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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汇率目标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汇率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如何减少汇率波动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了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有效。但在浮动汇率下，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为出口商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都有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支出）。他们观望汇率的波动，只有汇率波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实现市场出清，这就加剧了汇率波动。克鲁格曼支持汇率目标，即汇率在目标区内可以浮动，但有不能超越的界线。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目标区的好处是，当它上升到目标区上端时只能下降，下降到目标区下端时只能上升，这就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机活动，稳定了汇率。
克鲁格曼受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关于地区产业集群优势的启发研究了地理和贸易的关系，发展出经济地理这一新领域。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只是更一般的生产区位理论的一方面。产业区位的决定有任意性，可以由政府引导形成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而且历史在解释已形成的产业区位及发展方向时是重要的。现在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克鲁格曼文笔极好，又善于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众讲经济学道理，分析经济问题。他在《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主持的专栏极受欢迎，同时他也是许多经济学畅售书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预期消退的年代》，在国内已有译本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等等。当然，作为乌鸦嘴，他讲话是很尖刻的，他讽刺一些亚洲国家政府为显示功绩而给统计数字注水——“看它们的统计数字如同读科幻小说”。这些话当然许多人不爱听。但这种直率坦诚的风格使他更有魅力。
克鲁格曼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许多人认为他也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人。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任何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点类似于梦游者的特征。”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话经济学人
君子和而不同
人总是要争论的。巴以相争，枪炮说话；文人相争，恶语相加；政治家争论，拳脚齐上；经济学家的争论颇有点“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
历史上和而不同的典范就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了。他们俩出身、教养、社会地位完全不同。马尔萨斯出身于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毕业于剑桥大学，终生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涯，被认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李嘉图出身于暴富的金融之家，从小没受过正规教育，极为富有，被称为“花花公子”，但由于在政界和学界的活跃而极富盛名。1809年他们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而结下终生友谊。
在学术上，他们俩人的争论远远大于共识，而且观点之对立，争论之激烈，至今读他们的书仍然可以感到。马尔萨斯最早提出需求不足的“普遍过剩说”，认为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是合理的，支持限制谷物进口。李嘉图则反对地主阶级，支持取消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李嘉图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马尔萨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主张生产费用论。他们一直围绕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争论不休。1820年，马尔萨斯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李嘉图以220页的篇幅进行批驳，马尔萨斯也反唇相讥。
他们是争论对手，也是朋友——索洛与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在哈佛大学与经济系教授们亲切交谈，看不出他们还是争论对手君子和而不同但这种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争论往往是一种切磋。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驳斥马尔萨斯为地主辩护和支持《谷物法》的立场。马尔萨斯认为此书写得仓促，应该重写。李嘉图接受这一建议，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经济学经典之作。仔细阅读他们的通信，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切磋对每个人学术进步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也互相帮助，李嘉图曾替马尔萨斯购买公债，以帮助马尔萨斯脱贫。李嘉图去世后曾给马尔萨斯留了一笔遗产。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去世后说：“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也是这样和而不同的君子。
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围绕资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两个学派分别在英国和美国麻省的剑桥（Cambridge），所以，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争论围绕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过程与特点等纯资本理论问题，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边际价值理论与边际分析法——是否正确。这场争论由琼·罗宾逊1953年发表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挑起，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应战，持续近20年之久。
这两派经济学家唇枪舌战，各不相让，在报刊和演讲中抨击对方，毫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并没有使他们成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而是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最早与琼·罗宾逊争论的是索洛。当索洛刚刚进入学术界时，琼·罗宾逊已久负盛名了。但当索洛对琼·罗宾逊的挑战做出回应时，琼·罗宾逊对索洛评价相当高，认为“索洛教授的才华令人眩目”。琼·罗宾逊的传记作者特纳认为“在后来15年中，她与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讨论。他们的通信充满温暖但有时是相互攻击的回合。在个人私交上是友好的。”（《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1961年，应琼·罗宾逊的要求，索洛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争取了250美元，安排琼·罗宾逊在这两个学校演讲，而演讲内容正是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由于时间安排失误，他们俩人未见面。1963年他们见面时就资本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争论。1970年索洛到英国剑桥，他们又进行争论。尽管有争论，他们都珍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流，琼·罗宾逊把这种争论看成“才智的考验”。
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在1948年就见过面。琼·罗宾逊极为佩服萨缪尔森，认真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激烈，但琼·罗宾逊对萨缪尔森依然敬佩，承认自己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萨缪尔森则认为，“这种争论方式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尤其在提出新观念时需要，因为新观念是不可能在一种和谐、茶馆式的气氛中产生的。”琼·罗宾逊去世后，萨缪尔森写长文悼念，并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鸣不平。
学术上的争论不应发展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经济学界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经济学家需要宽容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0章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沉思的哈耶克做出过最著名的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崩溃，他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雀起。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老年的哈耶克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相当于当年中国的手抄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唯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份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哈耶克著作的部分中文本，读哈耶克的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美国的宽容使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了。
康德拉杰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1928年他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