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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其后，水泊虽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准备屯田。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只得再度汇聚梁山泊。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下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濉？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元明之际的施耐庵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以至清修地方志时，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张大其辞。
沙门岛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员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约二十里的海中，是今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二千五百里。
五代后汉乾钓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也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约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80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最多时达1400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禁夜囚，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钓三年（1036），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决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钓三年（1058）还有官员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300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字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竟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七百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李庆畏罪自杀。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尽管如此，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火葬
《水浒》第二十六回说武大郎死后，“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实际上，这部小说人物死后几乎都是火葬的。在较大规模的战争或打斗以后，火化尸体或是出于不得已。但第五十二回写沧州知府的小衙内被雷横杀死，找到尸体后，知府“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第七十三回记四柳村庄主狄太公的女儿与其相好被李逵杀死，“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一是知府的少爷，一是庄主的千金，却都是火葬。一般民众火葬成风，反映出宋代葬俗的重大变化。
顾炎武觉察到葬俗的这一转变，其《日知录？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 。宋代火葬率以今山西一带的河东路和以今苏南、浙江一带的两浙路最高。河东民家有至亲死亡，火葬以后取骨烬入缸，寄放在寺庙或墓户之处。两浙火葬更是“相习成风，势难遽革”。《马可波罗游记》里记录了这位旅行家在杭州亲见的火葬场面：“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
宋人洪迈认为：佛教入华，“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佛教的影响无可否认，《水浒》里鲁智深坐化，“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就是例证。但唐代对佛教的痴狂过于宋代，何以火葬却不盛行？中原葬俗的潜移默化与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变乱倒是有关的。当时，生者尚难自保，死葬只能从简，火葬遂在变乱中渐成风俗。宋太祖目睹了葬俗在战乱中的变化，指出：“近代以来，率多火葬”。
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激烈反对火葬，最大的理由是违背儒家的孝道：“古人之法，犯大恶则焚其尸”。宋朝政府也始终禁止火葬，《宋刑统》规定：子孙烧祖父母、父母棺木者流配二千里，烧尸者判绞刑。但从《水浒》和历史看来，这条法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据研究，宋代的火葬率最高时竟达到30％，法不罚众。宋代火葬率据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其一，费用节省。对此，《水浒》也有反映，且看第二十一回一段对话：
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
王公道：“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不能报答，后世做驴做马，报答押司。”
这位王公是卖汤药的小贩，仍积攒不下自己的棺木钱和送终钱，故对宋江许以做驴做马相报。联系到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央求王婆拉皮条，代价也是“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由此也可推断宋代棺木土葬费用不赀。河东平民“衣食至薄”，葬仪只能“务从省俭”，火葬因而成风。两浙路经济尽管繁荣，但“吴越之俗，葬送费广”，贫苦之家一下子凑不起这么多的费用， “送终之具，唯务从简”， 故而这里“从来率以火化为便”。
其二，人地矛盾。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尺寸之地，皆有归属，无地与少地的贫下农户占绝大多数，兼之面临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地矛盾，尤其尖锐。河东路火葬率高，并非“俗杂羌夷”，火葬遗风犹存；“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才是主要原因。两浙路生聚最繁，不仅贫苦之民土葬“未有处所”，即便富裕之家也不愿以“蕞尔之土”安葬死者，于是这里火葬率便高居首位。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夷坚志？鄂州遗骸》描述了鄂州（今湖北武汉）死无葬身之地的情况：“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顾炎武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曾对“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深表感慨和费解。北宋理学家程颢在观念上也反对火葬，但似乎感受到背后的深层因素，不得不承认：“其火葬者，出不得已也”。尽管不得已，但火葬之俗因此而为社会所接受，《水浒》则折射出了这种认同。
押字
《水浒》第八十一回写到燕青通过李师师要求宋徽宗为他亲书一道御笔赦书，徽宗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押字，也称花押或画押，是人们在文书上，根据自身喜好，使用特定的符号，作为证实本人的凭据。由于它往往只是某种符号，便与署上本人姓名的签名不同。押字始于何代颇难确证，唐代已经流行。宋徽宗押的御书花字，即是押字，但因皇帝至尊，故称作御押。宋代自太祖到度宗十五朝的御押样式还保存在周密的《癸辛杂识》里，其中真宗、神宗和光宗的御押只是画圈。后来把依样画葫芦的批押叫做画圈，似乎与这种花押不无关系。不过，从现存徽宗绘画上的御押看来，他使用的押字符号远不止一个。徽宗爱在书画后押上的别致的花字，有人说是“天水”（赵姓的郡望）两字的草书连写，有人以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连缀。宋代皇帝还刻有“押字印宝”，也就是把御押符号刻成图章，以便随手盖章，免去画押的麻烦。
在宋代，一般的官员，甚至平民也使用押字。《水浒》第八回写林冲刺配沧州前休妻道：“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林冲这时已是配军，不再是禁军教头，他的押字既可视为官员押字的旧习，也可作为押字流行于民间的佐证。据《石林燕语》记载，王安石的花押就画一“石”字，一横一撇的中间加个圈，他性情忭急，象阿Q一样画圈总不圆，往往窝扁，横划又多带过，别人取笑他押了个“歹”字。据范成大说，“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他说的古人指宋代以前，但王安石还保持着这一遗风。
押字在宋代应用相当普遍。其一，官员用于案牍公文。宋代如果仅签名而不押字，公文无效；反之，只押字而不署名，公文即为有效。因而，自宋初起，官员进呈给朝廷的文书，往往只押字而不签名。这一惯例大约持续到孝宗朝，其后才押字签名并用。当好几位官员联署一份公文时，惯例是官职越高，押字越后，因而宰相的押字总在最后。钱惟演做到枢密使，离宰相还差一步，出于宰相情结，他常感慨道：“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二，官府用于纸币量器。据《宋朝事实？财用》，成都富户联合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为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这种最初由出资铺户联合押字的交子，后来改由官府发行，实物虽然迄今未有发现，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有押字的纸币倒颇有传世的。此外，宋代各官仓使用的斛、斗、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