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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吴潘。
议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溥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诗后的跋中说：“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15〕
为了还人情而向友人索要文字，这恐怕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从中也可窥见两人关系的密切。
（四）
陈独秀、章士钊相互唱和的诗文很多，仅从保留下的诗来看，就有二十多首，尤以在重庆时期的为甚。在重庆时期的诗，除前面谈到的相互问候、互相安慰、互相担忧以及一些事务性的诗外，追忆往事、回顾友谊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前面所引的诗中亦有不少的回忆。1941年6月章士钊所写的《初出湘》一诗则追述了他们早在1903年就开始的友谊。诗中写道：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16〕
其实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诗文唱和早在1903年就开始了，而且是同题之作，这就是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的《哭汪希颜》。在这个诗题下，陈以“无已”为笔名所写的诗是：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
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议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
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章士钊则是以青桐为笔名而发表：
狼豕纵横二十周，少年新换好头颅。
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
铁血精莹向谁说？心肝呕吐已全休。
愿从天假杀人柄，死尽中朝旧辈流。〔17〕
诗中所写汪希颜是陈独秀的老乡，章士钊江南陆师学堂时的学生，陈独秀、章士钊二人正是通过汪希颜的介绍才得以结识的，而汪希颜的弟弟孟邹与儿子原放后来都是陈独秀、章士钊的朋友。汪希颜被称为学生中之“最有材志”者，学堂原定选送其赴日留学，后又改派他人，汪希颜因而抑郁而死。陈独秀、章士钊二人感叹世局，写下了此诗，并发表在他们编辑的《国民日日报》上。这类同题诗还有《哭梅士》一首，发表于翌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上。诗中的何梅士，字靡施，也写作何枚士，为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朋友，是章士钊小说《双枰记》的主人公。陈独秀曾在《存殁六绝句》称“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并为章士钊的小说《双枰记》作序〔18〕。
这以后，他们分道扬镳，直到1934年陈独秀在南京被捕后，交往才多，留下的诗也不少。《南京路上》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诗为：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代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19〕
这首诗，在陪都重庆时还广为流传。当沙孟海录示这首诗后，章士钊特地写下了《沙孟海录示余六年前南京旧作赋贻长句，并简独秀》：
三载从亡面扑尘，缘君飞梦到王城。
剩将海内流传句，听作人间寥阗声。
托契败云年事少，论诗旋忘面情生。
牢门今日成天网，因漏才叨凿老伦。〔20〕
从现在保存的诗文看来，在陈独秀与章士钊的唱和中，主要是章士钊的多一些，这恐怕与陈独秀晚年生活艰难，处于贫病交加中有关。1942年5月27日，一代奇才陈独秀病逝于江津。第二年8月，章士钊有游峨眉山的打算，当船到江津时，他翘首远望，感慨万千，写了《过江津怀独秀》：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21〕
这首诗正如当年与之同行的潘伯鹰所说：“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22〕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痛苦与深思。
“岁寒然后知松柏”，综观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诗文唱和，不难发现，中国文人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真挚。即使在国难时期，他们仍以友情为重，相互关心，互相挂念，互相慰问，共渡难关。“于无声处听惊雷”，人们从这些诗文记载的小事中不难发现，这种不以利害为准则的友谊是多么的可贵。谈人品文品，实则可以从平淡中分别其高低，体会到中国传统美德的珍贵。
注释：
〔1〕〔2〕〔3〕〔5〕〔7〕〔8〕〔9〕〔10〕〔14〕〔20〕见《章士钊全集》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74、175、177、179、182、273、267、274、279、269页。
〔4〕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章伟如：《我的三叔章士钊》，2001年第1期《人物》。
〔11〕原载1915年第1卷第1期《新青年》和1918年第4卷第2期《新青年》。
〔12〕陈松年：《我的父亲陈独秀》，见《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引自朱洪《陈独秀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见《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
〔16〕选自《近诗废疾》，见《文史杂志》1941年5月第1卷第5期。
〔17〕见1903年8月9日《国民日日报》第3号。
〔18〕《甲寅杂志》第1卷4号。
〔19〕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标题为笔者所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21〕〔22〕《泸游草》，民国三十三年大同印刷社铅印。
“空白”对非“空无”
“空白”又非“空无”
——金圣叹临难前的三首诗
？ 赵其钧
金圣叹不能说不聪明，早在评点《水浒》时，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且对贪官奸佞、“狐群狗党”上下勾结所织成的权势之网，也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当他与一群秀才去“哭庙”、“揭帖”，状告吴县县令任维初时，却把那张“网”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一想那县令虽小，毕竟是“网”上的一环。结果，被“网”上的另一环——更为贪残阴狠的苏州巡抚朱国治加上“震惊先帝之灵”、“附逆”、“倡乱”、“聚众”、“目无朝廷”等等罪名，将金圣叹等十八人告到朝廷。真是聪明亦有糊涂时，糊涂之后的金圣叹不无反思与悲恨——“自分终巴峡，谁知列上筵。偶乘风浪出，遂受网罗牵。绿藻君从密，清江我不还。惟惭未深隐，那敢望人怜。”（《黄鱼》）托物言志，通篇隐喻，不难看出金圣叹本无“作乱”之意，本“非反抗英雄”（鲁迅语）。状告贪官酷吏，成了附逆倡乱，实是始料不及。他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人们的悲痛，往往因出乎意料而分外加剧。看他的《狱中见茉莉花》一诗，写得何等的哀惋悲切：“名花尔无玷，亦入此中来。误被童蒙拾，真辜雨露开。托根虽小草，造物自全材。幼读南容传，苍茫老更哀。”诗的结尾说，儿时就已知道为孔老夫子所称赞的谨言慎行、处事稳重的南容，为什么人老了，反而“糊涂”了，落得如此悲哀的境地？
冤难白，恨无补。“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所以金圣叹临刑前对这些都不说了。但是，他的“心头”还有另一些“万不获已，必欲说出”的话。这，就是临难前的三首诗。第一首《绝命词》为：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鼠肝虫臂”，语出《庄子·大宗师》：“伟哉造化……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意谓大化迁流，生老病死，顺其自然，所遇皆适。那么，死之于我，无非是任化而往，回归“自然”，所痛惜的只是——书未著成身先死！
金圣叹被当时的官绅们看做“坏货”，必欲除之，这是思想理念上的偏见。然而也有些人对他不随流俗的表现，视为“奇”，目为“怪”。其实，金圣叹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与追求，倒是十分清醒理智的，也是很本分的。他说：“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第五才子书·序三》）心之所好，业之所在，生命的意义全在“著书”二字。为此，他“深宵不寐，勤心从事”。“著”什么呢？比如对“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的评点，便是他心中的规划。而且后二者业已完成刊行，《杜诗解》也完成了一部分，其他几种也有所涉及。关于他的“书”，虽有种种议论，然其独特的感受、领悟和审美体验，确也赢得了不少称誉，以致“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王应奎《柳南随笔》）。如此反响，实足以使他深信只要假以时日，心愿定成现实。他自己也正是这么说的：“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学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金圣叹实在是一个“游”在中途，望见“彼岸”，而活活被人按入“水底”的。“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查理二世》）是的，金圣叹在绝命的一刻，呼喊着“庄骚马杜待何如？”这种对事业的眷恋，更甚于生命结束之悲哀，不正是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种更高境界的升华与执著吗？其悲怆惨烈，自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横祸，冤情，拷打，直至断头，都没有湮灭他“心头”的希望。这种“绝命”而不“绝望”的执著、痴迷，亦颇能反映这位“奇人”的心性。那么，希望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第二首《与儿子雍》（自注：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天亲果宴如？
题下“自注”不可忽视，要知道同是“读书”，各人的读法、领会、感悟、目的等等，未必相同。金圣叹在回忆幼年初读《西厢记》时说：“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惟不嗔，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这位塾师思想之开放、眼光之敏锐确是惊人，其鼓励和预言给金圣叹留下了意外而又难忘的印象。后来金圣叹又一再地、慎重其事地把“读书种子”四个字送给儿子，足见金雍之于“书”亦颇有乃父之风。这，正是金圣叹日后的希望之所在。诗的开头，首先回想往日，父与子只管各自与“书”相伴，父子亲情其妙在“疏”，亦可谓形疏而心惬。但也有形影相随之时，那原因也在于“书”。金圣叹虽有任性放旷的一面，然而对儿子的怜爱、期望却非一般。金雍十岁时，金圣叹便以《水浒》为范例给他讲授文法，也曾应金雍的“力请”而放下自己紧迫的著述工作，选讲唐人七律，还将金雍的笔录稿整理成《选批唐才子诗》。相疏相随皆因“书”，美妙的亲情，如今成了永不再现的往事，无可奈何的悲哀中，犹有一份难以割舍的舐犊深情。从今往后，生死两茫茫，“疏到无疏地”，没有了父亲你还能安然如故吗？无限关切，无可奈何，令人心碎。可是作为深爱儿子、寄希望于儿子的金圣叹，又怎能就此搁笔，甘心撒手呢？于是又写出了“必欲说出”的第三首诗——《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
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东西南北，山长水远，不辞万里来寻一个“罪人”的书，实可谓情真义重，直道而行，德配天地之“大人”。“临别”之际，作者只能向普天下这样的“知我者”深深地道一声谢谢！欣慰之情，感激之意，溢于言表。如果再进一层看，这情意之中，更深含了他对生命与“书”的独特的体认。临终前一年，金圣叹曾在与友人嵇永仁的信中说：“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