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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吧精华帖欣赏-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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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性反面人物身上,作对她们的否定恰恰主要是从“情”字着手。这“情”是“风情月意”(24回)、“雨意云情”(45回)的“情”,简直可以跟“淫”字划等号。潘金莲走向堕落之前,企图摆脱大户作为复手段而强加的配偶,另找一个般配的丈夫,这不能不说是正当的感情要求。而作者把这也视作非“理”进行贬斥。潘巧云守过1年多寡,心灵上带有伤痕,而由其父作主再嫁的又是一个心粗气豪不善温存的汉子,感情生活上显然存在着缺憾。作者并不体察这个少妇的苦衷,只牢牢地把握着对女性的种种道德要求,于是对她们的感情转移一味大加挞伐,甚至十分欣赏地细写杨雄对她的残忍杀戳:“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这妇人的七件事分开了。”(46回),后来,金圣叹在论及这件惨案的导演者石秀时,曾公允地指出他是个“残刻狠毒的恶物”(金评本《水浒传》第45回总批)。 
  在阎婆惜身上更是如此。宋江只把她当作外宅,而且对她并无感情,连得知她另有新欢也不以为意,显见只是偶或需要的玩物。那么,她希望跟对她有些感情的张文远过正常夫 妻生活,便完全是合理的追求。然而作者显然不这样看。当她跟宋江发生正面冲突时,作者口口声声骂她“婆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仍然是封建社会片面要求妇女贞洁的 “理”在作怪。 
  最典的莫过于第73回所写的四柳庄狄太公之女。她并未出嫁,而以装神弄鬼的方式跟情人王小二背地里做夫妻。这其中必有缘故。应该说这正是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行为,跟《西厢记》所讴歌的崔张之恋颇为相似,乃是以“情”反“理”。作者却跟王实甫相反,把这当作大逆不道,借李逵的口,骂狄小姐是“肮脏婆娘”,又借李逵的板斧,将小两口剁得稀烂。狄太公痛哭自己的女儿,作者不仅让李逵大骂:“打脊老牛!女儿偷了汉子,兀目要留他!”还站出来直接议论道:“痴翁犹自伤情切,独立西风哭未休”。这恰恰是以“理”灭 “情”。 《水传》写到女性时的重“理”轻“情”,还表现在这些少妇都无子嗣上。作者似乎在有意避免通过子女构成的或强化了的夫妻之爱,以及另一种重要的“情”——母爱,以便不陷入“儿女情长”之中。 
  考察《水浒传》描写女性时对“情”、“理”的依违,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它对女性形象的审美要求的落后性、封建性。 
  《水浒传》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指出某些方面的局限与不足,并不致损害它的伟大。虽然它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倾向显得比较落后,但它塑造的某些女性形象至今仍能给广大读以强烈的印象。 
  (此文曾带到在绍兴召开的全国《水浒》研讨会上交流,后发表于内刊《十堰党校通讯》1988年第4期。)        
淮之夷: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随感三则    
  一、一贯受气包? 
  林冲给人的一贯形象,似乎就是一只窝窝囊囊的受气包,戳他一下没关系,抽他一个也没反应,一直要刀架脖上,他才会反弹一下,用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他,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种受气包形象的形成,我想是可能受脸谱化教育的影响太深了,语文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嘛。但如果仔细阅读一遍水浒原文,就会发现林冲其实不是什么忍者神龟,而是个跟你我完全一样的普通人。 
  水浒第六回,一看到有人调戏妻子,他就“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动手便打,这显然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正常反应,而不是什么受气包。不料一扳之下,“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软了。”对方是老板家的公子,我方又没受什么实际损失,不好轻易动手,只能“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再等到陆虞候设计骗走他娘子,他便“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这等火爆的脾气,哪有一点窝囊货的模样? 
  再看看别人对林冲的评价。第九回里,李小二偷听到管营等人的密谋,怀疑领头的就是陆虞候,“老婆道:‘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认他一认。’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倘或叫得他来看了,正是前日说的甚么陆虞候,他肯便罢?’”——这就怪了,我们心中的那个一贯受气包,在李小二的眼里,居然“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 
  奇怪吗?怪只怪施耐庵笔头太懒,没给我们描述一下林冲在下层人物前的形象;怪只怪李小二一直在底层打滚,从没见过林冲在上层人物前的形象。盲人摸象,各执一端,李小二和我们都只对了一半,其实林冲既是火爆脾气,也是缩头乌龟,只看对面站的是谁而已。 
  逼上梁山以后,王伦对林冲百般刁难,要他去杀个人作“投名状”。自己刚刚被无辜追杀,现在又要去追杀无辜,在小说《水浒》里,林冲立马答应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拿了刀就下山埋伏去了,极其爽快。而在电视剧《水浒》里,林冲就犹犹豫豫地说:“我与他又不相识,又无冤仇,如何好动手便杀?”一副慈悲心怀。看来脸谱化的流毒,连电视编剧也不能免啊。 
  二、斗牛 
  如果林冲是一只一贯受气包,那么他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段弹簧的故事:先是压迫到极点,然后爆发到极点。但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它倒更像是一段斗牛的故事:不停地明枪暗箭,挑逗撩拨,挑得你怒火中烧,又不停地腾挪躲闪,让你的怒火无处宣泄,欲火焚身而又欲罢不能。 
  小说最忌平铺直叙,林冲的这段情节,着力点全在最后的风雪山神庙上面,为了铺垫最后爆发的效果,作者一次次地火上浇油,设法挑逗,又一次次地釜底抽薪,让人扑空,这其中屡屡欲擒故纵的手法,真可谓是极尽繁絮宛转之能事。 
  第一个回合,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林冲挥拳待打,却自手软了,一口怒气硬是吞进了肚子里。第二回合,林冲一腔怒火地要杀陆虞候,他却躲进太尉府里,等来等去等不到,怒火仍然没有出掉。拳击理论指出,全力爆发的空拳最耗体力,林冲连打了两记空拳,就如愤怒的公牛连扑了两个空,连读者都为他憋气懊恼。而正当公牛撅着蹄子寻找敌人的时候,阴险的斗牛士却从暗处刺出一剑:误入白虎堂,可怜的公牛猝不及防应声而倒,脸上刺了金字,发配沧州去了。我想这一回合里,林冲一定是被刺懵了,以至于第四回合野猪林里,连两个笨手笨脚的公人,都差点儿要了他的性命(对比一下飞云浦的武松,同样是发现自己误入了陷阱,武松是何等机敏)。 
  第三四两个回合作者故意写得凶险非常,读者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生死存亡上面,怒火这根线完全被掩盖掉了。然后,作为对注意力的回应,是棒打洪教头,和一段舒缓的流放生活,虎视眈眈的斗牛士暂时消失了,生存问题也似乎已经解决掉了。 
  就在这时,奇峰兀起,作者对林冲,也是对读者施展了最后一次撩拨:李小二偷听到了陆虞候等人的密谋。好哇!刹那间新仇旧恨一起发作,怒火的线索死灰复燃,林冲“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受伤的公牛满场乱奔,读者都是神经紧张胃口大开,满心期待着一场决战来临。——但是,作者偏偏不让你如愿,“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斗牛士灵巧地一个转身,林冲又是扑了个空,“也自心下慢了。” 
  如此,经过最后一轮的挑逗,复仇的欲望一再压抑,而欲望的深度一再加强,读者的胃口都被高高吊起,如同铁硬的阳具一样欲罢不能。终于,风雪山神庙里,公牛无意间的一个转身,发现斗牛士居然就在眼前!泼天的怒火喷薄而出,高压的洪水决堤横流,一层又一层的压抑瞬间迸发,——射精了! 
  三、偷听 
  风雪山神庙里有两处偷听情节,第一处是客店里的李小二,第二处是山神庙里的林冲,如上一节所分析,第一处是撩拨,第二处是喷发,两次偷听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除了这里,水浒里还有一处著名的偷听情节,就是李逵杀李鬼,李逵在后门听到李鬼夫妻对话那一节。三国里偷听也有两处,一处是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另一处就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群英会了。 
  细细比较这四段情节,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区别,那就是水浒里的偷听,听到的事情都是真的,陆虞候要害林冲是真的,李鬼要害李逵也是真的,而三国里的偷听,听到的都是假的,吕伯奢要告发曹操是假的,蔡瑁张允要投降东吴也是假的。也就是说,在对待偷听的态度上,两本书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差别:水浒倾向于肯定偷听,而三国则倾向于否定。 
  水浒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一旦偷听到了什么片言只语,就应该照自己的想象,推测敌人的阴谋意图,并且按照自己的推测结果先发制人。而三国则用实际情节证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什么途径得来的情报,采信之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重口供”,一个“重实证”。 
  三国里的各式阴谋阳谋,算下来比水浒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各家谋来谋去,都是你谋你的我谋我的,从没有偷听这回事,——一旦偷听,就误斩了两位都督。最多你神机妙算猜到了我的心思,那算你有本事,就像司马懿吃了败仗,他只会长叹一声:“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也。”他决不会长叹道:“诸葛亮的耳朵真长也,我们的保密工作,还要好好地抓一抓也。”——那就根本不是三国了。 
  三国水浒的这种差别,我想可能是它们内容上的差别所致。三国讲的是朝野庙堂,水浒讲的是市井江湖,这两个地方,流行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适用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我知道有很多《鹿鼎记》之类的作品,津津乐道于宫廷与江湖的黑暗对比,但我更相信一句名言:最仁慈的黑社会也要比最残暴的政府黑暗。反映到文学方面,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屁股决定立场,市井江湖的立场,确实使水浒的气质比三国跌了一大截。 
  不过不管怎么说,以上四处偷听的描写还都是十分成功的,这四个故事,分别为汉语创造了三个专有名词和一个千古名句:逼上梁山,李鬼,群英会,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以说在艺术上,都是极成功的段落。 
  作为传奇小说的当代传人,金庸显然发扬光大了水浒三国的偷听设计,他的小说就如同一场偷窥的盛宴,偷听情节犹如天女散花一般目不暇接。一般人物固不必说,就连冰雪聪明的黄蓉,英雄盖世的萧峰,恍然魏晋风流的令狐冲,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也都放下身段,纷纷搞起偷听来了。至于屡立奇功的韦小宝,偷听就更加无所不在令人发指,一部《鹿鼎记》的浆糊情节,几乎就全是靠偷听在推动了。 
  我不是说偷听不好,生活中既然有偷听的现实,文学中当然可以反映,可是也不能只管迎合读者的偷窥欲望,写得太滥太俗了,——有点儿敬业精神好不好?像前面曹操的那一段,先写独身刺董,又写献刀逃脱,几乎就写出一个智勇双全的完美英雄了,谁知道作者轻轻一点,只用一段偷听故事,曹操的形象顿时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头号奸雄,如此举重若轻,金庸小说那些盛若繁星的偷听情节,有哪一处能够比得上? 
  西游记里,“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偷听在金庸小说里,其实也是作者的救命法宝,无数的重大线索,都从偷听中得来,无数的男女误会,都自偷听中生出,像小龙女的离开杨过,像萧峰的误杀阿朱,这种明显生硬的情节,都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偷听而来。为了情节需要而不顾逻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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