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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经济学家的特色
读叶兆言、张炜这些男作家和陈丹燕、毕淑敏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总感到性别对他们不同写作风格与内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家中，女性也有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富于同情心。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于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即使她们与男经济学家研究同样的问题，也更多体现出她们的人文关怀。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1930~）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阿德尔曼是一个女才子。19岁时就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该校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在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在经济学界，她以研究发展问题而闻名。她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于1961年。这是一部纯理论评述著作，用数学模型表述历史上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熊彼特）的增长理论。1966年她又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设计》。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则是1967年与C。T。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这部著作为发展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种新的、互相制约的框架。作者运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标与涉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统计关系。她们采用经济学家很少用的因素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变为少数有解释力的因素，发现了政治稳定和金融市场复杂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至今仍为经济学家重视。
年轻的琼·罗宾逊应该是最漂亮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这种因素分析并不是女性的专利，那么，阿德尔曼对发展中贫困问题的关注就有女性特色了。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这本书用统计方法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份额。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无论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展中国家里都存在这种情况。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1977年又出版了《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朝鲜的案例研究》。这两部著作继续发挥了这种观点，论述了传统发展战略中增长与平等的冲突，主张一种以平等为目标的增长。对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中争议颇大，但读她的这些著作你会感到一种母亲似的博爱胸怀和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不像有些男经济学家那样，用起经济解剖来冷酷、无情。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在男权社会中，真正关心妇女经济问题并做出独到分析的还是女经济学家。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Claudia Goldin）。她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经济史的研究而引人注目。她把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和20世纪劳动市场的变动。在这些研究中，她特别关注技术变革及妇女在劳动市场上作用的演变。她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作与销售工作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使妇女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缩小了她们与男性的报酬差别。 琼·罗宾逊与加尔布雷斯两个左翼战友晚年仍不改初衷妇女的经济地位稳步提高。她从经济角度研究妇女问题还得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比如，我们过去认为女权主义是那些少不更事的黄毛丫头推动的。戈丁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主力是40~5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中年妇女。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妇女经济地位提高后对社会政治地位要求的一种体现。从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动来认识女权主义，我们就可以解理她们的许多行为——甚至是过激的行为。
女经济学家分析妇女问题也许比男经济学家更客观。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June ONeill）是职位最高的女经济学家。她不像一些男经济学家那样抱着一种怜悯的态度大讲女性歧视问题。她认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与男性的工资差别已经很小。27岁到33岁没有孩子的妇女的平均收入已接近男性的98％。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帼国不让须眉两性收入的差别不是妇女歧视，而是由性别自然决定的家庭中角色。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这一点无法由于技术进步而改变。
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是女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曾说过，当街上还剩下一个革命者时，这个革命者一定是女人。这句话说出了女人的另一种天性：执著。她们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执著，对事业的追求也执著。在经济学中，她们坚持正确的观点执著——例如阿德尔曼对平等的追求，但对错误的观点也执著。我想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琼·罗宾逊（Joan Robison；1903~1983）了。罗宾逊的确是一个天才，她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是经济学上划时代的著作。如果她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拿诺奖也就是小菜一碟了。可惜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左转。她抨击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挑起与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等人的“资本之争”。她又用收入分配理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把增长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问题的中心。甚至在中国的“文革”中她成为最受当时官方欢迎的外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吹捧“四人帮”极“左”思想的言论。其实“左”翼经济学家男性也不少，如加尔布雷斯、海尔布罗纳等。但像她那样，主动挑战不同观点，愈战愈勇者，并不多见。读她的文章时；那种执著，甚至强词夺理的口吻，的确有女性的特点。也许最好“战”的不是男人，而是有执著追求的女人。
以性别来评论经济学家也许并不科学。但既然是“闲话”，你也不要认真。觉得言之有几分理，读了就有收获，觉得完全无理，你也就一笑了之。经济学家与母亲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2章
经济学家与母亲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伟大的母亲 一个伟大的人物往往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母亲。他们的母亲或者出身高贵，或者来自平民，或者学识渊博，或者目不识丁。但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母亲给予儿女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个人品质。这种品质是人成功的起点。经济学家的成长中，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学家中，凯恩斯的母亲教养是相当高的。凯恩斯的母亲弗罗伦斯·阿达（Florence Ada），外祖父是神学博士，著作颇丰。阿达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受教于当时的著名学者纽因哈姆，担任过剑桥市长。阿达是一位职业型妇女，但良好的教养对凯恩斯一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的母亲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极为关心家庭和子女，家中经常朗诵狄更斯这些大师的作品，全家外出旅行或到伦敦看戏，剧目都是精心挑选的。凯恩斯正是在这种文明和艺术的气氛中长大的。这启迪了凯恩斯幼小的心灵。凯恩斯曾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位剑桥学者（父亲）和纽因哈姆门生（母亲）联姻的结果。阿达对凯恩斯成长的每一步都给予关注，保留了凯恩斯去世25年前有关凯恩斯的一切剪报和资料，并详细记载了凯恩斯年轻时的经历。就是这对夫妇为我们养育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与凯恩斯同样有这样一位有教养的母亲的，是当代经济学天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萨默斯的伯父是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舅父是另一位诺奖获得者阿罗，父母都是经济学家、宾州大学教授。母亲曾任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院长。这位母亲给予儿子的更多不是经济学，而是品格上的培养。每次萨默斯出去打棒球，母亲总鼓励他，把玩也作为一种事业，认真作，争取最好的成绩。正是这种品格使萨默斯仅仅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就晋升为正教授，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财政部长。
当然，不可能所有经济学家都能像凯恩斯和萨默斯这样幸运，有如此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但贫困家庭中的母亲给予子女的也许会更多。话经济学人
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出生于捷克（后归前苏联）犹太移民之家，在美国以开杂货店为生，家庭收入低而不稳定。但母亲莎拉·伊赛尔非常能干，不仅经营这家杂货店，还在贫困之中使家庭保持了物质上的温饱和精神上的温暖与和谐。弗里德曼中学毕业那一年，父亲去世。失去亲人和家庭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并没有使他母亲垮下去，母亲以坚强的毅力，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母亲的这种坚毅个性强烈影响了弗里德曼的一生。中学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经济支持，靠自己打工继续学习，并以优秀成绩获得了大学奖学金。走上学术道路之路，他在20世纪50年代坚持货币数量论、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战后布雷顿森体系确定的固定汇率制。无论反对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获得成功。他的这种品格更多地来自母亲，这种品格是他成功的基础，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与弗里德曼命运相似的是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父母是从安提瓜到圣户西亚的移民，自然免不了受当地人的欺负。他的父亲是政府小公务员，不幸在刘易斯七岁时去世。当时家中五个孩子都小，他母亲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抚养孩子。尽管经济困难，他母亲仍重视孩子的教育。刘易斯曾深情地回忆，尽量家庭生活艰辛，但母亲坚强的意志成为一家人的支柱，而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而富有同情心。他的母亲还是一个非常宽怀的母亲，对孩子们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刘易斯上小学时比同班同学小二、三岁，身体又弱，有严重的自卑感。是母亲的鼓励使他学习优秀，拿到了圣路西亚政府的奖学金到英国学习。
母亲的这些品格对刘易斯以后的成长和学术都有极大影响。作为一个黑人，刘易斯在当时曾受到歧视，有被拒绝住店，甚至不让乘车的经历，但母亲面对家庭困境的那种坚毅，使他平静地面对一切。他总记着母亲让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的话，终于有所成就。刘易斯少年时贫困的经历和母亲对穷人的同情决定了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在英国时，他参加费边社的活动，反对帝国主义。正是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他走上了发展经济学研究之路，并奔波于各国之间，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刘易斯的晚年曾深情地说“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那些认为男性在各方面都超过女性的看法，他认为是“大放厥词”，“太过荒唐”。
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子女成才。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健康环境。她们的勤奋、坚强、正直成为子女最宝贵的财富。富裕并不可怕，贫穷也并不可怕。只要母亲有一种高贵，善良的品质，任何环境下的孩子都可以成才。要让孩子做一个好人，母亲也应该是一个好人。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代跋
美国华盛顿国家气象局门口写着一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话，人们永远记着。如果把这句话写在任何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的门上，或印在经济学家的T恤衫上，也同样适用。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不少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与给政治家编的笑话一样，这类笑话当然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嘲讽经济学家的。读了这些笑话，总感到经济学家像窦娥似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一则笑话说，某游客在食人族居住的岛上旅行，见人脑专卖店标的价格是：艺术家脑每磅9元，哲学家的12元，科学家的15元，经济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