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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能领略的，而且不能谅解的。他们由猜疑而鄙视，子平终于成了他
们间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两个在县党部里的朋友来看过他一次，
不久便有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贴到林家塘来；而林家
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这种办法是全村极大的损失。他们觉得这
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视之馀，又加以仇恨；子平从此便又成了“一个危险
的人物”了。况且“几百年不曾看见过的”扫帚星恰巧又于这时“出现在林
家塘”，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无疑了。这时候城里回来的人说
起清党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共产党做的事”；共产党是“共人家的钱，共
人家妻子”的！大家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危险人物”是更其觉得“危
险”了。于是有些人便去讽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绅士“惠明先生”。
“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问他知道共产党否？回答是，“书上讲得很详
细”。这使“惠明先生”失望、愤怒、恐惧。而子平又是没有父母，兄弟，
姊妹而却有一份产业的人。于是“惠明先生”当夜邀了几个地位较高的人密
议一番，便差人往县里报告，请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树林里打拳，兵来
了；林家塘人说他有手枪。兵便先下手，开枪将他打倒。搜查的结果，“证
据是一柄剑”！他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话，官长命令？ 。”
我们第一得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写一个先驱者与群众思想冲突的悲剧。子
平只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没有丝毫“危险”在他
身上。他的“危险”是从林家塘人的幼稚，狭隘，与残酷里生出来的。“莫
须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写的悲剧当在这一点上。但是这样写出
的一幕悲剧，究竟给了些什么呢？在我是觉得奇异的气氛比严肃的气氛多。
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发展的事情，实际上怕是不会有的。子平这样的人会有，
“惠明先生”等人也会有；但其馀的乡人，那样的乡人，我觉得怕不会有。
我们看，鲁迅先生所写的乡人性格，与鲁彦先生所写的，何其不同呢？在我，
前者觉得熟悉，后者觉得生疏，生疏到奇异的程度。因为鲁彦先生所写的乡
人，似乎都是神经过敏的。幼稚，狭隘，与残酷，我承认，确是乡人的性格；
但写得过了份，便成了神经过敏。作者描写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
知不觉又将某种浪漫的气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这便不真切了。我想这
或者由于他描写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简略与平直，因此便觉得有些夸张，夸
张多少带来了滑稽的意味，大足减少悲剧的力量。而“几百年不曾见过的”
扫帚星之出现，也太嫌传奇气，颇有旧小说里“无巧不成书”之概，这也要
减轻事件的重量。至于不知道舞剑，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却知道手枪，也
是小小的矛盾——虽然关于舞剑、打拳的林家塘人见解，可用恐惧的心清（神
经过敏）来解释，但究竟是勉强的。
至于用笔一面，作者不为不细心。他记出各个乡人的身份（或职业）；
各个乡人确没有个别的性格（在这里原也是不必要的），但与“惠明先生”
等一般绅士的不同，是显然的。此外穿插与联络，详写与略写或明写与暗写，
作者都颇注意。但我觉得这样平列的写法，集合许多零碎的印象而成为一个
总印象，究嫌单调些，散漫些；虽然其间还有时间的先后做一个线索，但终
觉平直。作者似乎也虑到单调一层，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职业没有一
个相同，不用说，这样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随
便简略地叙述着。确然每个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觉有许多实是
重复的。这样以全示全，实不及以偏示全；那样可以从容，可以多变化，可
以深刻些。——篇中写景诸节，俱能自然地写出一种清幽的境略，却是很好
的句子。如：
“新的思想随着他（惠明先生）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
“证据是一柄剑”。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却很多。如结末：
“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凄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说得太详细、太明白，反无
馀味了。接着是最后的一语：
“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滞些。——本篇的收场，笔调，实在是不甚圆熟
的。
从以上三篇小说里，无论它们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种新趋势。这就
是，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没有的。
这时代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力的发展的时代。在这时代里，不用说，
发现了生活的种种新样式，同时也发现了种种新毛病。这种新样式与新毛病，
若在文艺里反映出来，便可让我们得着一种新了解，新趣味；因而会走向新
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艺的力量使这些样式与毛病，简要
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对于一般的发展，间接也有益的。我并不想以功利
来作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这种自然会发生的副效用，我们也不妨预想着的。
这三篇原都不曾触着这时代的中心，它们写的只是侧面；但在我，已觉得是
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开展了。就中《幻灭》一篇，最近于正面的描写，但只分
析了这时代的角色的一两部分之精神与态度而止，这似乎还觉着不够的；我
们还不能看出全部的进行来。《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
写得很是圆满。有人说，有些婆婆妈妈气；这或者不错。但我们知道，这是
过渡的时代，旧时代的气氛到底难以摆脱；我说这正是时代的一种特色呢。
《一个危险的人物》虽也涉及时代的事情，但其中实是旧时代的人物——连
主人翁也是——在动作；涉及这时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为空的骨
架而已。而因描写的不真切，亦不能给多少影响于人。只因既然涉及了这时
代，便也稍加叙述罢了。
载1928 年2 月17 日至3 月30 日《清华周刊》
第29 卷第2、5、8 期。
《老张的哲学》①与《赵子曰》②
《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
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极有味，又加以著者讽刺的
情调，轻松的文笔，使本书成为一本现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
们亦宜换换口味，来阅看这本新鲜的作品。
《赵子曰》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学生的生活。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生活，
写北平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动人，把赵子曰等几个人的个性活活的浮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
后半部却入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
牲者的故事作结，很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
（十七年十月《时事新报》）。
这是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虽然是广告，说得很是切实，可作两条短评看。
从这里知道这两部书的特色是“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
讽刺小说，我们早就有了《儒林外史》，并不是“新鲜”的东西。《儒
林外史》的讽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二十三
篇），以“含蓄蕴酿”为贵。后来所谓“谴责小说”，虽出于《儒林外史》，
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
则感人之力顿微”（《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这是讽刺的艺术的差异。
前者本于自然的真实，而以精细的观察与微妙的机智为用。后者是在观察的
事实上，加上一层夸饰，使事实失去原来的轮廓。这正和上海游戏场里的“哈
哈镜”一样，人在镜中看见扁而短或细而长的自己的影子，满足了好奇心而
暂时地愉快了。但只是“暂时的”愉快罢了，不能深深地印入人心坎中。这
种讽刺的手法与一般人小说的观念是有联带关系的，从前人读小说只是消
遣，作小说只是游戏。“谴责小说”与一切小说一样，都是戏作。所谓“谴
责”或讽刺，虽说是本于愤世嫉俗的心情，但就文论文，实在是嘲弄的喜剧
味比哀矜的悲剧味多得多。这种小说总是杂集“话柄”；“联缀此等，以成
类书”（《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话柄”固人人所难免，但一人所
行，决无全是“话柄”之理。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只叙此种，仿佛书
中人物只有“话柄”而没有别的生活一样，而所叙又加增饰。这样，便将书
中人全写成变态的了。《儒林外史》有时也不免如此，但就大体说，文笔较
为平实和婉曲，与此固不能并论。小说既系戏作，由《儒林外史》变为“谴
责小说”，却也是自然的趋势。至于不涉游戏的严肃的讽刺，直到近来才有；
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可为代表。这部书是类型的描写；沈雁冰先生说
得好：中国没有这样“一个”人，但这是一切中国人的“谱”（大意）。我
们大家都分得阿Q 的一部分。将阿Q 当作“一个”人看，这部书确是夸饰，
但将他当作我们国民性的化身看，便只觉亲切可味了。而文笔的严冷隐隐地
蕴藏着哀矜的情调，那更是从前的讽刺或谴责小说所没有。这是讽刺的态度
的差异。
这两部书里的“讽刺的情调”是属于那一种呢？这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
《赵子曰》的广告里称赞作者个性的描写。不错，两部书里各人的个性确很
分明。在这一点上，它们是近于《儒林外史》的；因为《官场现形记》和《阿
① 老舍作。
② 老舍作。
Q 正传》等都不描写个性。但两书中所描写的个性，却未必全能“逼真而动
人”。从文笔论，与其说近于《儒林外史》，还不如说近于“谴责小说”。
即如两位主人公，老张与赵子曰：老舍先生写老张的“钱本位”的哲学，确
乎是酣畅淋漓，阐扬尽致；但似乎将“钱本位”这个特点太扩大了些，或说
太尽致了些。我们固然觉得“可笑”，但谁也未必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可笑”
的人。老舍先生或者将老张写成一个“太”聪明的人，但我们想老张若真这
样，那就未免“太”傻了；傻得近于疯狂了。如第十五节云：
他（老张）只不住的往水里看，小鱼一上一下的把水拨成小圆圈，他总以为有人从城墙
上往河里扔铜元，打得河水一圈一圈的。以老张的聪明，自然不久的明白那是小鱼们游戏，虽
然，仍屡屡回头望也！
这自然是“钱本位”的描写；是太聪明？是太傻？我想不用我说。至于
赵子曰，他的名字便是一个玩笑；你想得出谁曾有这样一个怪名字？世上是
有不识不知的人，但大学生的赵子曰不会那样昏聩糊涂，和白痴相去不远，
却有些出人意表！其余的角色如《老张的哲学》中的龙树古，蓝小山，《赵
子曰》中的周少濂，武端，莫大年，欧阳天风，也都有写得过火的地方。这
两部书与“谴责小说”不同的，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在
这一点上，又有些像《阿Q 正传》。但《正传》写的是类型，不妨用扩大的
方法；这两部书写的是个性，用这种方法便不适宜。这两部书还有一点可以
注意：它们没有一贯的态度。它们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但上文却都
有不少的游戏的调子；《赵子曰》更其如此。广告中说“这部书使我们始而
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
消，而不足以相成。这两部书若用一贯的情调或态度写成，我想力量一定大
得多。然而有这样严肃的收场，便已异于“谴责小说”而为现代作品了。
两部书中的人物，除《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南飞生，蓝小山，《赵
子曰》中的欧阳天风外，大都是可爱的。他们各有缺点和优点。只有《赵子
曰》中的李景纯，似乎没有什么缺点；正和老张等之没有什么优点一样。李
景纯是这两部书中唯一的英雄；他热心苦口，领导着赵子曰去做好人；他忍
受欧阳天风的辱骂，不屑与他辩论；他尽心竭力保护王女士，而毫无所求；
他“为民间除害”而牺牲了自己。老舍先生写李景纯，始终是严肃的；在这
里我们看见作者的理想的光辉。这两部书若可说是描写“钱本位”与人本位
的思想的交战的，那么李景纯是后者的代表而老张不用说是前者的代表——
欧阳天风也是的。其余的人大抵挣扎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