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牟弊哟倘ィ钦呙抢棺×怂沿笆锥嵯吕础Ｇ硭鼓乜醋耪庖磺校欢欢＞獬【牛硗糯险舛鋈耍杆俪丝ǔ道肴ァ�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曾被当作二十世纪两大精神痴迷症之一的斯德哥尔摩症今天得到了“平反”。据统计（西方），人质劫持案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可以大大降低人质的死亡率。今天警方的认识是：虽然斯德哥尔摩症干扰了解救工作，然而为人质安全计，还是应创造条件尽量鼓励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毕竟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应对人民加强进行珍惜生命的教育。
注释：
〔1〕〔2〕〔3〕以下加引号叙述斯德哥尔摩症状事例的文字选自1985年《现代世界警察》之《人质谈判》（拉斯·普林斯著，原载美国《警察》）。
〔4〕（英）克里斯多弗·多布森著：《卡洛斯帮——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5〕以下综述内容取材于2003年第7期《八小时之外》，邢军文的《少女和罪犯“商量”死亡》，加引号字句出自原文。
〔6〕见2003年5月26日《人民公安报》刘书新文。
〔7〕1987年7月6日《参考消息》：《苏正抹去斯大林留下的消极影响》。
〔8〕1987年12月3日《参考消息》：《苏学者说：1937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是伪造的》。
〔9〕（苏）托洛茨基著：《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译者前言”，第7～8页。
〔10〕有关弗连克尔题材选自《古拉格群岛》、《斯大林前后》。
〔11〕〔12〕〔13〕（俄）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中册），第68、69、127页。
〔14〕以下综述内容取材自1985年《法制日报》连载《CCP内幕》（张曦明编译）。
〔15〕以下综述内容取材自《人民圣殿教内幕》、《桃源梦》。（墨西哥）大卫·巴特尔著：《人民圣殿教内幕》，郑畅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 丁 东 高增德 智效民
谢 泳
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这一时期，随着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不断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步开阔，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新评价，引发了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认识，在思想史、科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由这些研究所带动的相关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这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历程，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想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来推进我们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最早是何家栋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何先生说：“‘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与顾准年龄相仿的胡乔木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是他的作用被毛泽东、邓小平的身影所遮盖，非圈内人不得而知。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几岁的差异。”
智：近年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对于“一二·九”知识分子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来完成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足够的丰富性。尽管这一群体最后的思想倾向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他们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谢：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件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历史的完全真相。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说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为基础，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高：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丁：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主要在抗战期间和以后形成，而且那基本上是以一个学术为主的群体，到了四十年代，他们中的优秀者像杨振宁、李政道、杨联陞、邹谠、何柄棣他们，当然就有了留学的可能。“一二·九”知识分子却不同。他们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起来救亡的，国家都快要亡了，还谈什么留学，就这一点而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很感人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当年那些思想倾向居中的学生中，还是有一些在运动之后去外国留学了。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就说过运动之后，蒋梦麟虽然开除了一些学生，但暗中又给那些人送了一些钱，好多人就是拿了那笔钱去留学的。还有参加“一二·九”的一些学生，最后是去了西南联大，像王瑶。当然“一二·九”的领导人物，如黄敬、蒋南翔、姚依林、杨述、李昌和韦君宜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留学的经历了，因为他们走上了通向延安的道路。“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留学的经历，但他们确实是很优秀的一批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就说过，八十年代初，一些当年留学美国成了科学家的人都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谢：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看，“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奏，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王永兴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前年五月间，在上海，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