全之处。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问，世界上能有健全到天衣无缝的制度吗？事实上，任何制度都是要由人来执行和操作的。是制度的规定与人的操作的结合，才构成制度的有效运作。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立意很好的制度一到实际的运作中就走样变形甚至面目全非。也许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宽广的眼光来看待制度问题了。
其他学界浮躁之风从何而来？（1）
近年来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已经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急功近利、浮夸、“做局”、“炒作”、高指标、大响动、形式主义等等，已经开始让一些人想起“大跃进时期”这个字眼和历史。
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为阵地，曾经有一次关于“学术规范化”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准确地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满怀激情地对改革的介入之后，开始做“分内”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批80年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90年代的“学者”。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化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更重要的是，这时人们似乎在看到一种依托于学科和专业化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形成。
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这个变化发生的背景。触发这个过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相当一批学者，放弃了对现实社会的慷慨激昂的评论，开始躲进小楼，做象牙塔式的学问。于是，就在20世纪80年代一片混沌的所谓知识分子中，孕育了一批最初的学院派学者。之后，又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和90年代国内培养的一批更年轻的学者的加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致力于构筑学界的边界，形成学界的规范，以扎扎实实地推进知识的进展。当然，毋庸讳言，这个学术规范基本是以西方的学界规范为范本的。这当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能够提供的资源（主要是研究经费）是相当有限，特别是对象牙塔式研究的资助就更少。这样，许多人就不得不将眼光转向西方，包括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或是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合作研究。这也迫使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西方已有的学术规范。
尽管这种努力经常由于下面的两个原因而遭诟病，一是片面强调与西方接轨，二是缺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但其对学术规范化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对学术规范化的强调，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学界逐步形成了一种扎实的学风：在一些主要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开始逐步形成一种良性的学术评价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对知识的实质性推进成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而不再强调成果的数量；20世纪80年代那种由媒体甚至由外行的掌声来评价学术的现象逐步消失，同行和专家评价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在高等院校的课堂上，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迅速更新，而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规范化的程度和学术质量明显提高。
学风的转变，或者说浮躁学风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
最初的迹象是发生在某些学术机构在为争取社会资源而做的“局”中。在90年代初，学术机构所拥有的资源极为匮乏；即使是一些重点大学，国家所拨的教育经费，大体也只能满足正常运转的50％；其余的则需要自己去解决。在外面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内部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一些学术机构不得不将“做局”作为向体制内或市场争取资源的手段。当时恰恰有一批海外学子归来，其中有的已经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于是，对这些海外回来的学子进行“包装”和宣传，就成为一种流行的做法。当时的一个说法是要打“品牌”。为了能打出品牌，不仅要对已有的成就进行包装（其中夸大的成分就已经在所难免），而且要用人为甚至行政的手段，做大“品牌”。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一些地方，用行政的手段建立“团队”，将其他一些已经有成就的学者也组织到这种由某个“学术带头人”领衔的团队之中，其成果也就成了某些“典型”率领的团队的成果。
接着，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另外的一个因素出现了，这就是体制内资源的迅速增加。如前所述，在此之前，教育和科研经费的匮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税收体制的改革，更多的资源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明显增加。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下，一大批资金被投入到一些重点高等院校。这对于长期处于资源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