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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类人物而言，有谁比林冲更典型呢？不错，晁盖劫取生辰纲之小结义是梁山聚义的源头，劫取当朝太师的财宝具有某种对抗官府的性质，由此而发展到占据水泊梁山，则是为梁山事业奠定了基础。不过，要说晁盖是为官府所逼，似乎有点牵强。晁盖是济州郓城县东溪村富户，是地方的“保正”，并没有任何受官府压迫的记录，他与吴用等七人谋画劫取生辰纲，理论上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而实际上是要取得这十万贯金珠宝贝给自己享用，“图个一世快活”。所以他们把劫来的金珠宝贝尽悉瓜分，各自藏匿。后来因为案情暴露，地方藏身不得，才逃上了梁山。鲁智深的精神境界要高出晁盖们许多，他是一个嫉恶如仇、抱打不平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英雄，先是因拯救金翠莲父女，失手打死土霸镇关西，不得不削发为僧，藏匿山林，既而又为解救冤屈的林冲，大闹野猪林，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他拳打镇关西，是扶弱济困、除奸锄霸，与官逼民反的主题不在一个层面上。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是一种极端的报仇行为，其中固然有官府受贿包庇凶犯，逼得武松不得不动用私刑的因素在内，但这因素比起林冲之所受的“逼”，相差甚远。宋江和林冲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上山为“寇”，他生性孝义，精通刀笔和吏道，胸有凌云壮志，却沉郁下寮，也许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他的理性却相当传统，只想在封建正途上博个功名富贵。只因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生辰纲一案事发，为帮助晁盖逃脱，他冒险泄露官府机密，一步跨出，便不能回头，从此身不由己的走上江湖，终于坐上了他极不愿坐的梁山第一把交椅。他因仗义而触犯刑律，与林冲平白无故的遭受陷害，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宏观来看，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人的遭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腐朽和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对民众生存的威胁和压迫，以及在这种威胁和压迫下民众情绪的躁动、愤激和反抗。即如上述第二类、第三类人物的遭遇，也反映了封建时代政治窳败、奸 宄 放纵、百姓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对林冲故事的补充和照应，都归向于《水浒传》的主题。官逼民反，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叫“乱自上作”。尽管金圣叹不可能超越封建意识形态，他和所有士人一样都将民众造反看成是“犯上作乱”，但他认 为林冲之反乃是高俅所逼，却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中的清醒之论。在《水浒传》中最有资格代表“上”的是高俅，大名府的梁中书，江州的蔡九知府，孟州的张都监、张团练等等，都只是些地方官吏，他们虽然是整个封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还不足以代表朝廷。蔡京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唯高俅官居太尉之职，总揽国家军务，又深得皇帝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朝廷意志的体现。我们要特别注意高俅加害王进、林冲的方式，他采用“公事公办”，有意要把自己隐藏在国家意志的背后，待林冲在开封府幸免死罪后才使用暗杀伎俩。也就是说，高俅乃是调动国家机器来迫害林冲。说高俅是“上”的代表，无庸置疑。另一方面，高俅既是朝廷的代表，则林冲的造反，以及后来梁山武装与高俅的战争，也就具有了不容置辩的反朝廷的政治性质。由此可见，林冲和高俅的冲突虽然是全书情节的一部分，但他们矛盾的性质却带有全局性，是全书主题的基石。
二
然而林冲和高俅的冲突在宋江三十六人传说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传说史上，林冲这个人物甚至很不重要。
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记龚开（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名单中没有林冲 ② 。按宋江三十六人之说由来已久，徐直之《忠义彦通方公传》有云：“是年（宣和三年，1121）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 ③ ，李若水（1092—1126）《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诗云：“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④ 历史上宋江部队当然不只三十六人，三十六人指头领而已。宋江所部有三十六头领当是事实。《癸辛杂识》引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乃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 ⑤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之“舌耕叙引”著录勾栏瓦肆“说话”名目，其“小说”一门计一百七种，可能与宋江三十六人有关的仅四种：“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与林冲无涉。
元刊《宣和遗事》 ⑥ 叙及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则目有：《杨志等押花石纲违限配卫州》《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宋江因杀阎婆惜往寻晁盖》《宋江得天书三十六将名》《宋江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则目仅此六则，正文叙述文字极为简略，林冲在天书三十六人名单中，曰“豹子头林冲”。他是押运花石纲的十二指使之一。“指使”是宋代将领或州县官属下供差遣的低级军官。十二指使奉命押运花石纲，林冲等十名指使运花石纲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被雪阻滞，因卖刀而杀人。林冲等十一人在黄河岸上救了被押解的杨志，于是同往太行山落草。《宣和遗事》写到林冲的只有这些，他在故事中不过是一个姓名符号而已。《宣和遗事》是一部仓促拼凑而成的话本，故事前后不能接榫、甚至矛盾牾之处多有存在，它未必记录了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基本面貌。不过，林冲在这支离破碎的故事中是一个无所作为的角色却是事实。
元杂剧搬演的宋江三十六人故事与《宣和遗事》相比，几乎是另一个境界。元杂剧叙述宋江等人上梁山以后的种种传奇，最活跃的角色是黑旋风李逵。今存元杂剧“水浒戏”共六种 ⑦ ：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三虎为关胜、徐宁、花荣）、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出场人物有：宋江、李逵、史进、刘唐、阮小五）六种中无一种写到林冲。剧文已佚，仅存剧目者，据王国维《曲录》有二十二种：红字李二《折担儿武松打虎》、《板踏儿黑旋风》、《窄袖儿武松》、《全火儿张弘》、《病杨雄》，高文秀《双献头武松大报仇》、《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衍刘耍和》， 杨显之《黑旋风乔断案》，李文蔚《燕青射雁》、康进之《黑旋风老收心》，无名氏《小李广大闹元宵夜》、《张顺水里报冤》、《一丈青闹元宵》、《征方腊》、《宋公明劫法场》、《宋公明喜赏新春会》。我们虽然读不到以上二十二种杂剧的剧文，但从剧目却完全可以判断它们没有一种是以林冲为主角。
明初无名氏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有林冲出场，但只是过场人物，楔子里仅有一句自报家门的宾白。闹铜台的“七虎”是吴用、徐宁、雷横、秦明、朱仝、燕青、李逵，没有林冲的位置。明代传奇《宝剑记》搬演林冲和高俅的故事，此剧有嘉靖二十六年（1547）序，当时《水浒传》已版刻行世，显然是李开先（1501—1568）根据《水浒传》改编，它当然不是《水浒传》成书前已有的故事。其实直到明代成化前后，民间传说中的林冲还不是宋江三十六人中的要角。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二记民间流行的叶子戏，叶子上所绘二十人，从宋江到燕青，就没有画林冲。
纵观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流传史，至《水浒传》成书前，林冲一直是一个没有多少具体表现和作为的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没有给《水浒传》作者提供关于林冲具体形象的资料，除了“豹子头”这个绰号和“指使”这个低级军官身份之外，一切都必须由作者自己创造。
三
历史上是否真有林冲其人，属难考定。余嘉锡作《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就没有谈林冲，原因就在没有材料。高俅的情况就不同，虽然迄今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并不多，但他的确是北宋末年政坛上的一个显赫人物。《宋史·徽宗本纪》记宣和四年（1122）“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⑧ ，《宋史·钦宗本纪》记靖康元年（1126）五月“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追削高俅官” ⑨ ，高俅在《宋史》中无传，列传中“佞幸”、“奸臣”均不见其名，想必他与朱、蔡京等辈有所区别。《宋史》对他的评价略见于《李若水传》：靖康元年，（李若水）为太常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⑩ 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朱以花石纲博得宋徽宗的欢心，高俅凭藉什么飞黄腾达呢？南宋王明清（1127—？）《挥麈录》记曰：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己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己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侍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问：“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甚勤。靖康初，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11王明清所记得之胡元功的传说与上引《宋史》李若水劾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颇为相合。王明清生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距他所记之人事并不遥远，但毕竟得之传闻，且高俅已有佞臣之名，传说难免会有传说者的主观虚拟成分，事实上它的不确之处也显而易见。如王诜（晋卿）尚英宗第二女（蜀国长公主），原为左卫将军，任枢密都承旨是赵佶即皇帝位以后的事，并非元符末赵佶还是端王时。按王明清所记，高俅原是苏轼身边小史，苏轼离京赴定州（中山）之任时推荐给王诜，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近端王赵佶，因擅长蹴而获赵佶赏识，赵佶当皇帝后一再提拔高俅，“遍历三衙者二十 年”。“三衙”是宋朝掌管禁卫军的机构，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这段传说基本上被《水浒传》采纳。不过，《挥录》所记有几点：一、高俅本为苏轼小史，但出身并不卑贱，“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二、高俅有后，“子侄皆为郎”；三、高俅虽为佞臣，但尚知恩图报，苏轼“子弟入都，则给养问甚勤”。这三点均被《水浒传》扬弃，《水浒传》将高俅写成一个市井无赖。
史传将高俅定性为佞幸，话本《宣和遗事》按这个定性，安排高俅在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公案中充当一个帮闲的角色。位居宰辅平章的高俅蛊惑徽宗微服逛妓院，嫖李师师。李师师“结发之婿”贾奕不舍旧情，即遭到高俅、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