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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他们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实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
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也就是现成所说的“马太效应”。《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论古今中外，从感情上说，穷人们都会反对这种损害穷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天之道”。
问：“水浒”这一书名的出处，“替天行道”这一政治口号的出处，全都查清楚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肯定这个书名，肯定这一条政治口号的人，就是肯定农民起义，对起义农民抱同情、支持态度的人。
答：我想还不能这么说，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从情理上说，固然有很多人都同情农民起义，但是经过很理性地考虑，有人就会不赞成用起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大起义的风暴一旦掀起，每每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朝，全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太大了。他们希望用相对缓和一点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再说，许多人对农民起义，也包括一切弱势群体的起义是同情的，肯定的，但是对某些起义领袖则颇有微辞，这些人有可能是野心家，他们很会利用起义群众为自己拼命，在群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倒了旧的暴君之后，可能又把新的暴君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在研究《水浒传》时，很多人对宋江的狡诈就十分不满。
其实，“水浒”不过是个书名，是一块招牌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招牌虽然好看，口号虽然动听，梁山头领们究竟做到了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是力所难及，一时做不到呢，还是有心作假，挂羊头卖狗肉？那又需要认真探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就算此书作者（还不知道是谁）用“水浒”这个地名作书名，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替天行道”作为梁山好汉的政治口号，也不过是对梁山事业抱有一种“期许”之意而已。而且，这也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事，梁山头领们认不认识“浒”字，知不知道“水浒”二字的深意？对“替天行道”一语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八、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问：《水浒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定论，但还是请您提出一个初步的简明扼要的答案。
答：如果希望说得相对正确一点，那就应该说，是集体创作。不过这个集体是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太行西岳，南至长江下游，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在这个时空之内，有不计其数的作者都为写成这部大书出了力，把他们的心血留在字里行间。不过这些作者相互之间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那些说书的，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修改；那些演戏的，天天都在演，天天也在改进。凡是改得好的，比较成熟的故事，最后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稿又不断地被加工，加工者，大都是流落江湖的文人。说这个大创作组总数有千百人，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商量过创作计划，一切编写，修改工作都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默默无声地进行，自己修改前人的创作，又让后人来修改自己的创作。有许多地方，后人修改前人的书稿是改好了，但是也有改糟了的地方，还不乏改来改去，重复劳动，白费工夫。所以一改再改，改了几百年，直到最后成书，还存在以下这些毛病，或者叫做不足之处。
一、前70回既有人想反上东京，夺了帝位，也有人朝思暮想，希望招安。下半部中亦复如此。不仅全书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部分全都没有统一的主题，造成聚讼纷纭，至今还得不出一个明白的结论。
二、此书真正精彩的篇章，不过是40回之前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这以后许多攻城打仗的情节，都是那些民间艺人所不熟悉，只是为了拉人上山凑数才安排的。所以就精彩不起来，怎么修改也没有用。
三、那些民间艺人所塑造起来的人物，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因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只能是这些江湖人物。只有林冲是由后来的加工者江湖文人所塑造起来的，他一出现，立刻后来居上，成为全书的中心人物，逼上梁山的典型。
四、人物太多了，反而成为负担。如果只有36个头领，不勉强凑民108个，此书必然精彩得多。前重后轻，是此书一个难以克复的大缺点，那个决定把36人扩大为108人的决策者应该对此负责。
五、此书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是由许多小故事堆砌而成。有些小故事十分精彩，但是组合在一起反而被冲淡了，凡是由民间小故事聚合而成一本大书的著作都有这种毛病。如果像扬州评话《武十回》那样，把精彩部分尽量发挥，艺术上的成就必然更大。
六、综观全书，其中某些故事似有重复之嫌。例如两个红杏出墙的女人都姓潘，其中一些情节也颇相似。这绝不是作者为了卖弄才华而故用险笔，实在是把许多小故事揉合在一书中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漏洞。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陈松柏《〈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一文说得既十分周到，又精简扼要。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问：如果要您答复，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您会怎样回答？
答：我认为此书是由一些民间艺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长期中逐渐积累，逐渐修改而完成的。民间艺人编写成许多水浒故事，这对最后成书，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许多故事编纂成为一书，对于最后成书，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书的作者说成一两个人——罗贯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实，也不公平。
问：对于施耐庵的问题，现在说法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探讨，有人认为无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无此必要。有人说，经过考证，确有此人。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水浒传》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水浒传》的作者，则我们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还有，我们不探讨施耐庵的问题，但是并不反对别人去探讨。我们虽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计划，如果别人进行探讨，有了出乎意外的收获，那也是大好事。
我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讨作者的情况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讨作者的情况已经山穷水尽，再无发展了（对《水浒传》作者的探讨已是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作品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吗？当然不是。了解作者的情况，对于研究作品本身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作品的不同，探讨作者的情况作用也不一样。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了解作者情况十分必要，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写出来的（暂不谈读书的问题）。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传，了解作者对于了解作品确实非常重要。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情况就不一样，它们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编书者或责任编辑，他与作品的内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况，就不十分重要了。更何况《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人还不是真名，而是托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其价值。例如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所写的离愁别绪，委婉动人，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深远，超过了后来的任何一位大诗人。但其作者为谁？已不可考。此后南方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也是如此，虽然影响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谁是作者。
九、关于《水浒传》的版本
问：《水浒传》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请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水浒传》的版本之多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出现的事。这与皇帝极不负责、万事不理颇有关系。明代是个极为专制的王朝，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文武百官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却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万历帝是个懒得要命的皇帝，平时只在宫中享乐，二三十年不上朝，致使百官认不得皇帝，见面时还要太监从中介绍。万历30年（1602）全国13处巡行御史缺少9处，全国各地郡守缺了一半。万历34年（1606）中央六部大员都出现空缺，无人递补，二品官内，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特别可怕的是司法官缺人，大量案件无人审理，犯人长年关在牢里，无人过问。不仅被告被关，有些原告与证人也长期被关，直到关死为止。许多国家大事，皇帝自己不管，又不责成别人去管，各级政府，缺员严重，该管的事，都不想管。雕版印书的事，完全放任自流，私人书坊老板，任意刻印古书。只要能够赚钱，想怎么刻就怎么刻，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万历年人，多好篡改古书。”那时候既不要书号，又不讲版权，只要政府不管，书坊老板就有极大的自由，冒名也好，盗版也好，只要好销，什么书都敢改，什么书都敢出，书籍市场上，一片混乱。那时候出的书，距今已400年，经过无数次的水火刀兵，绝大部分都毁掉了，能够流传到现在的，是极少数。这里说的刻印本。至于手抄本，那当然就更多了。因为400年来，各地的书场还在说书，他们的本子（话本）还在发展之中，改进之中。就全国来说，包括刻印本与手抄本在内，各种各样的《水浒传》真是不计其数。
问：《水浒传》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传世，在您看来，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
答：据我所知，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坏事，至少是麻烦事。因为这给水浒研究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面对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专业研究工作者就有义务作出必要的解释，并向读者推荐最完善的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好事。从400年前流传下来的一批乱七八糟的版本，不管怎么说，总是可贵的有用的史料，经过耐心整理，归纳，分析，就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件古物留下来，还能说明一连串的问题，更何况是文字资料。其中有盗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其中有冒名，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冒名。每解决一个问题，都揭开了一幅历史真相。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版本比做一团乱麻。解决一团乱麻的办法有二：对于无用的东西，我们可以不管它，断然作出自己的决策，这叫做快刀斩乱麻。对还有用的东西，我们需要爱惜他，耐心进行整理、研究工作，这叫作细心理乱麻。这个工作量很大，但也绝不是无限大。每一根乱麻都有来踪去迹，总有理顺的一天。也就是重现了《水浒传》逐渐形成逐渐成熟的原过程。我们应该有决心来从事这一件理乱麻的工作，更何况在今天以前，已有不少学者，包括几位老前辈和一些青年学子，做了不少梳理工作，卓有成效，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
十、关于招安
问：在20世纪20年代那一场有关《水浒传》的争论中，也就是“金圣叹究竟腰斩了水浒没有”的争论中，大家都希望能找到一种“原本”，认为只要找到了原本，问题就能解决。请问，所谓“原本”，究竟是指什么版本？
答：是指《水浒传》最初成书，由许多分散的水浒故事编纂成为一部大书时的最初刻印本。这个“原本”至今都没有找到。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果原本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就证明金圣叹没有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则说明70回以后的部分被金圣叹砍掉了，才成了流行的70回本。争论的结果是，大家接受郑振铎的意见，认为原本是100回，是金圣叹腰斩了水浒。
对于这个结论，罗尔纲先生是不赞成的。但是当时的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郑振铎是中文系教授，罗尔纲先生只是个学生，没有发言权。罗先生后来在《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水浒传》原本究竟是七十回还是一百回，这不是一般版本的争论，而是有关这部著作的性质问题。原本为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便是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如果原本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辽、平腊，那便是奴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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