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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诗起先平行发展，后来就归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渐渐归到
一条路上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论到“新诗的前途”，说“至少让
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现在的朗诵诗有时候需要化装，确乎是戏
剧化。这种大概是讽刺诗，摹仿口气也就需要摹仿神气，所以宜于化装。但
是更多的朗诵诗是在要求行动，指导行动，那就需要散文化，杂文化，说话
化，也就不像传统的诗。根本的不同在于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
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
命的诗。本集的作者何达同学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诗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而
扬弃那个“我”，不管朗诵不朗诵，他的话大概是不错的。这也可以说是由
量变到质变的路。田间先生最先走上这条路。后来像绿原先生《童话》里《这
一次》一首里：
我们召唤
？ 。？ 。
我们将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鲁藜先生《醒来的时候》里《青春曲》一首里：
春天呀，
你烧灼着太行山，
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这种进展。
近来青勃先生《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叩》，第二段是：
人民越来越多
紧闭的门外
人民的愤怒
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
人民的力量
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
等他们
在门外爆炸
一片宫殿便会变成旷场
作者是在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实就等于“我们”了。传统诗有“我”，
所以强调孤立的个性，强调独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贵族性的诗人。青年代却
要扬弃这种诗人。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里说：
“诗人”们啊
你们的灵魂发酸了
你们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别人玩弄着你们的语言
闲着两只手
什么也不做
——滚你们的蛋吧！
诗人做了诗人，就有一个诗人的圈子将他圈在里头。不论他歌唱的是打
倒礼教，人道主义，爱和死，享乐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却总是划在一
道圈子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不能打开了自己，不能像何达说的“火一样地
公开了自己”（《无题》）。这种诗人的感兴和主题往往是从读书甚至于读
诗来的。读书或读诗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现实生活究竟隔了
一层。目下大家得在现实生活里挣扎和战斗。所以何达说：
我们的诗
只是铁匠的
“榔头”
木匠的
“锯”
农人的
“锄头”
士兵的
“枪”（《我们不是“诗人”》）
这样抹掉了“诗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做工具和武器去参加
那集体的生活的斗争，是现在的青年代。
“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传统
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用奇幻的联想创造比喻或形象，用复杂而曲折的
组织传达情意，结果是了解和欣赏诗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
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这却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民间形式，那往往是落后
的贫乏而浮夸的语言。这只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自己的集团里的说话。
有时候从生活的接触里学习了熟悉了别的集团的说话，也在适当的机会里使
用着。总而言之，诗是一种说话，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
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新鲜的形象还是要的，经济的组织也还是要的，
不然就容易成为庸俗的散漫的东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说话做标准，要念起来
不老是结结巴巴的，至少还要自己的集团里的人听起来一听就懂。换句话说，
诗的语言总要念得上口才成。许多青年人的诗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
朴素和自然。但是诗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诗，自然尽管自然，匀称还是要匀
称的，不过不可机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朴素使得诗行简短，容易集中些，容
易完整些。民间形式里的重叠，若是活泼的变化的应用，也有同样的效果。
何达有一首《我们的话》，是简短而“干脆”的话，同时是简短而“干脆”
的形象化的诗。
我们要说一种话
干脆得
像机关枪在打靶
一个字一个字
就是那一颗颗
火红的曳光弹
瞄得好准
今天的诗既然以朗诵诗为主调，歌唱的主题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诵诗的
主题可以说有讽刺、控诉和行动三个，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其他的诗
却似乎在强调着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很自然的。朗诵诗诉诸群众，控诉和
行动是一拍就合的。其他的诗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两个主题上去了。讽
刺诗容易夸张而不真切，无论朗诵或默读，往往会弄到只博得人们的一笑，
不给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严肃就好。控诉诗现在似乎集中在农民或
农村的纪实——这种苦难和迫害的纪实，实在是些控诉的言词，控诉那帮制
造苦难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对于他们的憎恨。给都市的被压迫者控诉
的诗却还不多。本集里的《兵士们的家信》、《黄包车夫》、《一个少女的
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闻一多先生要让诗“多像点小说戏剧”，这种纪实
的控诉的诗，不正有点像小说么？他的预言是不错的。
行动诗在一两年来大学生的各种诗刊里常见，大概都是为了朗诵做的，
朗诵诗的作用在讽刺或说教，说服或打气，它诉诸听觉，不容人们停下来多
想，所以不宜于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于比较平静的纪实。同样的理
由，它要求说尽，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讽刺流于谩骂，夸张到了过火，
一发无余，留给听众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许倒会引起懒惰和疲倦来的。
朗诵诗以外其他的诗，那些形象诗和纪实诗是供人默读的，主要的还得诉诸
视觉，它们得有新鲜的形象，比朗诵诗更经济的组织，来暗示，让读者有机
会来运用想象力。本集里的《我们开会》一首行动诗，朗诵起来效果大概不
大，因为不够动的，不够劲的，可是不失为一首好的形象诗，因为表现出来
“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开会
我们的视线
像车辐
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
我们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
我们的灵魂
紧紧地
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
共同的命运
我们开着会
就变成一个巨人
“团结就是力量”。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的结尾说：
我们
要求着
“工作”
热爱着
“工作”
需要诗
我们才写诗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们的生命
“工作”就是团结，为了团结“交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这样自负的。
青勃先生说：
要死
死在敌人的枪弹下
把胸膛给兄弟们作桥板（《生死篇》）
鲁藜先生也说：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泥土》，《泥土》第一辑）
本集里的《无题》也许可以综合的说明今天的诗：
对于这个时代
我
是一个“人证”
我的诗
是“物证”
这个“我”只是“我们”的代言人。的确，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
1947 年。
论白话——读《南北极》①与《小彼得》②的感想
读完《南北极》与《小彼得》，有些缠夹的感想，现在写在这里。
当年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提倡白话文学，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
的。什么叫做“活的”？大家似乎全明白，可是谁怕也没有仔细想过。是活
在人人嘴上的？这种话现在虽已有人试记下来，可是不能通行；而且将来也
不准能通行（后详）。后来白话升了格叫做“国语”。国语据说就是“蓝青
官话”，一人一个说法，大致有一个不成文的谱。这可以说是相当的“活的”。
但是写在纸上的国语并非蓝青官话；它有比较划一的体裁，不能够像蓝青官
话那样随随便便。这种体裁是旧小说，文言，语录夹杂在一块儿。是在清末
的小说家手里写定的。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
正的口语，换句话说，这是不大活的。胡适之先生称赞的《侠隐记》的文字
和他自己的便都是如此。
周作人先生的“直译”，实在创造了一种新白话，也可以说新文体。翻
译方面学他的极多，像样的却极少；“直译”到一点不能懂的有的是。其实
这些只能叫做“硬译”“死译”，不是“直译”。写作方面周先生的新白话
可大大地流行，所谓“欧化”的白话文的便是。这是在中文里参进西文的语
法；在相当的限度内，确能一新语言的面目。流弊所至，写出“三株们的红
们的牡丹花们”一类句子。那自然不行。这种新白话本来只是白话“文”，
不能上口说。流行既久，有些句法也就跑进口语里，但不多。周先生自己的
散文不用说用这种新白话写；可是他不但欧化，还有点儿日化，像那些长长
的软软的形容句子。学这种的人就几乎没有。因为欧化文的流行一半也靠着
懂英文的多，容易得窍儿；懂日文的却太少了。
创造社对于语言的努力，据成仿吾先生说，有三个方针：“一、极力求
合于文法；二、极力采用成语，增进语汇；三、试用复杂的构造。”（见《从
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他们虽说试用复杂的构造，却并不大采用西文语法。
增造语汇这一层做到了，白话文在他们手里确是丰富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笔锋上的情感，那像狂风骤雨的情感。我们的白话作品，不论老的新的，
从没有过这个。那正是“个性的发现”的时代，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们，
正感着心中有苦说不出，念了他们的创作，爱好欲狂，他们的虽也还是白话
文，可是比前一期的欧化文离口语要近些了；郁达夫先生的尤其如此，所以
仿效他的也最多。
陈西滢先生的《闲话》平淡而冷静，论事明澈，有点像报章文字。他的
思想细密，所以显得文字也好。他的近于口语的程度和适之先生的差不多。
徐志摩先生的诗和散文虽然繁密，“浓得化不开”，他却有意做白话。他竭
力在摹效北平的口吻，有时是成功的，如《志摩的诗》中《太平景象》一诗。
又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摹效他家乡硖石的口吻，也是成功的。他的好处
在那股活劲儿。有意用一个地方的活语言来做诗做文，他算是我们第一个人；
至于他的情思不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那是另一问题，姑且不论。
有一位署名“蜂子”的先生写过些真正的白话诗，登在前几年的《大公
报》上。他将这些诗叫做“民间写真”，写的大概是农村腐败的情形和被压
① 穆时英作。
② 张天翼作。
迫的老百姓。用的是干脆的北平话，押韵非常自然。可惜只登了没有几首，
所以极少注意的人。李健吾先生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现收入《坛子》
中）是一个理想的故事，可是生动极了。全篇是一个兵的自述，用的也是北
平话，充分地表现着喜剧的气分，徐志摩先生的《太平景象》等诗乃至蜂子
先生的“民间写真”都还只是小规模，他的可是整本儿。他将国语语助字全
改作北平语语助字，话便容易活起来。我们知道国语语助字有些已经差不多
光剩了一种形式，只能上纸，不能上口了。
赵元任先生改译的《最后五分钟》剧本，用的是道地北平语，语助字满
都仔仔细细改了，一字一句都能上口说。这才真是白话。不过他的用意在研
究北平的语助辞，在打一个戏谱，不在创造一种新文体。那个怕也不会成为
一种新文体；因为有些分别太细微了，太琐碎了，看起来作起来都不大方便。
国语体（即胡适之，陈西滢诸先生的文体）是我们白话文的基调。欧化
体和创造体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却差点儿势。用活的方言作文还只有几个人
试验，没有成为风气；但成绩都还不坏。近年来可有一种新运动，向着另一
方向去。这所谓旧瓶里装新酒。用时调，山歌，弹词，宣卷，鼓词等旧有的
民间文艺的体裁来说新的东西。上海这种印本大概不少。但我没有见，无从
评论，这些体裁里面照例夹带着好些文言，并不全是白话；那是因为歌词要
将就音乐，本与常语要不同些。这种运动用意似乎在广播新思想，而不注重
文字；与前举几位的态度大不一样；只有与蜂子先生还相近些。
最近宋阳先生在《文学月报》里提出“大众文艺的问题”，引起许多讨
论。关于“用什么话写”一层，宋阳先生主张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
话”，而这“又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但止敬先生在同报第二期里指出这
种普通话“还不够文学描写上的使用”。又有一位寒生先生在《北斗杂志》
上主张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