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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秘书，教皇最引人注目的神学顾问还有一个德国人。帕萨利亚的声誉在罗马如日中天之时，他的同工克雷芒·施拉德分享着他博学严谨的名声。帕萨利亚的名誉扫地之时，他的这位教友则做出指责、打击之事，认为他将会步路德后尘，给天主教脸上抹灰。施拉德是教皇主张之最率直最一贯的辩护士。他不讳言惩罚理论的后果，他为《邪说汇编》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坦率的阐述。在这方面，他是把其他人千方百计加以折衷或隐瞒的事情公开说出来的第一人。巴黎的耶稣会修士曾因为掩饰罗马理论的错误而陷入困窘，只好附合一名法国传教士的说辞，他提醒他们，教皇作为一名凡人也是永无谬误的，这不需要主教大会的合作。而施拉德则宣称，教皇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它与主教们共同或个别的意见相反。
教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教皇的行为，法国和奥地利主教以及为罗马的利益效力的媒体言论，都在声明公布永无谬误说已不再只是一个派别的愿望，而是准备和安排大会事项的那些人精心筹划的一个目标。此时人们意识到，一场不同寻常的危机即将来临，他们需要对一个不测的问题有所了解。对问题严重性的感觉缓慢增长。某些神学家坚信，主教们不会屈服于令他们很多人生厌的一个宗派；政治家们不愿相信，各种方案就像费施勒所说的那样正在趋于成熟，这些方案是要改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当整个计划于1869年3月被《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披露时，许多人不愿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碰巧，一位执政的政治家有机会得知该消息是确实的。巴伐利亚首相霍恩洛厄亲王，是一位枢机主教的兄弟；一位著名学者代表慕尼黑大学进入罗马的委员会；因此，有关正在筹划的事情的消息通过可靠的渠道传递出来。4月9日，霍恩洛厄就此事向大会发去一份外交函件。他指出，发函原因并非纯是为了解决紧迫的神学问题，因为此前提出的那条教义包含着所有将会导致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权利要求，而且威胁着自由和政府的安全。5个罗马委员会中即有一个被明确指定处理关涉宗教和政治的共同问题。除了永无谬误说和政治有关之外，大会将要考虑的《邪说汇编》，部分地违反了国家的信念。由于大会公开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可能坐视不问。最好是立即通过友好的方式寻求谅解，并且保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争端的打算，保证在处理所有关涉国家的事务时必须有其代表在场，以免政府后来被迫采取敌对措施。他提议，各国政府应当召开一个会议来制定一项保护它们共同利益的计划。
小国提出的重要建议往往被怀疑受着某个大国的指使。有人推测，霍恩洛厄亲王作为普鲁士联邦的朋友，是在与柏林共谋此事。这种善意的理解受到了维也纳的怀疑，因为奥地利首相作为普鲁士的敌人，与霍恩洛厄作为它的朋友相比，更加引入注目。博伊斯特伯爵竭力想从巴伐利亚的函件中嗅出俾斯麦伯爵的气息。他代表奥地利天主教帝国答复道，没有根据认为大会具有政治目的，抑制而非阻止是惟一与自由制度相容的政策。继奥地利之后，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也被其他大国拒绝了，聚集在永无谬误问题上乌云悄悄散去，第一场暴风雨没有发生。
尽管联合行动被放弃，向大会派遣使节的主意仍为防止将来冲突之危险提供了的最妥善和友好的方法。这种做法是明智还是失策，是法国要考虑的问题。一些主教以及博纳绍斯枢机主教催促法国政府继承古代特权，派遣一名代表。但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统一的两大派，却一致要求绝对中立。民主派希望，不应给有望切断政教联系的一项事业制造障碍。M．奥利弗在1868年的一次竞选讲演中提出了民主派的这一主张。1869年秋天，他不久便会上台执政已成定局。大臣们如果不在一个他们知道不会得到服从的方向上做出强硬的表示，不可能坚持要求批准他们参加他们并没有受到邀请的大会。教皇至上论者甚至比他们的敌人更急于排除可能给其策略带来不利的某种影响。巴黎大主教以同样的建议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许寄希望于自己在法国与罗马之间的斡旋能力。法国宫廷一直认为那一教义将会被搁置，以为大部分法国主教会反对它。最后它感到自己错了，皇帝对枢机主教博纳绍斯说：“看来你是要去签署那些已经拟好的教令了。”他确知哪些主教会持反对意见，很显然，他是渴望他们成功的。但是他断定，这成功应当由他们自己来获得，而不是靠他的以得罪教皇为代价的外交压力。外交事务大臣及其主管秘书被罗马教廷视作朋友；这位普通外交官被派去执行任务，对他的指示是只能调和，不可引起争执。他到达罗马，确信在罗马的极端主张和德国神学之间将有一场理论冲突，这将使法国主教们更妥善更冷静的智慧在一个公正大使的支持下发挥调解的作用。他的轻率判断妨碍了他应当而且希望担负的使命。
在德国，让世俗势力介入大会的计划采取了奇特的形式。有人提议，应当让萨克森的约翰国王担任德国天主教的代表。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兼学者，他论述但丁的著作表明他阅读过圣托马斯的著作，而作为一个君主，他又受到教皇个人的尊重。因此有人设想他的出席将是一个有益的制约。这是个不切实际的主意，但是那年冬天发给罗马的信函，却给人产生这种印象：国王为不能与会而感到抱歉。如果包括一千三百多万天主教徒的德国南北两部分共同行动的话，德国的意见仍将是有一定份量的。霍恩洛厄的政策就是利用这股联合力量，教皇至上论者也早就知道，要把他视为一个极难对付的敌手。当他们在教理委员会（the mision on Doctrine）的选举中获得他们的第一场胜利时，一位罗马高级教土评论道：“Che colpo per il Principe Hohenlohe！（多么有力地打击了霍恩洛厄亲王！）”巴伐利亚在罗马的特使并不赞同其主子的观点，于11月被召回。后继者有能力执行亲王的人所众知的政策。但是初冬时节教皇至上论者把霍恩洛厄赶下台了。尽管教皇至上论者在台上执行一种中庸路线，没有完全改变原有的政策，但是他们的胜利却使得巴伐利亚在大会上的势力采取了中立恣态。
霍恩洛厄的下台和法国的超然态度影响着北德联邦政府的行动。为了它的天主教臣民，最终为了与法国的对抗，维持与教皇的友谊是柏林坚定的信念。俾斯麦伯爵确立一项政策，即普鲁士在与它无关的事项上不应表明态度，但务必要与北德主教保持一致。那些主教既不祈求，也不以其行为邀请国家的合作。因此，如果没有一名大臣在罗马作为国家的代表，国家的影响将从大会中消失。大会变化无常的进程远远脱离了政治家正常的经验范围，他们不可能从远处对其进行很好的研究或采取行动。一个严格控制和命令使节行动的政府必然犯下错误，必然用理论阻挠行动。而一个信任在场大臣的建议的政府则会得到很大的好处。阿尼姆男爵具备有利的条件。一个不属于教皇至上论者的天主教徒，在罗马并不比一个新教徒更有听众，如果后者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他对宗教利益的思虑没有受到宗派劣迹的玷污，人们认为他真诚地希望天主教徒有理由欢呼天主教会繁荣昌盛。奥地利的反对和法国的犹豫增加了他的影响，因为他享有两国主教们的信任，他有能力引导自己的政府朝大会的方向迈进。
和其他大国相比，英国政府对于罗马满足于多了解少说话。此时，罗马教廷对英国自由派内阁一贯的不信任，因为天主教徒所希望并得到了欢呼通过的教令而有所增长。对于更关心既得权利而非一般政治原则的新教政治家来说，废除了自身教会的他们似乎不可能对另一个教会的前途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大臣们如果不切实际地抛弃现实的好处去寻求幻想中的正义，就像现实的建议者所指出的那样，也许会受到严重的怀疑。人们对格莱斯通表示担心，惟恐他相信那些给罗马造成很多损失的学说。英国的公众舆论并不打算把教皇永无谬误说视作值得国家关注的问题，更不用说其他会得罪天主教的教义了。即使政府采取普鲁士那种与主教保持一致的方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英国的主教处在分裂状态；但是爱尔兰主教由于是芬尼亚阴谋（the Fenian plot）的必然敌人，所以绝大多数站在教皇至上论者一边。英国政府几乎是在渲染它的避免影响主教或罗马教廷的谨慎。当最后英国公开赞同法国的抗议时，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大会正在既威胁天主教又威胁自由主义的利益。这是一个容易预见的结果：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表明，三缄其口并非漠不关心。
那些次要的天主教国家在罗马几乎没有发言权，西班牙摄政政府对于女王任命的主教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权威。革命已经证明对教士持敌意态度，所以他们被迫依靠教皇。外交关系已经中断，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以俯首听命来求得罗马的庇护了。
葡萄牙任命德·拉夫拉迪奥伯爵作为会议大使；但是当他发现自己是惟一的大使时，只保留了驻罗马特使的头衔。他对于一小部分本国主教具有影响力，然而未及发挥影响就去世了。主教们很快倒向了教皇。
比利时处在奥尔班的统治之下，他是教会组织最忧惧和最难对付的敌人之一。他不想去干涉罗马的行动，因为它可证明他对罗马的憎恨是有道理的，而且他受到比利时主教的一致支持。当新教和天主教大国一致劝告罗马保持中庸之道，比利时被忽略了。俄国是惟一是在会议期间真正敌视罗马教会并且盘算着可从那些加剧宗教分裂的教令中谋利的大国。
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罗马。教士们对王国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表示严重的不满；确认罗马主张的教令和国家令人反感的干涉，都同样影响着和解的前景。公共舆论以轻浮的蔑视态度注视着大会的准备活动，但是采取何种方针却是梅纳布雷亚内阁所要考虑的问题。国家可以干预宗教事务的法律依然存在，政府拥有禁止主教与会或召回他们的法律权力。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仍在国家手中，主教们的要求依然没有结果。罗马所指望的一百多张选票属于意大利臣民。因此，尽管外交行动已不可能，运用政府压力仍会有很大作用。皮埃蒙特人希望适用有关教会的法律。但是刚刚加入内阁的明盖蒂热烈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在一个坚持自由的国家里，宗教自由的最高原则应当超越那些陈旧的法律；由于意大利人习惯于将天主教与教会视为一体，不干涉的政策就成为自由派的胜利成果。霍恩洛厄亲王的思想——不仅应当维护宗教的独立，而且应当维护它的完整；保护教会，即使它反对社会，对社会也是有利的；社会自由的敌人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宗教上的——在意大利不可能找到知音。1869年会议期间，梅纳布雷亚未就公会议问题向议会作出任何许诺。询问能否与会的主教一直到10月份才得到答复。然后，梅纳布雷亚在一份公告中解释说，主教们参加会议的权利源于良知自由，它在王室的旧特权之下并未得到认可，或是把它作为一项意味着能够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恩惠。如果教会的自由受到干涉，抵制与罗马的合作就有了借口。如果大会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决定，这将被归因于法国占领所造成的非正常状况，可留待天主教徒做出的明智评断。
有人提议，出售宗教社团不动产所得的基金，应由代表天主教徒的当地受托人委员会为宗教的目的进行管理，国家应当为了信徒们的利益废除圣职授予权，并着手处理教士们悬而未决的权利要求。塞拉和拉塔齐在1866和1867年所实行的剥夺教会财产的计划有了巨大的变动，倘若真正落实这些变动的话，可以在意大利主教中培养一种独立精神。高级官员们的报告反映了赞同和解的大约三十位主教的意见。但是内阁于11月垮台，被兰扎和塞拉所领导的政府取代，他们是宗教的敌人。罗马教廷渡过了一次严重的危险。
惟一影响了主教们态度的欧洲国家是其政府没有派遣外交使节的一个国家。当奥地利首相以亵渎和傲慢的目光注视着大会时，当维也纳弥漫着漠不关心的浓厚空气，以至于据说驻罗马的使节不读教令，博伊斯特伯爵不看公函的时候，匈牙利的天主教政治家们正渴望实现一场教会革命。就要在永无谬误说的宣布中登峰造极、倾向于把所有的权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