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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专业教育，又要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些人主要是高校教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给经济学家作这样一种限制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泛经济学家”时代。只要有官位就是经济学家、博导，只要能在媒体上侃一通也是经济学家，甚至还要加“著名”二字。我想说的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这种经济学家的作用首先是研究经济理论，推动经济学的进展。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政策，但它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可以指导政策制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从理论上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结论是，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固定汇率下相反。90年代美国采用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正是根据了这种理论。任何一种政策总有理论指导，不是正确的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所以，经济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正确的理论是重要的。
其次，经济学家要用经济理论教育其他人。一个官员，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公民，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但如果他们要作出正确的决策，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传授与普及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他们讲课和写文章写书正是完成这种职能。经济学家的这种工作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学水平，也为作出正确决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经济学家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批评政策。他们的政策建议也许不完全切合实际，但无疑可以作为政策的基础，或若干种选择之一。他们的批评也难免书生气十足，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但对改善政策不无好处。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比建议还重要。经济政策只有允许批评，才会不犯重大错误。对于一种政策经济学家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赞扬，有批评，这才有利于民主决策。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然，也会有少数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如果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对现实的透彻了解，同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就可以在制定政策中起到更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专家治国，而是在民主决策中发挥专家特有的作用。例如，凯恩斯、格林斯潘；以及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过职的伯恩斯、海勒、托宾、费尔德斯坦、萨默斯等。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有良好的经济学修养，而且也在于他们完成了从经济学家到政策制定者或顾问的角色转变。如果曼昆能完成这种转变，他也就能成功。我们祝他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位子上一路走好。那时我们读他的《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就会有更多新意。
市场经济成功的希望并不在经济学家身上。但如果我们有一批严谨治学的经济学家，有一批懂现代经济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甚至有少数具有政治家素养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进步更快，弯路走得更少。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章
谁都知道约翰·洛克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经济学家？
最早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而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实践者。最早的经济学也不是用数学公式包装起来的理论，而是一些直白的经验总结和政策主张。但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先——重商主义的经济学。介绍经济学家还应该从这些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经济学拓荒者开始。
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以来就有了经济思想，无论是中国的孔子、管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许多令今人叹服的经济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起点，适应这一时期需要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则是经济学的开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在今天看来，重商主义 。
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舍尔1931年出版的两卷本《重商主义》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者的理论也许太肤浅，但他们的确是经济学的拓荒者，没有他们的奋斗，也不会有今天成为显学的经济学。
重商主义者并不是以经济学为生的专业学者，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更多地来自实践，而不是书本。他们的出身、经历并不同，而且也没有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活跃的年代从1500年到1776年间。重商主义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18世纪中期由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米拉波创造的。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有英国的托马斯·曼，是一位英国纺织品商人的儿子，自己也是成功的商人，并当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他在1630年左右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重商主义的经典之作。出生于比利时而在英国经商成功的杰勒德·马利尼斯以《古代商业法典》而闻名。他写的是古代商法，表达的是重商主义观点。英国处理税收、进出口业务的官员查尔斯·戴维南特也以《论东印度的贸易》一书成为重商主义者。法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是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部长科尔伯特，他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他促进国内贸易的许多政策被称为科尔伯特主义。另一位以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而闻名的蒙克莱田也是重商主义者。还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商人、官员、银行家等被划入重商主义者，例如，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化名W。S。），意大利的银行家卡鲁菲和达旺查蒂等，甚至著名的约翰·洛克和成为古典经济学鼻祖的威廉·配第也被作为重商主义者。洛克和配第已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人物。
原始积累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不为哪一个重商主义者立传，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与以后的经济学家一样，即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加财富。这反映在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第二章“使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这个标题上。他们与以后经济学最本质的差别也在这两个问题上。以后的经济学家把产品作为财富，增加财富之路是发展生产，而他们把金银作为财富，把对外贸易顺差作为财富的来源。
经济学拓荒者尽管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有所不同，但作为重商主义者，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只有作为金银的货币才是财富。金银与财富是同义语。
财富来自对外贸易的顺差，即来自出口大于进口。但不可能各国都有顺差，即贸易中一国之获利必为另一国之损失，因此，倡导民族主义，并主张用强大的海军和舰队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对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料免税，但对本国能生产的制成品和原料保护，并严格限制原料出口。
殖民化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
反对阻止国内贸易的各种通行费、税收和其他限制。这就是实行国内自由贸易。
实现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鼓励人口增加和辛勤劳动。
早期重商主义者更多地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金银，主张只出口不进口。晚期重商主义能更多地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金银，主张发展生产，多出口少进口。所以，马克思把早期重商主义称为重金主义，晚期重商主义者称为重工主义。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原始积累时期是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要求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对外贸易（或对外掠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反映了这种需求。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重商主义研究的对象是流通，方法是对所观察到现象的描述或分类，目的是为了提出相应的政策。结果这种经济学就是一些经验总结或政策建议。经济学只有从流通进入生产，从描述现象到探讨本质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种转变是古典经济学完成的。
重商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但其影响至今仍存在，各国频繁使用的国家干预经济和保护贸易政策就来自重商主义。在自由贸易理论深入人心，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有市场。这说明在经济学中是利益高于原则的，尽管这种利益是局部的、暂时的。
骗子经济学家
约翰·罗是骗子经济学家的鼻祖；但与以后的纯骗子相比；他还是有学问的。
转型时期是一个骗子横行的时代，各国亦然。个把经济学家也难以脱俗，靠骗术暴富或成名。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骗子当数18世纪的约翰·罗（John Law）了。约翰·罗1671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兼营黄金首饰的银行世家，年轻时热衷于赌博、打斗、追逐女人，被称为“花花公子罗”。 在伦敦时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之杀死，被判终身监禁后逃至荷兰。罗在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银行任职，对银行业务，特别是信贷有浓厚的兴趣。在17岁到伦敦后，花天酒地之余还注意学习计算与处理各种货币往来的业务能力，了解银行界的情况，并与金融界人士有密切往来。逃到荷兰之后潜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制度，并于1700年出版了《建立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与理由》。三年后回到苏格兰，建议建立土地银行，即以低于地价的认购土地权吸引投资者，筹资建银行。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于是来到法国巴黎实现他的雄伟理想。他在这里辉煌了一把，但骗局终非成功之本，最后也栽倒在这里。
在法国几经周折之后，罗的建议终于实现。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当时财政赤字严重，年税收仅142亿利弗尔（当时法国货币名称），但债务高达39亿利弗尔。继位的皇子仅7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奥尔良公爵是罗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的密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法国采用了罗的建议。1716年罗的通用银行成立，以法国王朝的信誉作为保证，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纸币，并进行票据贴现和存款业务。由于摄政王奥尔良的支持，法国政府不断宣布金属硬币对纸币贬值，加之罗熟悉银行业务，控制了法国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发行适度货币，保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可以用于交纳税收，并调整利率刺激经济。罗的事业一帆风 以“朕即国家”闻名的路易十四的去世和财政危机成为约翰·罗骗局的机遇顺，1718年通用银行改为皇家银行。这些成功使法国政府迷恋纸币，宣布放弃金属硬币，以便随心所欲印纸币满足财政需求。当时发行的无抵押无储备的纸币高达10亿利弗尔。纸币过度发行就潜伏了金融危机。使这一危机爆发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骗局“密西西比计划”。
密西西比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该计划是由罗在1717年成立的西方公司从事经营开发和征税。该公司获得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以后又获得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1719年西方公司更名印度公司，罗又获得了皇家造币厂和间接税征收的承包权。1719年10月罗偿还了150万利弗尔国债，并在1720年1月出任法国财政部长。这是罗事业的顶峰。
西方公司共分20万股，每股票面价值500利弗尔。以后印度公司又发行5万新股，每股票面价值100利弗尔。当时人们认为这项计划前景美好，加之利好的消息满天飞，股价上扬，发行5万新股时申请者高达30万股。许多人，包括贵族，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甚至驼背人也以出租驼背给申请人填表而发财。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罗为把股价维持在9000利弗尔，将之货币化，大量发行纸币。这引起经济繁荣，奥尔良认为，如果发行5亿利弗尔可使经济兴旺，为什么不发行10亿利弗尔？这样就大量发行纸币。到1720年5月初，发行的纸币已达26亿利弗尔，而金属硬币不足其半数。
这种利用信用而膨胀的繁荣如同建在沙子上的房屋，当然无法长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悄悄把股票与纸币兑换为外币或金银，寄出国外。罗说服国会把金属硬币贬值5％，以后又贬值10％，甚至禁止人民持有500利弗尔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