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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俟观点发生变化，罗马也会对变化表示赞同。教会体制是建立在教会的共同观点上，并通过它而运作。它不能脱离广大信众，只与高明的少数步调一致。它缓慢、谨慎地追随着广大信徒的观点，有时是以拒绝和驳斥开始，而以完全采纳告终。因此，与罗马的直接抗争会造成恶劣的前景，或至多不过是一场毫无结果、无利可图的胜利。硕果累累的胜利来自于天主教徒群体在知识、观念和信念上的逐渐演变，这种变化到了一定时候将克服抛弃成规的优柔寡断，同时以不为人察觉的步调迫使传统的代言人与它置身其中的新环境相适应。公共意见缓慢、平静和间接的行为推动了罗马教廷的改革，这一切既不会产生任何破坏道德的冲突，也不会导致丧失体面的屈服。这种行为基本上是在较为严肃的科学著作推动下进行的。科学著作所接受的审查并不涉及实质性问题，虽然它可能常常涉及足以决定一个特定事例之道德正当性的问题。
绝对不能夸口说，《评论》代表了大多数天主教徒的观点。罗马教廷在天主教著作的义务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观点与《评论》历来坚持的观点是非常不同的；它在教会中如果不采取一种新的立场，也不可能放弃那种观点。对于另一方来说，只能企盼它保持缄默和忍耐，而且它也一度同意这样做。但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如今，宽容被断然放弃，罗马学说的论敌受到挑战，被要求作出让步。
如果要求对其做出让步的观点是新提出来的，或者现在被挑明的反对派是历来就受到怀疑的反对派，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良知问题上要对罗马教廷的权威进行限制，以及接受它所鼓吹的观点的必要性或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未提出这些问题供人们考虑。人们一直承认存在着现在所宣称的分歧，而这份《评论》的领导者也不能作出让步以同意通谕中提出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针不可能被采纳。摒弃那些经过充分讨论并得到真诚坚持的原则是错误的，而恶语攻击与它们对立的权威也是错误的。并没有因为两者的对立，这些原则便失去了正确性，权威也失去其合法性。不对这个教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就让理智和良心作出让步，或因为权威被滥用便抛弃权威，这两种做法同样都是罪过。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将维护宗教真理的全部责任抛给教会戒律的执行者，并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脱，干脆叛教也不能让良心释然。因为教会既不是个独裁机构，其教徒没有权力表达他们的信念，也没有实施合法控制的手段；也不是一个无政府组织，其司法与行政权力缺乏公民社会中的那种权威——那种即使在无法使人们相信其行为的正义性时也要求人们服从的权威。
一份天主教期刊不懈地努力挫败罗马教廷的公开意志，并不断挑战其权威，天主教徒想到这种做法将会引发的灾难，不感到惊恐是不可能的。这份《评论》的领导者拒绝承担这种立场所带来的责任。如果这种责任被接受了，《评论》也就不代表天主教的任何派别了。但是对它而言，这种代表性就如同它所宣扬的观点和它所掌握的笔杆子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只代表科学或只代表宗教的定期出版物并不少见。但《评论》的鲜明特点在于它企图表现两者的统一性。人们关注它的观点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它们本质上是天主教的观点，毫也不逊于它们在科学上的真实性，与权威的声音相比，它们更令人信服地反映着教会在知识问题上的真正精神。它的目标是阐明宗教和世俗知识的既定结论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关系，表现科学方法与教会运用的方法之间真正的和解及友善。教会的敌人拒绝承认那种和解和友善，而它的朋友还未学会如何理解。长久以来，它们为我们大多数主教所否认。如今它们为罗马教廷所拒绝，而这对于《评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不再支持它们，《评论》将失去其存在的全部根据。
因此，在通谕的告诫下，我不会招惹教会权威，以致使它更加明确地拒绝那些对确保它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来说十分必要的原则。我不想挑起一场冲突，那只会让世人相信，宗教与当今时代的进步中所有正确和真实的成份都不能和谐相处。但是我愿意为了捍卫《评论》的原则而牺牲它的存在，以便我能够把对合法宗教权威的服从与同样是出于良心对合理而必需的思想自由的维护结合起来。像眼下这个场合并没有让一位天主教徒的良知的感到困惑，因为他进行自我约束不去破坏教会和平的真正责任，恰恰在于不要宣称任何偏离或有违于自己信念的东西。如果这些责任并不是总能得到理解，至少《国内外评论》不会违背它们；它不尽完善地做了阐述的事业，利用一种既不会削弱权威的地位，也不会依靠因权威的认可求得影响的方式，在将来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对待。
假如在教会团体内外有这样一些人（我过去听说过，现在我则确信他们存在），他们从这份《评论》的存在中寻得了慰籍，带着充满希望的关切，注视着它顺利而短暂的旅程，确信它是一个标志，说明通过学习而在他们的头脑中积累起来、并由良心转换成不可侵犯的信念的知识，不仅得到天主教徒的宽容，而且可以被合理地当作他们教义的真正本质；他们愿意接受它的原则，作为解决他们在天主教教义中看到的难题的一条可能途径，甚至打算把《评论》的命运视为检验我们教会组织真正精神的试金石；或者他们认为，它的继续存在给了他们希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全体一致所造成的势不可挡的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保护知识和自由的增进以抵抗其敌对势力，也为他们自己提供某些庇护。因为它作为一种辅助力量的影响不管多么微弱，它都将因其立场而首当其冲地遭到打击，因此可以使其他人免受他们所担忧的审查。当他们不愿暴露他们自己的思想时，他们从它的自信中受到激励，从它的真诚中得到一种满足；或者，若它的中和精神没有满足他们的热情，他们也从它的身上发现了一种有益的限制。他们如果不是天主教徒，它则引导他们不那么苛刻地对待教会；如果是天主教徒，则它使他们对教会的忠贞更为坚定——对于所有这些人，我想说，它所赞成的原则不会随着它的停办而消亡，而是会找到它们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并在某个注定的时刻取得胜利。真理，在最终证明它本身是教会教义的合法产物之前，不得不在前进的道路上苦苦挣扎，摆脱敌对习惯和传统的层层围截，不仅要从公开的敌人那里，而且要从不足以保卫它们的友善教徒中，把它解救出来。从教会建立之初，这就是它的本性的一条法则。可以说，在每一项艰辛的事业中，先声夺人的总是那些对分歧没有影响的人，而真正的胜利者好比罗马军团的特里阿里人，总在后面耐心等待，毫不动摇，直至危机召唤他们前行。
这样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欧洲大陆的教士们为宗教学识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为如今那些遭到质疑的真理提供了证据，而一位天主教徒所写的每一本有关真正科学的著作都壮大了它们的力量。伟大作者的榜样比许多学术讨论使他们的事业变得更为强大。当分裂天主教徒的对立原则得到清晰的阐释后，理论的使命便告完成，《评论》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做完。剩下的事情是，已被理解的原则应转变为实践，应当从争论的场所转变为著述的道德法典。在那种情形下，它们的有效性将会得到承认，它们将不再是令人恐惶的对象。那些因为听到他们的方法陈旧徒劳无功而感到愤慨的人，经验将使他们认识到，另一派的工作对宗教所作的贡献，比他们自己企图完成的贡献更为重要，实践将赢得被理论所否认的同意，人们将学会在果实中品评胚芽未揭示给他们的价值。因而，对于那些对罗马教廷的声音表现出恶意的欣喜或不公正的沮丧的人们，我要为他们的思想指明天主教知识发展的前景，它已十分强大，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被消灭。倘若《国内外评论》的精神确实激励着那些与它志同道合的人，则它的消失既不会动摇他们的原则，也不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希望。它只是一个永不消灭的思想之局部的和暂时的体现，是一盏仍在平静的教会思想家心中驻留和燃烧的明灯所反射出的一缕微光。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Rambler，New Series，Ⅳ（January，1864），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Co。，1907），pp。461—91．
＇2＇ Lamennais，Correspondence，Nouvelle edittion（Pads：Didier）．
＇3＇ Ibid，April 12 and June 25，1830．
＇4＇ Ibid。，March 30，1831．
＇5＇ Ibid，May 8 and June 15，1829．
梵蒂冈公会议
＇1＇1864年秋，亦即《邪说汇编》问世不久前，庇护九世向世人表示欲召集一次大公会议的意图。这两项主要措施，意在恢复罗马教廷的宗教及世俗权力。召开大会的想法刚提出来时，并没有人表示赞同。法国主教持反对意见，他们有法国占领军的支持，说话便很有权威。后来，《邪说汇编》推动了教皇至上论观点的传播，局势发生了转变，他们便复活了他们曾经反对的这项计划。那些感到其势力因此变化而受到损害的人们也规劝自己赞同这项计划：他们认为罗马教廷要比它的一些党羽多一些审慎，主教大会要比教士与平信徒较少走极端。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主教会议将会抑制住无节制的狂热，这种狂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反对他们自身秩序的，而且它将会做出对天主教义的真正解释，以缓和从激烈的争吵和低劣辩护士的谬误中滋养出来的仇恨。他们接受了《邪说汇编》，但是期望认可他们对它的阐释。那些曾成功地赋予《邪说汇编》一种可接受的阐释的人们，如果能够在教皇面前一齐为此辩护，那些危害教会的主张便可以永远地被压制住。
在争取世俗权力的斗争过程中，曾经有人问过这样一个切中肯綮的问题：那些在斗争中头脑精明、境界高远的杰出斗士，怎么会让自己去证明他们的学说所谴责的一种统治体制的正当性呢？当时的解释是，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以后是会有回报的，在教皇最需要时帮助他，是在确立一项权利要求，这将使他们在境况好转的日子里变得不可抗拒，那时他们就会要求采取和解与改革的重大行动。在这些人看来，收获他们付出辛劳的成果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
这次公会议的初始动机并不是要无限制地提高罗马的地位。其提议是要使它处在一个适度的位置上；奥尔良主教是领头倡议者之一。枢机主教团被征询意见时，他们表示反对。教皇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不论会酿成什么样的尴尬局面，也不论这项事业多么艰难，这次大会显然将唤起一种能够为宗教带来无限好处的力量。它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权力的工具，虽然没有激发多少信仰，却唤醒了一种解决社会疾病和基督教世界分裂问题的朦胧希望。牢固传统的卫道士，推动宗教知识进步的领袖，都不打算参与这项工作。东西教会的裂痕因俄国和教皇之间愤怒的争吵而加大。由于罗马不认可新教徒的教会，所以给予他们的那封信顶多被认为是一项正式的挑战。从这些邀请及其答复中不见一丝和解的希望。但是这种信念——即大会的光明前途是所有派别的基督徒极大关注的对象——却传给了许多思想流派，普西博士、斯坦利院长、哈泽教授和M·基佐都怀有此种信念。
特兰托公会议给教会打上了一个不宽容时代的烙印，它的教令使严重的道德堕落风气盛行不衰。罗马的宗教法庭所体现的思想成为一种学说的特征，这种学说以模糊的修正来寻求灵活和便利，却固守着不变的原则。世界在三个世纪中发生了许多变化，教会原先用来反对宗教改革的信条，如今已经成了它的弱点和招致批评之处，原先阻止它堕落的东西，现在正阻止着它的进步。为了有效地打破那种传统和消除它的影响，至少需要一种与这种传统影响施加的权威相持平的权威。梵蒂冈公会议便是天主教曾拥有的第一个适当机会，使它可以对特兰托制度加以改革、修正和调整。这种想法是提议开会的诸多动机之一。显然，不可调和的两种思想体系将在会议上展开斗争；但是改革精神的范围和力量尚不可知。
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