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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家族--检察官手记 作者:谢朝平-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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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圣人的理论像一座黑色的金字塔耸立在君子们心间。在两千多年漫长的“黑
道”上,他们或牢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诲,默默地做着学问;或怀
着“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脐身仕途,人朝事君,“谋道不谋食,
优道不忧贫”。在金钱面前不越雷池一步者,确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少人心中的金字塔开始倾斜了。一些孔门弟子
再也顾不得“君子不言利”的古训,一夜之间,在学校这座圣洁的殿堂里办起了商
场,摆出了茶叶蛋。有的把饼干、饭菜和知识搭配在一起销售给弟子,把文凭拍卖
兑换成金钱;有的弃“黑”投“红”,另谋他就;有的汇入“黄潮”,经商赚钱。
“黑色系统”里的个别“红色阶层”与“红色系统”里的见利忘义之徒,伸出贪婪
的黑手在校园趁火打劫……

    黑色本是颜色之王。但在生活的调色板上,却出现了黑黄相染的情况。

                一阴影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而今,贫困却像阳光底下摆不脱的
阴影,紧紧缠着教师,缠着教育。

    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 /5 多,但教育经费仅占1 /30;
1985年,在151 个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我国占149 位。解放近四十年
来,我国教师队伍增加35倍,但教育投资仅比1952年增加7。8 倍;我国中小学教师
的待遇只相当于香港中小学教师的1 %,甚至还达不到抗日战争前中小学教师的1 
/10。 三十年代,一个小学教员月薪45元,警察8 元,政府的科长还比不上小学教
师。

    1986年,小学、中学教师在全国主要行业的工资排列中,列倒数一、二名。后
来,虽明里增加了百分之十,但由于物价上涨,加上其他行业暗中增加工资奖金,
教师的实际生活更加窘迫。

    1992年10月30日《联合日报》载:京城一对夫妇——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中
学教师轮流服侍一位住院的老人。当有人问他们何以如此时,回答竟是:“想为孩
子上学赚点钱!”他们的回答,除反映而今读书费用高,两个知识分子的正常收人
难以栽培一个孩子外,无疑也是告诉人们:教师和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
太低,以致连一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也不堪负担!

    处在这样窘困的位置,“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教育还神圣吗?“太阳
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还崇高吗?

    1992年教师节前,笔者在攀枝花办案,认识了有10年教龄的刘力。一年前刘停
薪留职外出“跑单帮”当了个体户。

    一天下午,我俩在金沙江边散步。小伙子天南海北滔滔不绝,说话时神采飞扬。
后来,攀钢的大喇叭响了,在播某领导教师节前深人学校慰问教师,某县又有17名
教师搬进新居之类的新闻。我感慨道:“教师的地位还是很高嘛……”

    他眸子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一丝幽怨悲苦的阴云浮现在脸上。

    “每年的教师节都要宣传一番,热闹一番……”我继续说。

    他望着远处的灰云,目光聚成了一口深不可测的潭,“潭”面飘忽着一个悠远
沉重的叹息。

    “教书一定很有意思吧?”为打破难堪的沉默,我没话找话。

    “想知道我为什么停薪留职吗?”他颤抖的声音向我传达出了他微妙的心态。
“我们学校去年应拨14万元工资,11月前,乡财政才拨给1 万多元。学校多次找乡
长批款,他总摊说没有,可他们每月工资、奖金、菜篮子补贴一样不少。更可气的
是:乡长的侄儿经常到我们学校摆摊卖豆皮串,给乡长讲过多次,他理也不理。一
天,他侄儿的摊子挡住了校门,我去干预,乡长的侄儿一拳打得我鼻血直流,并大
骂教书匠又翘尾巴了。有关部门叫他赔医药费,乡长的侄儿道:”赔就赔嘛!这么
多个月没给他们发工资了,就算我可怜他吧!“我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发誓:”我也
要赚钱,我会比你这个卖三串豆皮就算不清账的家伙赚得更多……“讲完往事,刘
力仍气呼呼的。

    一种不平在我心中升起:教师为了社会,为了“树人”,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然而他们的奉献并不为人理解,还要遭这样的凌辱。

    这是教师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刘力平静了下来,他将一个汽水瓶像扔烦恼似的扔了出去。“好在我发的誓已
实现。”不等我答话,他冲我一笑,问道:“你猜我每月能赚多少?”我颇有兴趣
地问:“多少?”他笑着伸出五根指头。“五百?”我感到有点吃惊。不料他却摆
摆手说:“不,是五千元。每月贩运三趟钢渣,我就能稳拿这个数。”

    趁他高兴,我问:“还打算回去教书吗?”他使劲地摇头,像要摇掉那不痛快
的往事:“我正准备辞职,就是讨口也不教书了!”

    我愣了愣神,继而道:“教师的社会地位总比讨口的强吧。”没料到却捅响了
他的连珠炮:“人们能为长城、大熊猫捐款,可你听说过有谁给教师捐款吗?奥运
会上运动员得金牌后,国家奖,单位奖,企业奖,奖钱、奖车、奖房子,一个人可
获奖百万元,可参加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比赛金牌得主的教师,有谁
给他们发过奖金?!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竟一掷千金,争着去锦上添花,却不肯
拔一毛,给穷困的教育雪中送炭!”

    我不敢正视他,默默地把目光移向远处那片灰云。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任
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二“孔雀东南飞”

    他就要去“闯关东”了,我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年前,我在这送走过一个从学校“跳槽”的朋友去深圳,而上次送走的人正
是这位“闯关东”者的牵线人。

    一家人都前来为他送别。他妻子和一对“双生儿”搀扶着他七旬老母走在前边,
我提着他惟一的行李——一个小小的挎包,同他并肩默默地走着。

    买好票,开始排队进站,站台上,那只大喇叭里正在播送女歌星张强演唱的《
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留下孤独的我……”凄婉、哀伤的歌
声回荡在站台这个人间悲欢离合的舞台上,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的内心在战栗。

    离别在即,一家人都黯然神伤。两个小儿蔫巴巴地依偎在妈妈身旁服泪汪汪地
望着爸爸。他妻子正忙着给气喘吁吁的公婆捶背,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打量着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庭,真想再问他:老母风烛残年,幼子嗷嗷待哺,
何必硬要别妻离子,踏上这漫漫天涯孤旅?别忘了,父母在,不远行呀!

    可他已对我说过,此去正是为了妻儿老母。他还说,他也不想走:“同学数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当初我是如何向往、热爱教育事业……”

    对这,我记忆犹新。学生时代,他人生的路标就是指向教育事业。

    拨转他人生路标的是一首小诗。高三那年的一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为了让我
们写好一篇《老师,请听我说》的散文,特意给大家印发了一首《教师之歌》:…
…虽然/我没穿上军装/可我一样保卫边防/虽然/我没站在炼钢炉旁/可我一样
给长江大桥输送钢梁/医生,作家,演员,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他们都曾是我的
学生/我的岗位永不调换/我的足迹踏遍四方/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

    那首小诗,使全班同学激动不已。当天他亢奋地对我说:“今后,我们都去考
师院,当教师。”我问他:“你的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考上其他重点大学,读师
院,不后悔?”

    “后悔?”他一笑,“我愿以毕生的心血/种得人类繁花似锦/我愿以满头白
发/换得祖国栋梁成林成荫……”

    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1978年,他同那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和满手老
茧的青工们一道挤上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驶向高校的列车。1982年从南充师院
毕业后,他登上了川东北某县中学的讲台。

    开初几年似乎还顺利。从教第二年,他同邻县一位中学教师结了婚,一年后,
送子娘娘一下就给他送来了一对胖小子。同妻儿虽过着牛郎织女般地生活,但有自
己热爱的事业,有温馨的家,他满足了。

    很快,他发觉生活变脸了。1988年评聘职称时,他名落孙山。虽然教学成绩在
全县名列前茅,但“僧多粥少”,他这个工龄、教龄、年龄都远不如人者,还是被
挤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职称是对一个人能力、
价值的认定,也是教学的合格证;没职称,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就像工厂出
的产品没有签发合格证。

    当初,他看中的其实还只是职称代表的实际水平。但在当今这个很讲职称的时
代,职称带来的物质利益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与职称紧紧挂钩的,有住房,有
工资,有子女户口、家属调动,甚至还要牵涉到书报费、医药费等等。

    由于没有职称,他的生活自然产生了不幸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工资少出一大截,
不管他怎么戒烟戒酒,节吃省穿,可节约的钱还不够给两个孩子买奶粉。每年,夫
妻探亲缴到交通部门的那笔车费,对他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每逢学校有几天假,
他都渴望同妻儿团聚,但一想到二十多元车费,他心中就发怵。为了不给家庭经济
带来更大的困难,他把对妻儿的一腔思念,把心中那份孤独忧伤全倾吐在不断寄出
的“两地书”中。但那薄薄的纸又怎能载得下夫妻恩爱和父子情深?又怎能代替得
了男子汉在家庭中的支撑作用?

    他感到惭愧的是:作为一家之主,没能给家庭带来幸福,让妻子一人一边拉扯
两个孩子,一边教学。他很想替妻子分担一部分生活的重担,他不停地跑可能接收
妻子的单位,跑人事部门。可人事局的人总是为难地说:小伙子,有高级教师职称
的都没能解决呢!他听出了潜台词:你连“中级”都不是,资格还差得远。

    后来,不知是“贵人”相助还是借款送情的效力,1991年夏,妻子终于调动到
他身边。可一阵高兴后,问题又来了。妻儿来了,老母也来了,那间14平方米的宿
舍一下挤进四口人——两架大床和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人在其
中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孩子吵闹起来,他俩无法备课改作业;他俩办公时,孩子
和老母又无法休息。找了几次领导,领导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买来几米花布库
一根铁丝将14平方米一分为二,外侧作老人和孩子的寝室兼厨房、餐厅,里边成了
他俩的卧室和办公室。每晚,他俩就在那张惟一的办公桌上“各霸一方”。

    他竭力说服自己苦熬这清贫的日子。然而,生活的拳头却不时砸向他做人的尊
严:几个学生打群架,他对其进行教育,一领导干部的儿子竟蔑视地说:你算老几,
初级教师,还想教训我们?

    上街买菜,他讲价,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菜贩子挖苦道:吃不起就别买!

    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他布置学生每人交两元班费,一个家长冲进教室,把一
张10无纸币一巴掌拍在桌上:“剩下的赏你买包烟!”

    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伤了他的心,生活的石臼将他的理想捣得粉碎。他愤怒,他
悲哀,他仿惶:自己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职称和金钱竟变得如此一文不值!既然知识
贬值,自己受到歧视,何苦还要为她付出“毕生心血”和“满头白发”呢!

    他将辞职报告甩给了苦苦挽留的校长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

    请不要责备他的不甘清苦和他的不够“高尚”。人都有七情六欲,况且,越是
高尚的人,越是看重人格和尊严。

    其实,像他那样因收人低微和社会地位不高而英雄气短、纷纷跳槽的教师,并
不罕见。据1992年6 月3 日《四川日报》报道:某地文教部门抽样调查,愿当教师
的只占其总数的1 /3。1991年,某省有4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另谋出路,其中大部分
是30至40岁的中年教学骨干。1988年5 月,福建广德地区850 名中学教师集体弃教,
致使148 所学校相继被迫关门。安徽桐城县11所初中,有8 所的校长要求辞职……

    《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则忧虑地说:某省从1983年至1989年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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