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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存在于自由的朋友和其他人之间。从原则上讲，分歧是长久的、基本的、决定性的。
如何辨别辉格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前者是实践的、渐进的、准备妥协的；后者是从哲学上弄出一条原则来。前者是一种旨在形成哲学的策略；后者是一种旨在寻求策略的哲学。
从本质上讲，辉格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承担各种责任，尊重习俗和传统。但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讲是反对政府的，为了自由，他们宁愿不担任公职。
辉格党人受妥协统治——而自由主义者则开始于理念的统治。
自由主义的构成要素：绝对正确的良知理念；个人优于大众的至高无上性；属于个人的永恒利益要优于属于国家的暂时利益；合法的权威来源于形成这种权威的舆论；其行为不正义的政府注定要被摧毁；革命是合法性的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1707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首次使用这个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能分辨出自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为自己或他人做某些事情时，其他事情就不能做。绝不能拿自由去与任何数量的、无论是多么大的国家的伟大和光荣、繁荣和财富、启迪和道德等东西相交换。
自由主义者承认别人有信仰的自由。现在很多人都是不信仰宗教的人。自由主义者拒绝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接受客观现实。他能管理好一个由部分信教和部分不信教的人组成的社区。他会为双方寻找一部共同的法律，双方共同受该法律的约束，共同承认该法律。他会把自己吸引力的重心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宗教领域转移到一个没有宗教影响力的领域。这就是说，他运用的是受到不信教者也承认的动机，因此，无信仰者也就多了起来。于是宗教不得不去非宗教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最终，宗教还是遭到废黜，它的地盘也被它的敌人所剥夺。从这种程度上讲，宽容打破了平衡，使敌人不只受到宽容而且变得至高无上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首要品质就是凡事要一视同仁，不能有例外和特权，要考虑到所有的人们和所有的国家，承认那源于自然和宇宙的个人权利要优先于那通过武力或不是来自上天的方式获得的国家或集团的原始权利。
公共利益如果以牺牲个人的代价去换取，那么，这样的公共利益不值得考虑。
自由主义者把所有权威都置于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据以作出判断的标准是那些在几个世纪的进程里都变化很少的原则，也就是说，是根据犯罪的行为而不是根据犯罪的动机进行裁决。
自由主义不但是一种政治原理，而且也是一种历史和进步的哲学。
自由主义认为你必须让上帝发挥作用——而不是用固定的障碍去审查上帝的行为，这是他们要求的天意自由。上帝对人产生影响的行为方式就是让人具备辨别善恶美丑羞耻的体面感。体面感是一种个人感受。应该把个人单独置于体面感的氛围里。不要把良知埋葬在破碎时代的废墟下面。
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建立于良知的理念之上。一个人不仅靠外在的物质手段生存，而且还必须依赖心灵的光辉去生活——听从上帝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
这就自由的原理：心灵是目的，其他所有一切都是手段。
忠诚、权威、传统、习俗、舆论在自由主义的观点里都不起决定性作用，还有超越于这些事物之上的东西。
深思熟虑地下决心毁掉自己过去几个世纪的工作成果——毁掉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所建立起来的东西：这是自由主义策略的胜利，是人类使自己遵从自由的逻辑的胜利。
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反对自由主义者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所延续的东西是暴力而不是自由，法律的重心也不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
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同一年发表问世，二者都是自由的理论。阻碍需要时间才能克服，微妙的平衡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自由的养成也是如此。只有专制主义不需要时间，它可以马上建成。这是自由主义的天然要求。
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理解和实践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以前，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而已。
保守主义的原则是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宽宏大量。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是宽宏大量的，它只为本阶级着想。因此，自由主义不是由一个阶级决定的，它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保守主义——狭隘的范围，它局限于国家意图，局限于基督教的影响范围，局限于地域性、暂时性。因此，保守主义更多地倾向于促进利益——优势——并拒绝原则、普遍的理念和良知。自由主义的观念源于世界普遍的历史，源于国家、教会、哲学家们等的继承性。他从根据普遍实践所归纳出来的普遍规则出发——这是一种更为宽泛的归纳——从而更加广泛地把握了原则。把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同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和专制主义者、同17世纪的保皇党人和16世纪的宗教迫害者们紧密贯穿起来的是一连串的偏见和错误。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时间、空间和策略问题。自由主义承认人类并非总是能熟练地运用自由；保守主义则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于让自由成为祸害。
保守主义者说：自由主义对人持信任态度，否认人的原罪，相信良知的功效。保守主义相信人是污秽的，如果让他无拘无束，他就会犯错误。他需要帮助，需要约束，需要所有来自别人对他的提醒。善与恶是一个长期的文明发展的结果。
托利党保守主义表现为否定自由，拥护暴力、宗教、习俗、财产和权威。
法律的连续性是保守主义的基础，这是它与专制主义不同之处。专制主义不存在法律的连续性，它是死人的统治。
保守主义主张保护宗教、道德、财产、公正，不让这些东西受到任何威胁。保皇党人、资本主义者、牧师、贵族政治论者等，这些人的保守主义观点丝毫没有科学的品味，缺乏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样，就有了穷人、不可知论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慷慨大方。那么，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呢？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汉密尔顿、韦伯斯特、卡尔霍恩这些人比欧洲的保守主义者对我们更有价值。欧洲的保守主义根源于一种历史的、宗教的、习俗的基础，它依赖于上帝统治世界这么一种理论。他不是在激发事物，而是在压制事物。
民主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哪里不存在强有力的民主制度，哪里就不存在强有力的自由。
谈到民主，我想下述情形是正确的：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极容易被偏见和狂热的煽动所欺骗，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点常常不稳定，以致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经济问题很困难，向他们解释应如何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也很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不对个人财产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也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一个民主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永远在自己心目中牢记这些危险。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在于：你不可能不打碎一个鸡蛋就能制做一个煎蛋饼——有失才有得，政治生活不只是由阴谋诡计所构成，也由真理，由那些早已广为人知的真理所构成。
政治经济学的觉醒把这么一种体恤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出于这种体恤，我们被迫平等地与工人阶级分享政府的权力。亚当·斯密建立了两个这样的命题——即劳资间签订的契约必须是自由的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有时他又说是唯一的源泉。如果说后一句话从最广泛的意义讲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拒绝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繁荣所依赖的那个阶级应当是统治阶级，而不是毫无作用的非生产性阶级，而且赢得财富增长的阶级也应该享受这些财富。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国外引发的效果——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拒绝亚当·斯密这一极端主题的我们，却无法抗拒亚当·斯密关于劳资间契约自由的主题所产生的逻辑压力。如果在公开的市场上，劳资之间存在契约自由，那么，下述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签订契约的双方中的一方有权制定法律、位居管理者的地位、控制着是否与对方和解的权力、管理着司法、分配着税收、控制着开支以及在其权力所及的无所不包的事项。如果上述所有这些保障和优势全被一方所占据，那么这是不公正的。如果认为只有把上述优越权利置于最不需要它们的一方，这样才会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那么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在这种观点之前，那种认为权力应完全归属于财富的古代信条早已破产。正义要求财富不是放弃它的政治权力，只应当分享它自己的份内权力，而不是独占整个政治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分享，那么，自由契约就像由一方来发号施令并由他来提供武器弹药的所谓公平决斗一样充满欺骗性。
他们将会认可我的理论中的许多观点，但他们将又会说，像实践中的人们一样，无知的阶级无法理解国家事务并且他们必定要犯错误。然而，奇怪的事情是世界最繁荣的国家都是由各阶级组成的大众所统治——法国和美国。因此，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肯定存在着缺陷。事实是受过教育，有知识和财富，是防止行为错误的保障，而不是防止政策错误的保障……危险不在于哪一个特殊的阶级不适于垄断统治。每一个阶级都不适合垄断统治。自由的规律倾向于取消种族对种族的统治。这种情形并不是一种政治理想的实现：它是一种道德义务的免除。
我也不承认其他关于我在唤起阶级仇恨的指责。上层阶级习惯于通过自私而常常是非人道的法律，来享受不受分割的统治权，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优势，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那些低于他们的阶级的利益。几乎所有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做的事情都是在富人失去了对权力的垄断以后才完成的；都是在发现财产权并非是绝对不受限制以后才完成的。只要我们不仅只考虑为保护富人而制定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而且也考虑就在50年前国家还对初等教育袖手旁观这一事实，就会觉得上述说法是有道理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有利于中下阶层的立法都是在选举权不断扩大以后完成的。这一切成功都是依靠防止上层阶级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而取得的，要成功地做到这点，就必须保持大众活生生的责任感、危机感，保持他们得以获救的条件，时刻记住摆在他们前面的目标和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古代的敌人。自由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一种旨在促进自力更生和自我帮助的感觉之中：即政治对抗不应该堕落成社会嫉妒，统治社会的力量必须与统治国家的力量分离开来。无疑，在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相接近的地方和激进主义与宪章规约相接近的地方，上述界限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划分。
正是有关政党政治法律的出台，我们才能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不敢要求任何特权。无论我们是主观上设想还是事实上了解，我们都假定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诚实的……我们不搞匿名信、不打小报告、不在报刊上传播流言蜚语或用法庭审判过程中揭露出的丑闻去中伤受到困扰的政客们。我们只关注有关公共行为的责任。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是自由地对待。我们必须保持民族良知的率直和正确，假如我们从这种做法上退缩，那也是因为我们不敢给某个阶级、政党或制度强加坏名声，否则，我们也就成了干坏事甚至很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同谋犯。但是，我对你所听到的抱怨并不感到奇怪。在政治学的根基上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这种观念对许多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人们常常认为只有花费巨大的功夫和各种资源才能维护财产和宗教的安全。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些有形的维护安全的方法外，某些道德规则和顾忌在政治生活中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上述作用。
对资方的损害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给资本家带来的损失。因此，工人阶级比资本家更加关注社会安定。因为社会性动乱给资本家造成的威胁只是失去奢侈和浮华，而给工人阶级造成的威胁是失去生活的必需品。
贫困与财富一样拥有它自己的权利。
整个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