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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谊，我都是信得过的，我同样也信得过弗兰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从来只能被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我跟他们决裂之后才被泄漏出去的。单凭这一事实，人们就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所应受的谴责，我愿意接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由于他们的邪恶而发出的谴责。我的罪过是大的，但只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义务，然而害人的念头却不曾钻进我的心头；我对于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的父爱自然不会强烈。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依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愿写我的忏悔录，而不是写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我向读者永远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的结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个十分可爱的少妇，而在为杜宾先生办理公文函件的人们之中，她对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罗什舒阿尔夫人则是弗里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过他也就成了格里姆的至友。然而，格里姆之所以能进女儿的家门，还是我介绍的。但是他们两人气味不相投，这段结识无什么结果。格里姆从那时起就一心巴结权势了，他宁愿跟母亲做朋友，不愿跟女儿做朋友，因为母亲在上流社会交游甚广，而女儿只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阴谋，也不想攀高结贵。杜宾夫人在舍农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预期的顺从，便让她独自一人在家里过着寂寞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许也以出身自豪，宁愿放弃社交界的乐趣，几乎独自一人守在自己屋里，而不愿受她生来就不习惯的那种管束。这种流放式的生活加强了我对她的感情，因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发现她喜爱空想，寻根问底，有时带点儿诡辩色彩。她的谈吐，绝不象是一个刚从女修院办的学校出来的少妇，对于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还不到二十岁。她肤色白皙，光泽照人。如果她讲究一点姿态的话，身段会是端庄而秀美的。她的头发金黄带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青春时期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绪十分不宁。但是，我给我自己制订的、并且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予以遵守的那些严格的行为准则，保证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诱惑。整整一个夏季，我每天跟她面对面坐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做算术，拿我那些无穷无尽的数目字去讨她的厌烦，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风流活，也没有向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再过五、六年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说，也就没有那么傻气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真正用爱情去恋爱。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将占有我的心灵的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生活以来，我始终是满足于我的现状的，没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愿望。她和弗兰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于他们的主动。这一年，弗兰格耶先生因为一天比一天对我好，就想让我再宽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发了财，想退休了。弗兰格耶先生就请我顶这个缺；为了胜任起见，我有几个星期都经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学些必要的知识。但是也许因为我缺乏担任这种职位的才能，也许因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个继承人——不尽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识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乱了的账目总是不能很好地钻到我的头脑里来。然而，我尽管未能得其精微，还能略知梗概，足够把这一行干得顺顺当当的、我甚至开始履行职务了。我既管登记，又管库存；我收支现款，签收票据；虽然我对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兴趣，可是年龄的成熟开始叫我老实了，我决计克服我的憎恶，用全副精力来干这一行。不幸当我已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弗兰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间，他的金库就由我一人负责了，当时库里的现款其实也不过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这项信托给我的操劳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觉到我绝不是做出纳员的材料，我毫不怀疑我在他公出时感到的那种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来后我患的那场大病。
我在我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