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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佳会说话了，姥姥教她念唐诗。佳佳用四川口音，嫩声嫩气地朗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十分令人喜爱。叔叔阿姨都夸赞。姥姥还在家里洋灰地上用粉笔教佳佳识字。有一次，当老嘎和我看到佳佳写的“小”字，弯钩是朝向右面时不禁笑起来，原来祖孙俩面对面蹲着，佳佳眼睛里看到的“小”字弯钩恰好是反方向的。
佳佳在幼儿园特别受宠，表演节目都少不了她。老师教孩子们背“老三篇”，佳佳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学得特别用心。别的孩子不爱学，以后老师好像就对着佳佳一个人讲。有一次在西安食堂吃泡馍，佳佳背起老三篇，把邻座的客人都震了，夸我这孩子真了不起。
由于从小养成了学习的兴趣，佳佳学习一直很自觉，不用我们督促，不用我们操心。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两年又到德国留学。一年过语言关后，我建议她改学理工类，她不听，非得学德国文学。我们告诉她学文科在国外找工作很难，可她坚持她的兴趣和爱好。
小时候，佳佳比她哥哥聪明伶俐，学习又好，我们就有些偏爱。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最小的，又是女孩，自然更是受宠。特别是上中学以后，佳佳脾气见长。她一生气，就说：“我不吃饭了！”我说：“你不吃就不吃。”老嘎就连忙去哄，一定要把女儿哄到饭桌上来。她哥哥就说：“你们惯吧！你们惯吧！”他兄妹俩倒没有什么大矛盾，相差好几岁，哥哥总得让着点。不过，有时背着我们也得吓唬妹妹，拿出点哥哥的权威。小嘎举着拳头对佳佳说：“你看，这是什么！”当然，举着很少打下去。这都是邻居告诉我们的。
佳佳出国以后，锻炼得可能干啦！拳打脚踢，要带孩子，要做家务，还要读学位，做起事来那个麻利劲可比在家强多了。其实在家她也会做饭。我早说过我这懒妈妈培养出勤快儿女。有一次我出去买带鱼，买回来觉得累了，不想做了，扔在那儿说，晚饭再吃吧。佳佳想吃，她说，我来做吧。她连收拾带做，午饭就吃上了。
兄妹间的感情很好。哥嫂结婚时，佳佳花了五十几元钱买了一套景德镇青花瓷餐具作为礼物。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几元。哥哥说：“够铁的啊！”佳佳去德国留学，哥哥送她一个大行李箱。佳佳每次回来探亲，接送都是哥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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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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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工作出差，有一次在陕西咸阳呆了几个月。回家来佳佳不认识我了。老嘎让她叫我，她不像哥哥怯生，立即叫我“阿姨”。老嘎说：“要叫妈妈。”她仍然叫我“阿姨”。老嘎再次告诉她：“不对，这是你妈妈。叫妈妈。”她笑眯眯地叫我“妈妈阿姨”。我们都笑了。老嘎又纠正她：“不是阿姨，是妈妈。”这事一直成为我们家的笑谈。那天，她站在她的小床上，也不过两岁光景。她大概以为女人都是阿姨，白阿姨，李阿姨，既然是妈妈，那自然就是妈妈阿姨。多么聪明的小丫头。此情此景，永远不会忘怀。
佳佳性格开朗活泼。两三岁时，她跟着姥姥到摄制组去做群众演员，一点不发怵。她爸爸可以支使她到小卖部去买纸烟。给她一张纸条，写上香烟一盒，给她几角钱，她抢着出去，一会儿就手里举着香烟“咚咚咚”跑回来了。她哥哥小时候可没这能耐。
我常常给佳佳缝制衣服，用我的旧衣服改。有时也买新布做，借别人家女孩的衣服样子，或者自己设计。穿上以后，有个性，不一般，特别惹人喜欢。她那大方神气的模样，得到朋友们喜爱。有的朋友专门到我们家来看佳佳，说她是我们家的小公主。有一次，附近化工学院的两个女大学生追着佳佳看，一直追到我们家楼门口。说：“这小女孩真好看！”跟在佳佳身后的姥姥感到特自豪。
可是佳佳小时爱生病。可能困难时期怀孕，母女俩都营养不良，使得孩子免疫力低下吧。有一次她生病发高烧，住在阜外儿童医院。我日夜坐在床前陪护她，用冰袋放在她脑门上。我的腿都坐肿了，一按一个坑儿。我这才懂得，人如果长期不睡，腿是会肿的。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在地下室租了一个床位。一间很大的房间有几十张简易床，专门为病儿家属租住的。可是我刚躺下一会儿，楼上就来电话说女儿找我，只得又起来，可怜她才三岁啊！终于有一天，佳佳退烧了。我把脑袋枕在手臂上趴在她床边休息。突然抬头，发现老嘎站在床头前的玻璃窗外，正在注视着我们。原来他刚从摄制组回到北京来。我好像发现了大救星，什么都顾不上说。只说：“快点，你在这儿守着，我去睡一会儿。”我奔到地下室的床上，刚躺下便睡着了。我觉得自己睡得好像一滩烂泥，不记得睡了几个小时才醒来。好像是从上午睡到黄昏，然后才起来。向老嘎诉了一堆苦。老嘎给女儿买了一个玩具，是一只背着书包的小鸭子，造型很艺术。可惜出院时忘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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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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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多月，是我们家团圆的幸福时光。小嘎跟着老嘎住，佳佳睡在我的宿舍。我们相距不远，在同一连队。天天时时都可以见面。等到暑假结束，孩子们该回去上学的时候，都恋恋不舍。佳佳是哭着抹着眼泪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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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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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我们心目中的权威大树都被推毁了，思想的田园一片荒芜。我们这些在“文艺黑线”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普通文艺工作人员茫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许多电影明星被揪斗了。他们被罚跪，示众挨打，受尽侮辱。老嘎虽然也演了不少角色，但是反派配角，不为人注意，幸免于难。每天他从剧团下班回来总要带给我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我们悄悄议论，心情沉重。
组织瘫痪了。造反派起来了。我们也慢慢从惊恐中觉醒。于是也参加群众组织，学着造反，写大字报，印刷材料，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毛主席语录一公布，便随着广播喇叭去集合，敲锣打鼓，从小关一直游行到北海公园。
不久，为我们操劳抚养大两个孩子的母亲被遣返老家。老嘎和我带着两个孩子送到火车站。车站闹哄哄，不少被遣返的老人，有的剃着阴阳头，有的哭哭啼啼。我母亲本享有公民权，但那时怎容说理。母亲深明大义，没有流一滴眼泪，坐在车窗前还在对我们挥手微笑。前途如何，不得而知，也无法妥当安排。我觉得好像把她不负责任地弃之荒野；然而，我无法保护已经花甲之年的老母，也只能硬着心肠这样做了。回到家中，我努力克制内心的伤痛和忧虑，以“大义灭亲”四个字来勉励自己。晚上，两个孩子，一个默默地坐着，一个用手臂枕着头趴在床边嘤嘤地哭。两个孩子都是这样，从不大声哭闹。我忙自责地安排他们睡下。我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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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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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越来越深入，揪“走资派”，揪牛鬼蛇神已经过时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越打越激烈，互相揪暗藏的反革命。
忽然风闻对立面要揪斗我，说我是托派分子。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行者陈独秀先生曾在四川江津县我伯父施民瞻（曾长期任教于江津县立中学）家中借住。另一位早期共产党人何之瑜先生曾经在我就读的国立九中任历史老师。我被牵连上了，心里很沉重。知识分子最受不了的是人格侮辱。我自忖一生清清白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任何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也没有做过伤害共产党的事情。在旧中国我的大学时代，我是进步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曾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参加过抗议美军“沈崇事件”暴行的活动，参加过声援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的罢课活动；参加反美抗日运动，并且参加了地下党外团组织，解放后又再三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年青时根本不明白托派是怎么回事。如果也要被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斗争，我真受不了。我不能容忍被诬蔑，那段时间我看到的天是昏暗的，看不见阳光，看不见鲜花，生活已不再美丽……我真正体会到那些被迫含冤自尽的人们的心情。但我没有对老嘎说什么。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年代，夫妻反目成仇，父子互相揭发。老嘎是共产党员，他会怎么想，如果他和我划清界线，怎么办？老嘎看出了我的低沉，压抑。他问我：“你有什么问题？”不等我说，他就接着说：“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重于千钧，使我感到像一条迷航的小舟望见了灯塔，靠上了岸。我的心不再飘浮无着，我有了迎战的思想准备。很多年后，我问老嘎：“你了解我的过去吗？你这么说，万一我真的有问题，你不怕受株连？”他“嘿嘿”一笑说：“其实我也不了解，株连就株连呗。”这就是我这“缺少政治”的丈夫。他不会献殷勤，不会甜言蜜语，但大风大浪袭来时他是我坚定可靠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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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的合照都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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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老嘎提醒我：“你那柜顶上放着的日记本和信件还不赶快处理？”
其实我早就忧心忡忡地想着我那些记载了二十多年生活的宝贝。试想旧社会的日记，随便抓一条就能上纲上线打成反革命。在那恐怖的日子里，好好的一个人几分钟就会变成反革命，令人胆战心惊。
老嘎搭着凳子从柜顶上拽下我那只积满灰尘的麻袋，那里面有我的日记本和朋友来往的信件。
我从上初中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积累了厚厚的十几本。有的本子装订很简陋，还是抗战期间的黄色的竹纸。有的很精致，还烫着金边。那里面记录了我金色的童年和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我喜欢保存朋友的信件。我是独生女，没有亲兄弟姐妹，所以格外珍惜友谊。那些信件也是成扎地捆着的。
老嘎帮我一同烧日记和信件，烧成灰以后再倒进抽水马桶冲下去。越是精致的日记本越难办，都是硬纸壳的封面，全靠老嘎用力掰扯才好烧。
那时的纪律，谁也不许在家烧毁东西，怕你销毁反革命证据。谁家的烟囱冒烟，就会有人来查问。老嘎就不时下楼到外面去散步，看看有没有露出痕迹，然后再回来帮我烧。
烧完了日记，再检查照片。凡是怕沾染上问题的照片都烧，包括我和父亲的合照。因为我父亲那时已被错划成右派。
幸亏我的丈夫不是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否则真不知道这段日子，我将怎么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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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对象聊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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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军宣队突然宣布北影厂全体职工，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要下到五七学校去。
五七学校的生活，和其他的五七干校大体差不多。白天劳动，插秧，种稻。晚饭后开斗争会，斗争历史反革命分子，抓“五？一六”分子。
军宣队揪出来一批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使全厂震惊的是录音车间的中共地下党员、录音师陈燕嬉同志。她被作为一枚炸弹在大会上爆炸，说她有严重问题（被指控为国民党暗藏潜伏的特务分子），由革命群众看管隔离审查。陈燕嬉平时口碑很好，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尽职尽责，很受同志们敬重。忽然说她是反革命，令人不敢相信。
军宣队成立了材料组，专门整理核实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老嘎被指定为材料组组长，主要分管历史反革命部分。
搞材料就要去外调。出去时，总有一位军宣队的年轻战士同去。有一次老嘎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外调，调查对象是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辛实。张曾经是老嘎的领导。张辛实见到老嘎不由得说了一声：“咦！葛存壮！”言外之意是：“你怎么没有被揪出来！”是啊！所有出名的演员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老嘎应该说还擦了一点边，在人们心目中好像是一条漏网之鱼。
一般情况，外调的对象多半是被揪出来的“黑帮”。所以总要先被训斥，弯腰，低头，撅着。老嘎恰恰相反，和颜悦色。提问，谈话，像聊家常似的。有一次他到上海去找上影演员李纬调查情况。见面后，他说：“你看来身体不错啊！”李纬回答：“是啊！年轻时喜好运动。”还有一次，老嘎对调查对象说：“你也是受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了解党的政策。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那人很感动，说：“我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到底是从北京来的……”但是，同去的军宣队战士都很看不顺眼。老嘎心里明白，但仍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