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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概括地讨论城市容纳能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在不同的城市中，这两种容纳能力是有差异的。在大部分城市中，很可能是前一个方面的容纳能力超过后一个方面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它们提供的生存就业机会远远大于对于居民生活的容纳能力。这种差异存在造成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之后，能够在城市找到就业的机会，其中有些能够在城市中生存下来，而在另一个方面，在城市的生活中却出现了种种的紧张状态，并形成种种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等等。但不管怎样说，我们应该看到，相对而言，后一种容纳能力要比前一种容纳能力更容易解决一些。当然，这需要正确的城市发展政策和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城市病”、“农村病”与“城市偏好”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以人为的政策因素阻滞城市化进程之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按照政府的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每年将大约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移进入城市。而目前正在许多城镇试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正在为此而创造条件。尽管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按照这样的速度，用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也不过增加3亿人，即比现在的城市人口增加不到一倍，但仍然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
但对于这样一个城市化的进程，人们也有种种担忧，其中之一就是“城市病”。
“城市病”几乎是各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城市病的典型特征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就业压力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在一些地方形成“贫民区”，甚至出现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对这种城市病的担忧，在我们的社会中由来已久。在改革前实行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当时称之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尽管有种种其他考虑，但对“城市病”的担忧，无疑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在工业化最迅速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逆城市化。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增加了约4200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间；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改革开始打破过去僵硬的城乡壁垒，长期积压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以各种形式进入城市。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中的生活状态也就随之改观了：大街上出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特别是头戴安全帽，鞋子和衣服上挂着泥浆斑点的建筑工人；公共汽车明显拥挤了，尽管开通的公交线路越来越多，在公共汽车上还是难以找到座位，只有在春节前后那几天的有限时间里，这些农村人回家过年去了，情况才有明显的改观，然而在这时候城里人也就愈发明白，平时公共汽车的拥挤是怎样造成的了；在某些城市居住区当中，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烂的平房成了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的聚居之所，那里不仅人声嘈杂，脏水横流，甚至社会治安也往往很不好。诸如此类的现象，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专家学者眼中的典型的“城市病”。最近看到的一种关于城市病的最新说法是，“沙尘暴”也是城市病的一种表现。
就在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抨击城市病的同时，许多农村居民却对这充满着“病症”的城市心向往之。不但心向往之，而且不惜千里迢迢，花费路费和其他费用，办理各种证件，拥挤到这里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生存甚至是发展的机会。而在这背后，则是对另一种社会病症——“农村病”的逃离。因为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在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和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的情况下，“农村病”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而且，与“城市病”相比，“农村病”其实要显得更为严峻。“农村病”最大的特征是贫困。从消费总量分析，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参考资料也为上述见解做出了佐证：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中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从耐用消费品城乡拥有量看，1999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基本相当于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拥有水平。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
更为严峻的是，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尚有28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按照一种很低的标准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到1998年末，中国农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约106亿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儿童发育不良，铁、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缺乏症普遍存在，一些孩子因经济原因而不能上学读书；一些地方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分别达到10％和03％，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到100％。一些贫困农村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相当高，如肺结核、碘缺乏症等。
将这些对人们来说也许并不新鲜的情况列举出来，是想说明在人们所担忧的“城市病”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农村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城市病”的时候，必须将这个“农村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农村和城市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都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毋庸讳言，人们在讨论城市病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一种“城市偏好”的目光。蓝天白云、空气新鲜，交通畅通、公交车上有座，市面清洁，没有衣衫褴褛的人群，当然很好。但这一切不应当用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实现和保证。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世界工厂”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契机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最有利于实现城市化的时期，我们采取了人为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结果是错过了实现城市化的最好时机；在进入21世纪，我们不得不迅速推进城市化的时候，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已经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和资金投入，机器和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日益突出，这样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很难为城市化创造最佳的条件。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几乎人人都知道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在只要一想到这是涉及一个几亿人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就不能不令人担心，在城市中，这数以亿计的人安排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再考虑到城市中已经存在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是沉重。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目前在中国除了有2亿多的城市劳动力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之外，还有近1亿个农民工和138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已经在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只是他们本人没有成为城市人口，他们的家属没有成为城市人口。如果我们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因素，就是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出现的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趋势。
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得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重新定位，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图景，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即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目前，中国有许多行业的产值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绝对地位，钢铁、煤炭、电子信息产品、通讯、家电、制鞋、五金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有学者分析，这个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趋势：即跨国企业的生产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向中国转移；研发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跨国公司在华采购力度进一步加大。据去年下半年对东京证券市场1143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日本制造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将生产线移往海外，而这其中71％的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基地。尽管目前在有关人士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就总体来说，这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机会。
当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意义。
这个意义其实在中国的某些局部地区就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通过引进外资—形成制造业中心—加速城市化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外资的引入，以“三来一补”的形式，迅速形成了制造业基地。深圳，过去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拥有4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曾经是一个农村县的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为IT零部件厂商集中的地区。1999年，以台资企业为主的东莞市的IT产品出口额达668亿美元。据广东省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顺德、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等8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移动电话持有率达到每户1～2部，每10户拥有1～2辆私家车，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万～2万元，人均实际消费也超过了1万元。深圳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可以说是达到了富裕标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化的过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得益于乡镇企业中制造业的发展。而在近些年来，这里开始成为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在苏州，1993年台湾电脑厂家“宏基”的投资者最早来到这里，当时新区周围还都是农田，也没有像样的道路。现在，曾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