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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斗争实践,即使如某些历史家所说,带有“流寇的色彩”,而正是它在破坏着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也反映着当时当地人民的要求,起着号召人民反抗的作用。
水浒义军的忠义观念,虽有它的局限性,但水浒英雄的义,又终究不尽相同于《三国演义》刘备、关、张的义气。刘、关、张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个人,尽义于“兄弟”。关羽降汉不降曹,“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为了同样的义,关羽在赤壁决战中,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以报知遇之恩。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东溪村“七星小聚义”,他们设誓劫取生辰纲,就明白表示过:“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做生辰。此一笔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共鉴。”(第十五回)后来在水浒英雄大聚义之后,他们攻城夺县,反抗官府,击杀害民贼,是为民除害,“散粮救民”,远征祝家庄、曾头市,就更是解除农民痛苦的革命行动。正因为梁山义军的义,它包含有这样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所以疾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才被老实人林冲火并。也正是这种义不废于私,不废于个人,所以当李逵听到宋江有苟且行为,才“气做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还“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砍杀他。
只可惜他们的义又和忠君思想混杂在一起,终于不得贯彻始终。从水浒义军的反抗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人,却不反对那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初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曾唱过这样两首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
“酷吏赃官都杀尽”与“忠心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可在他们看来,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这种精神面貌在《水浒》里虽然表现得错综而复杂,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拥护皇帝,反对贪官污吏,正是封建社会普通农民的思想,它和小生产者所处环境的分散性与闭塞性,以及保守观念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天高皇帝远”,他们身受其还害的,是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官仍然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即使有的起义英雄失去了对当今皇帝的崇敬,(如李逵的“扯诏谤徽宗”)但也不过是为了要他的“哥哥”来当皇帝而已。朱元璋不是终于当上了皇帝的“宋公明”吗!
我在这里分析《水浒》所反映的梁山义军反抗思想的局限性,以及梁山英雄忠义观念的复杂性,不是想一笔勾销水浒义军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而是想说明,《水浒》作者是在这样的历史深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的斗争生活和复杂的精神面貌。因为也正是在这种反映生活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艺术形象的真实,表现出水浒义军失败的历史原因。它表明了《水浒》在表现水浒义军的生成、发展和失败的时候,他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敏锐地抓住了农民义军思想上的复杂的悲剧矛盾,通过真实、绚烂的艺术形象,从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必然失败的历史高度上,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水浒》不仅具有思想 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是当之无愧的。虽然残留着说话讲述阶段某些原始形态的缺陷,却已基本上具有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它有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和虽是链条式却已比较完整、贯串的故事情节,而且在它的艺术描写里交织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更重要的是,在这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画面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震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伟大的农民起义。从这个主要方面看,他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起的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义体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辉典范。
1988年1月31日
论鲁智深
试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水浒》
中人物鲁智深的心理结构
摘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其价值级差分为三档:生理需要、心理需要与超越性需要。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人物鲁智深不仅具备简单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同时也具备水浒中其他人物所不具有的超越性需要。鲁智深的超越性需要即是成为一个行侠仗义、见义勇为的侠者。正是因此,鲁智深是水浒中最具光彩的形象。
关键字:
鲁智深 需要 自我实现
西方文化历来注意对人自身的认识。从“认识你自己”的希腊箴言,到“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再到“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帕斯卡尔语),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的认识、对人性的开掘。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其价值级差分为三档:一是生理需要,具体包括生存需要(进食和睡眠)、安全需要(自卫和攻击)与性的需要;二是心理需要,包括权利需要(等级与礼仪)、情感需要(友谊与爱)与认知需要(理解、认同和归属);三是超越性需要,即自我实现。本文拟用上述需要层次理论,分析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中的典型人物鲁智深的心理结构。
一、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
关西汉子鲁达逃到五台山做了和尚,是出于安全需要。因为失手打死了“镇关西”,他从渭州经略府提辖的身份一变而为全国通缉的杀人犯。曾经给予他身份与地位满足了他的权利需要及认知需要的体制突然向他张开了血盆大口,于是保全性命成了鲁达的首要的需要。也因此,当那娶了他曾搭救过并正为之而落得如此下场的金翠莲养做外宅(即今所谓“二奶”,甚或是“三奶”“四奶”)的赵员外把他误当成金翠莲勾引的汉子并带领三二十手执棍棒的打手要捉拿之而他同样误以为是官府要逮捕他的的时候,他“见不是头,拿起凳子,从楼上打将下来。”①同时鲁达当能从这场误会中体会出别的什么滋味,在与金翠莲相对久处的时候,他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角色。作为比正常男人更加身强体壮并且正当壮年的男人——不久之后,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与林冲结义时,时年“三十四五”②的林冲称其为兄,据此推测此时鲁达年纪当在四十上下——鲁达不会没有性的需要。虽然水浒作者囿于当时道德观念,把鲁达这类英雄好汉描述得似乎从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推测。小说第五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当不明就里的鲁智深听到刘太公为小女招夫之事而“烦恼”时,“鲁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当婚,女大必嫁’,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礼,何故烦恼?’”③鲁智深的这种反应体现出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的,可见其对男女之事并不隔膜。此理可以类推小说中其他英雄人物比如武松等。
鲁智深在五台山毫不掩饰自己贪吃好睡的性格,对佛教那一套清规戒律毫不理会,因为其并非真心出家而只是出于安全需要。而除长老之外的那些和尚竟然不明此理,惹得鲁智深两次酒后大闹五台山。如果说贪吃仅仅出于生理需要,则酗酒只能算是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膨胀式需求,殴打众僧则是出于心理需要中的认知需要(理解、认同和归属)。鲁智深在五台山得不到众僧的理解和认同,根本不被众僧接纳,相反却遭到仇视和排挤,被视为异类。而先前的经略府提辖的身份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这种认知需要和权利需要,即使那号称“镇关西”的郑屠见了他也是毕恭毕敬。且看鲁智深在准备教训郑屠时,“走到面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④鲁智深对这种身份相当怀恋,在以后与人结识,自报家门时常常提起,虽然他早就不具备这种身份了。在东京大相国寺看管菜园子制服那帮想戏耍他的泼皮破落户后,鲁智深便自我介绍道:“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⑤并自我吹嘘道:“休说你这三二十人直什么,便是千军万马队中,俺敢直杀得入去出来。”⑥这种带着自豪感的自我介绍正是出于看管菜园子的和尚这种身份根本无法满足的权利与认知需要;自我吹嘘则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尊重与肯定。此后鲁智深不断在那帮泼皮面前战士自己的实力,以博得泼皮们的肯定与欣赏,倒拔垂杨柳的行为就是一例。然而他与那帮泼皮的关系只是泼皮们对他的单向的肯定,鲁智深更渴望一种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之上的互相的尊重与肯定,即对友情的需要。林冲的出现暂时满足了他的这种需要。而他对情感的需要显然又高于单纯的认知需要。因为情感需要就已包括了认知需要,没有认知做基础,是不会产生情感的。而鲁智深对与林冲友情的珍视,由他在野猪林救下林冲后的一番话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得你断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公认识或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以次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
作者: 白混 2005…12…30 09:26 回复此发言2 '原创'论鲁智深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他到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厮两个。”⑦其后鲁智深又跋涉一千多里一路护送林冲至沧州,其对林冲可谓情深义重。然而鲁智深在梁山与林冲重逢后,二人的关系却逐渐平淡下来,这只能归因于二人超越性需要的不同。
二、超越性需要
所谓超越性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成为有成就的人物。鲁智深打死“镇关西”,因此而丢了提辖的身份与地位,亡命天涯,然而在遇到因了他的搭救而过上了好日子的金公父女后,他并不希图他们的报答,连金公父女请他吃顿饭,他也说:“不消多事,随分便好。”在金公向其下拜时又谦恭地说:“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礼,折杀俺也。”从拳打镇关西,到大闹桃花村,再到火烧瓦罐寺,大闹野猪林,鲁智深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精神。他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和他切身相关,关涉到他个人利害,而他无不慷慨赴之,这才是十足烈火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智深这种纯正侠者的形象正是出于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做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者,便是其对自己的期许,所以他不但从不施恩图报(他也根本不把自己的行为视为“施恩”,而只是出于自己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能从这种行为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这种自我实现的快乐便是其得到的最好的报答。所以即使在亡命途中,他也能够潇洒爽快,丝毫没有落拓的表现。比如在刘太公庄上,听了刘太公的诉苦,他这个流离失所的人竟然能够“呵呵大笑”!
鲁智深对于梁山生活也并不满意,原因只能是梁山与他自我实现的需要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