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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是在感到连他们自己都快要不存在了。”这种种都是腐蚀现在的人。
这种种“市风”其实都是历史在战斗中的曲折的阵势，历史在开辟着那
自觉的路。著者曾指出“老人”也可以有用；又说“还有那在黎明以前产生
的理想主义”，是会成为现实主义的；又说悲观主义者也会变成战士。这些
也都在那曲折的阵势或“历史的矛盾”中。有了这些，那自觉的战斗的路便
渐渐分明了。“人总是主动的”，“必须去担当社会矛盾的裂口和榨轧；去
领受一种力似抵抗另一种相反的力”。这里“人”指人民也指个人。
大概，人原是将脚站在实地上才觉得自己存在的罢，也原是以自己的站，自己的脚力，
去占领世界的罢。？ 。人怎能不从世界得到生活的实践的力，又怎能不从自己的实践去归入到
世界的呢？（一六六至一六八面）
这就是“相信自己有力量”，就是“自信”。这里说到世界。著者认为
“高度的民族文化是向着更广泛的高度的人类价值的发展；而在战斗的革命
的民族，这就是民族之高度的革命性的表现”。
说到战斗，自然想到仇恨，许多人特别强调这仇恨。著者自然承认这仇
恨的存在，但他说“爱与同情心之类，在现在，其实大半是由仇恨与仇恨的
斗争所促成的。”他说：
人类的悠久的生活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精神上的最大的产物是理性和对同类的爱，但这
两者都是从利害的相同的自觉上而发生，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在相互之间追寻着同情和同类的
爱者，主要地是受理性指使，起因于相互的利害关系，也归结于相互的利害关系。（一五三面）
然而“人在社会的利害关系中不仅从社会赋予了个人，同时也时时在从
个人向社会突进着，赋予着的。而这种赋予的关系及其力量，在为共同利害
的斗争上，就特别表现得明白并发展到高度。”于是“在共同利害的关系中
便发生超利害的关系，在为共同利害的斗争中便产生超利害的伟大的精神。
——人类的出路就在这里。”著者特别强调“战友之间的爱”，认为“即使
完全不提到那战斗的目的和理想，单抽出那已经由共同战斗而结成的友爱的
情感和方式来看，都已经比一般友爱更坚实，也更逼近一步理性和艺术所要
求的人类爱了。”这种爱的强调给人喜悦和力量。
这些可以说是著者所认为的“科学的历史方法和历史真理”。这种历史
方法和历史真理自然并非著者的发见，然而他根据自己经验的“乡风与市
风”，经过自己的切实的思索，铸造自己严密的语言，便跟机械的公式化的
说教大相径庭，而成就了他的创作。书中文字虽然并没有什么系统似的，可
是其中的思想却是严密的，一贯的。而弥漫着那思想的还有那一贯的信心，
著者在确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也许觉得他太功利些：他说的“怀古之情
也是一种古的情感”，他说的对于将来的“做梦似的幻想”，他说的“虚无
的‘超利害’的幻想”不免严酷了些；他攻击那“厌世的个人主义”或玩世
主义，也不免过火了些。可是你觉得他有他的一贯的道理，他在全力的执着
这道理，而凭了这本书，你就简直挑不出他的错儿。于是你不得不徬徨着，
苦闷着。这就见出这本书的影响，的力量。著者所用的语言，其实也只是常
识的语言，但经过他的铸造，便见得曲折、深透，而且亲切。著者是个诗人，
能够经济他的语言，所以差不多每句话都有分量；他读的时候不容跳过一句
两句，你引的时候也很难省掉一句两句。文中偶然用比喻，也新鲜活泼，见
出诗人的本色来。本文所以多引原书，就因为原书的话才可以表现著者的新
作风，因而也更可以表现著者的真自己。这种新作风不像小品文的轻松、幽
默，可是保持着亲切；没有讽刺文的尖锐，可是保持着深刻，而加上温暖；
不像长篇议论文的明快，可是不让它的广大和精确。这本书确是创作，确在
充分的展开了杂文的新机能；但是一般习惯了明快的文字的人，也许需要相
当大的耐心，才能够读进这本书去。
《梅花》后记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
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
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
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
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
海某处；但日月去的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
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
我与无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
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衖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
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
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
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
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
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
呢。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
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
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
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
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
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地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
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
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
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
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
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
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
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
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复，从此也就没有
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
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
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
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
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
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
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
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
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无隅，
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
诗的儿子》，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
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
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
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
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
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
也是无隅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
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
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
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
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 年5 月，国耻纪念日。
《背影》序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
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
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
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
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
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
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
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
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
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
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
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
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
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
《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
多小品散文。夏丐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
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
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
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
“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
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 。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
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
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
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
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
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
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
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
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
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
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
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
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
① 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内。
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
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 。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
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