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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咬着嘴唇仍然坚持：我没偷钱！
这时父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父亲见状忙问出了什么事。大姐告诉他三弟前几天给小妹买了本很贵的笔记本，钱可能是偷来的，还问父亲是否给了他那么多零花钱。父亲听完火冒三丈，操起笤帚就往三弟身上打；你这个逆子！我好心把你养大，送你上学，你还做这种缺德事！
父亲打得很用力，三弟的身子被笤帚打得摇摇晃晃，他硬是一动不动。父亲打累了，停下来喘气。三弟这才松了牙关，声音有些抖地说：“爸，您刚回来一定累了，先坐下歇会吧。”
三弟挣扎着站起来，像往常一样给父亲倒了一杯水，蹒跚着走到他面前重新跪下。父亲黑着脸不情不愿地接过茶，看也不看就搁在一旁。小妹被吓坏了，抖抖索索地捧出那个笔记本替三弟求情：“爸，三哥是为我好，您就饶他一次吧！”
父亲抢过笔记本，哗啦哗啦地撕成好几块。三弟也不哭，他把撕坏的笔记本收拾起来，整齐地叠在一块抱在怀里，那样子就像他刚来的那时候抱着储蓄罐。他直挺挺地跪着，甚至面带微笑地说：“我从来不敢忘记爸妈养我有多不容易，所以我努力学习。路口那个老伯答应我每天帮他拔整个大院的草，一个月就给我三十块钱，我把钱都攒下来，一半给家里买米，别一半留着家里困难的时候再拿出来……”三弟缓缓伸出双掌，那双九岁孩子的手粗糙得像树皮。
小妹哭着扑到三弟身上：“三哥，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呢！”父亲也老泪纵横地伸出手，把三弟扶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委屈你了。”母亲连忙取出药酒，拉下裤子一看，屁股淤紫了一大片。全家忙成一团，父亲做饭，我打了热水，大姐替他热敷，母亲来上药，小妹什么忙也帮不上，在一旁拿了针线把笔记本仔细缝合起来。
三弟这才哭了出来：“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将来要怎样报答才不辜负你们呀！”我和大姐听了，脸上火辣辣的。
后来，姐弟四个都顺利地大专毕业。不久大姐和我相继嫁到了外地，小妹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下三弟。我和大姐忙上班又忙照顾公婆和孩子，根本抽不出时间探望二老。好在三弟并无怨言，逢年过节总是打电话邀我们回去。
三弟的喜帖送到时，我还真吓了一跳。他是带了准弟媳来的，那姑娘容貌普通个子矮小。我把三弟拉到一旁，不满地问，老三啊，你怎么不找个中看点的姑娘？三弟憨厚地挠挠头说：若兰是个好姑娘，她愿意和我一起侍奉爸妈一辈子。我哽着声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席间让客人难忘的是三弟带着弟媳跪在父母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那架势不像是在举行婚礼，倒像是给俩老人家祝寿。我们姐妹仨鼻子都酸溜溜的，想我们亲生骨肉都没有这般知情感恩，心里好生惭愧。
几年之后，多年积劳成疾，父亲病了。我们都忙，只有三弟和弟媳服侍在老父床前。母亲打电话让我们都回去一趟，商量父亲的医疗费用和后事。我和大姐两家正在供房子，孩子又都上学，哪里还有余钱，小妹更不用说。整个屋子陷入难堪的沉默，最后是三弟挡在弟媳身前将担子接到了肩上，“还是我来照顾爸好了，你们家里都有难处，我理解的。”
三弟砸开了他的瓷猪储蓄罐，里面是一个个折成很小一块的纸钞。一家人一张张地慢慢展开，一共11400元，看得我们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那么丑而粗糙的一个瓷罐，里面竟然藏了这么多钱。我看见弟媳强忍着激动得发抖的嘴唇，三弟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对大家说：“这个储蓄罐，是我从本家带出来的，他们对我说要把你们的恩情藏在心里，把有机会报答的东西藏在储蓄罐里，恩情要时刻记得，里面的东西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毫无何留地取出来。”母亲听完，眼泪就下来了。
终于还是得知父亲弥留的噩耗，儿女都聚在床前，父亲抖索着手只唤三弟一个人上前。三弟跪在床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老三啊，你是个好儿子，爸只有四间平房就留给你了……我们姐妹仿佛兜头一棒，那么多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三弟独占了我们的家！
一直到父亲的丧事结束，我们都没怎么过问，散了就各自回家了。后来母亲来我家探望外孙，让我们姐妹仨有空回去住几天。老三没有动你们的房间，常常打扫好就等你们过年过节回去住哩。母亲唠唠叨叨地，没注意到我因震惊而不自然的表情。原来我们都误解三弟了，他接受父亲的遗赠，为的是更方便我们回娘家！他虽然砸了储蓄罐，可是有个砸不坏的储蓄罐已经永远放在三弟的心里，那是他对我们、对这个家倾注的一世的爱啊！
本文摘自于《读者》2005年第10期
伤心小站
作者：谷云华
那是前两年的秋天，，我与一家晚报的老总一道去安徽旅行。当列车驶进宿州境内时，我发现一直滔滔不绝在谈古论今的老总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脸紧贴着车窗的玻璃，似乎在寻找什么。
又过了一段，当列车广播员报出一个小站的站名时，我看到他周身猛地颤抖一下，泪水一下子从眼中涌出来！
晚间，住进宾馆，他对我讲述了３４年前在这里插队的故事，一个凄美，令人忧伤的故事。
３４年前，我高中毕业离开上海时，已是家破人亡。父亲被造反派殴打致死，母亲用一条纱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奶奶一病之下没几天就命赴黄泉，妹妹远去了内蒙古。在我铡到安徽时，多次想到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远在内蒙古，孤苦无依的妹妹，不由暗自落泪。于是父亲留下的一根竹箫成了我生命的依托，母亲一支派克金笔书写着我无倚的灵魂。但这一潭死水般的日子给一个姑娘打破了——公社书记的女儿看上了我。在当时，公社书记的女儿在地方上可是皇帝的女儿。这姑娘长相俊秀，但性格刚烈，有一份在当时令人眼熟的工作，在供销社做会计。当她父母知道此事后，极力阻拦，并通过公社人武部长和大队民兵队长给我施加压力，并要定我勾引红五类罪名。想想真有意思，我们好几次约会都被民兵队长带着民兵进行阻拦。真感谢生产队老队长，为我们打了不少掩护。
说句心里话，我也真喜欢这个姑娘，有性格，敢爱敢恨。供销社有什么好吃的，都要捎点给我。有一次供销社来了榨菜，她在家没有分到，硬到主任家把主任那份要来送给我吃。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一个黑五类，她说她喜欢我吹箫，听了想哭；说喜欢读我写的诗，读后也想哭。
接着，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有一天她母亲屈驾来到我处，仔细打量我一番，可能看出我是一个正派人，目光里隐隐透出一丝信任。她母亲对我说，既然我女儿看上了你，我们为父母的也就认了，但你这辈子要好好待她，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茫然，不知所措地点点头。我云里雾里地在思忖着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我知道了，她对父母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再干涉她和我之间的事，她将以死抗争。
我们的恋爱就这样公开化，合法化了。在当时、当地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在恋爱期间，她又通过她父亲把我远在内蒙古的妹妹迁到这个公社来。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们俩依偎在麦垛旁，我对她讲，我这辈子受恩于她，我这辈子会永远对她好。那一夜我们偷吃了禁果。
就在我们筹备婚事时，知青开始回城了。对于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也不愿意想。基一，我是畏罪自杀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要想回上海简直是白日做梦。其二，面对她的恩德，她的爱情，她的付出，我也不能做有悖道德良心的事。我对自己的人生构想就是把手头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为妹妹物色一个好婆家，和爱我的女人平平静静地过着平和的日子。想到此，我倒显得无忧无虑了。但我渐渐发现，她有时倒显得心事重重起来。有一天我问她，你心里有什么心事？她笑着回答我，我这个人心中永远不会有心事。过了几个月，她高兴地告诉我，她父亲为我妹妹办好了回县城的手续。她告诉我，她逼她父亲把我妹妹迁回上海，但她父亲手中权力不够大。她父亲说，回县城也是回城，今后你们成家后，兄妹之间好有个照应。她父亲对我们之间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后来我看到身边的伙伴一个又一个地离去，要说心中一点不难受是不现实的。她也日渐消瘦。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清楚了她的心事。那是一个晚饭后，我去她家，当我推开她家虚掩的院门时，正从她家屋内传出她父亲高声的喊叫：“你是呆了，还是疯了，这方方圆圆几十里，哪个不知道你们之间关系？现在你吃错了哪门子药，自己要了结这门亲事，让我找人帮他回上海，你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干，我没有这个能耐，就是有这个能耐我也不干。”她母亲在一旁也边哭边说，我哪辈子作的孽啊！我哪辈子作的孽啊。这时只见她扑通一下子跪在她父母面前，哭着说，我求求你们了，人不能坑人，他不能一辈子就窝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今后要干大事，我们之间差距太大，我们不相配，我们之间没有话说。我们不能坑人家，人家是个孤儿，你们就把他看作你们亲儿子吧。见此，我不由泪如泉涌，一下子冲进门去，紧紧抱住她，一同跪在她父母面前，哭着说，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生生死死就在这里，和你们一家在一起，你们是世上最好的人。
但一切都是枉然，我从她身上读懂了什么是烈性女子，什么叫纯洁高尚的灵魂。随着我父母问题的平反，她硬是逼着她父亲解决了我和妹妹回上海一事。她安慰我说，先回上海找到工作，把房子要回来，我们就结婚。我从她闪烁不定的目光中，感到隐藏着什么，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在我回上海半年多时间里，正忙于和父母单位要房子、联系工作时，老队长风风火火赶到上海，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结婚了，是她小学同学，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老队长又讲出了令我悔痛万分的事，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已打掉了。我发疯似的一路上哭着回到安徽的。她对我已是寡言少语，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两句话，在上海好好写书，做个作家，找个有文化的城里姑娘成家，我以后到上海好有个地方落脚……一定要把妹妹照顾好……长兄为父啊。我欲哭无泪，转身看到她的父母明显地苍老了，对我也是少语寡言，重复嗫嚅道，这孩子心肠太好，这孩子心肠太好……
为此，我大病了一场，差一点见了阎王。打那后，不管我每年多忙，必回安徽一次。可她，无论我邀请多少次，从未来过上海。
至此，老总他已泣不成声。
后来呢，我问道。沉默，死一样沉默。十年后，她远去了，肝癌。我清楚，她父母清楚，她自己最清楚，那是心病所致啊。
在返回途中，当广播里又报出那个小站时，我打开车窗，把手中的一束鲜花抛向窗外的田野，来祭奠那个崇高美丽的灵魂。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
我们为什么道歉
作者：刘洪波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但中国的现实是；几乎很少有人把道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也几乎不会有人因为良心的声音而站出来承担责任。
道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没有人这样说过。当你做下一件不利于他人的事情时，你应当对受到影响的人说声“对不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受过的教育。只是，社会有时具有一种抹消教育成果的效应，当一个人渐渐不再年少，“对不起”会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
人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道歉的频率逐渐降低来量度。总体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道歉”是一种与“主见”和“行为能力”相排斥的东西，人的“主见”越大，“行为能力”越强，就越是拥有不道歉的本领，都具有降低“道歉”水平的效用。当一个人完全不脸红、完全不向人道歉的时候，恭喜，你有福了，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大人”，而上升为别人眼中的“大人物”，犯下一个错，不仅不必道歉，而且还要听到掌声和颂歌。
上面这段话，表明从道歉走到不道歉有两条道。一条道，是个人性的，几乎每一个体从少年达到成年，都伴生着道歉能力的减弱，小孩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