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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湾的炮仗街是一条老街道，“瑞士号黄金皇宫”坐落在这条街上，没有高墙深院相隔，没有皇家卫队相护，“金屋藏娇”拉开窗帘就见陋巷，可街筒子从早到晚人来车往、喧嚣不断。尽管“黄宫”内所有的摆设、家具一水地都是按照西方真正的“皇宫”来铺陈，但是一门之外就是市井，那感觉很不搭调。9月23日开幕仪式，香港不知道有多少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或者说不知道有哪家媒体没有派出记者前来采访，但是记者们顶着烈日，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尽管顺脖子流汗，时不时地还要为占不住一个好的拍照角度而彼此产生摩擦，但隆重的采访阵容整整堵了半条街，那种环境、那种所在仿佛人们正在等待揭幕的不是一座“黄金屋”，给我的感觉，倒比较适合一个新开张的小饭铺儿或者一座刚落成的新街市（菜市场）。
大学“捧”在大佬的手里？
曾经我发现，在香港你会看到富人真富，穷人真穷。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这道题并不难解，难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决定了香港的什么。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全球最富华人，本港包揽三甲”的消息，荣登本次调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这次评选的组织者并不是例如美国《福布斯》之类的外国杂志，而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第一个涵盖了全球华商及华商企业“500强”的顶级排行榜。6月28日，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晓，香港上榜的富豪多达47位，资产占据7000多亿，是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诚稳居世界华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会的命运会不会，或者进一步说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里。2006年美林证券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上一年全球约有870万个“百万富翁”，其中香港占了8万。这里所说的“百万富翁”不是“港币”的身价，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币”来计算，全香港700万人口，人均资产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这些钱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少数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厦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自己的容光，也支撑着香港社会。此话说来很理论，怎么能让“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一层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经意让我看到了一个翘开来的小小的边角
香港，很多大学的很多教学设施一般都是靠从民间“化缘”而来，这种情况在香港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做个比较：回到内地，内地的大学教学楼，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学术性质而命名，什么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要么以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排列；但是在香港，无论你爬上“港大”（远在薄扶林山上），还是坐火车跑去“中大”（远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会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被左敦、红矗笥蚁嗉罚挥械胤缴煺故纸牛＞椭荒芸考缸┖斓拇舐ノ＃搅薖层（podium）平台，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成规模的空中校园。这几座被围成圈儿了的大楼，李嘉诚、何鸿燊、蒙民伟、包玉刚、邵逸夫、蔡继有、陈瑞槐、陈大河、陈鲍雪莹等等大佬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种感觉顽固不化：整个“理大”就像被几位“大佬”一双双手捧着，谁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这里至少从建筑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学的主办人在建造这所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掏过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钱人的社会，大学离了有钱人可能办不成，起码办不好，那么整个香港呢？离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儿不转？
本来，那天我在“理大”采访，具体要拍摄的活动是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香港年青人如何获益于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大陆市场”的影响下保存“香港文化”？》，然而来到“理大”，我的感觉首先被一种“场”所紧紧锁定，讲座的会场因为就在二楼平台，我的眼睛无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圈的“李嘉诚”，一圈的香港巨鳄。如此强大的诱惑，如此无言的感召香港的年轻人要想取得成功，榜样每天都在身边，和这个教化相比，任何形式与内容的引导都必然显得自惭形秽。尤其讲座采取的方式是“跨时代对谈”，主讲人一开始就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内地经济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惊人进展，然后谈到文化，随便提出了几个时髦的概念让学生们来回答，这些概念包括什么是“三个代表”，什么是“玉米”和“粉丝”，参加讲座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答得上来。我和摄像师站在会场后面不禁对视一笑，这一笑彼此都知道含义其实再简单不过了香港的大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点当然很明显，不过，即使他们想了解，目标也不在“三个代表”、“玉米”和“粉丝”。目前，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是就业，北上淘金。为什么？香港弹丸之地，以后再诞生“李嘉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香港的年轻后生如果想要把自己一个个都变成新的一批“大佬”巨鳄，走出香港，到外面去寻找更大的舞台，内地倒不失为有吸引力的大路一条。
香港才“富”了30年？
我到香港有了一段日子后，一天和一位朋友闲谈，谈到香港的有钱人，想起自己30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挺可爱也挺可怜的童年，就娓娓道来：1973年，当时内地还很穷，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了我十块钱，因为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看中了一件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好喜欢好喜欢，于是就死死地把十块钱攥在手里，其中，坐车花去了一毛（长安街上的大1路），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花去了九块八，买完了再坐车回来又是一毛，到了家，手里的十块钱刚好花完，刚好够用花样年华没有几个傍晚心里是如此的阳光灿烂，而那以后的整个夏天，我就这么一件好衣服，除了关键时刻都不舍得穿。
听完“故事”，我以为我的香港朋友肯定会睁大了双眼，不肯相信如今的我好赖也是一个挺富态的职业妇女，怎么过去还曾有过这般难堪的经历？一个人，整个夏天，只有一件喜爱的衣服？十块钱就让一个年轻女孩儿高兴得原谅了生活的拮据与苦涩？然而我的这位同龄之友听完了我的经历，半天都没言声，脸上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其实不瞒你说，我小的时候也和你一样，家里也很穷，记得已经是在上高小，父母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点点的闲钱，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当时我也是好喜欢好喜欢，平日都舍不得上脚，有天夜晚回家得走很长的路，怕把鞋磨坏了，干脆悄悄脱下，打着赤脚靠墙根儿走在路上……”
“是吗？”这下轮到我牛眼圆瞪了，“你小时候家里的生活也不富裕？香港六七十年代，不，在我的印象里，香港人不是早就比内地人有钱，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历来如此，不是……”
“当然不是，”朋友把话截了过去，“香港人30年前也很穷，家家户户，我说的可不光是普通老百姓。香港社会真正的富裕，其实也就只有30年，难道你不知道？李嘉诚、包玉刚，即使是这些大佬，发迹的时间也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以后？
香港也才富了30年？
30年前，或者干脆从头说起，英国人自1841年占领了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是一片大海，大海边，赤裸裸的只有二百多个小岛。直到1937年上海沦陷，许多有钱人赶着子女往香港跑，那时候上海人来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难，十个有九个都不愿意来，为什么？香港穷，穷得和当时的上海比要差上好大一截子！
2004年我到香港后，曾经从一位当地的学者手里借来了两本画册，至今都想“赖账”，都不想还，这两本画册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香港《民生苦乐》和《社会掠影》，收录了摄影师钟文略老先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捕捉和收藏的“香港的过去”的二百多张历史老照片。在一片纯粹的黑白世界里，我认识了很多大街小巷的“生意人”，这些人有“代笔”、“算命”、“补鞋”、“洗衣”、“剪纸”、“驳船”、“包伙食”、“人力车”、“散工苦力”等等，形形色色地整日守候在香港早年贫穷、落后的街头。这些照片让人不得不相信，几十年前香港也和旧中国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苦难始终是老百姓生活的主旋律。比如铜锣湾，如今在香港是多么有名气的商业区，它和中环、尖沙咀、旺角形成了四处主要的购物天地，无论何时那里都人满为患。然而说出来谁会相信，大闹市铜锣湾的“励德邨”，20世纪60年代初还到处都是一排排依山搭建的小木屋？谁能想到毗邻铜锣湾的“跑马地”，如今人们经常说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其中我们住的有名“成和道”，早年间还是一条从山上汩汩往下淌黄水的“黄泥涌”？
今天，“黄泥涌”依然是一条马路的名字，从“跑马地”南北穿过，一直通往港岛最繁华的处处所在。
“天光墟”诗意何在？
过去，香港贫穷苦难的老景象其实不只停留在照片上，只要谁想研究，今天谁都可以顺着历史湿漉漉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脚印找到些许物质的痕迹。
香港九龙深水埗，所有今天已经脱贫致富了的香港成衣大亨，我敢说没有一个不知道那里曾经有个集市，摇篮一样地孕育了一批服装企业，乐园一般地给了过去的香港平民一个买卖旧货、互通有无的生计场，这就是“天光墟”。
“天光墟”，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2005年3月，我从香港《明报周刊》第1895期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组报道，好几位摄影记者拍摄了“天光墟”今天的照片，写下了这个曾经于70年代在香港非常活跃的“黎明集市”的回忆文章：天不亮就开张，天一亮就关张……香港曾经苦难、曾经自强自立的象征……今天香港的“天光墟”依然存在，依然是一个低下层市民活跃生活的好地方……
3月28号，就是因为看了《明报周刊》，我知道香港如今还有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破烂市”，半夜4点钟，我把老公叫起，趁着“复活节”四天放假的最后一天，让他陪我去九龙探访。我们花了一百多块钱的出租车费，三转两弯很难找，最后终于在通州街，在一座新建的大桥底下发现了新易其址的“天光墟”。
此时，我眼前的“天光墟”当然和几十年前的光景大不一样。据说这个由平民自发形成的晨市，四十多年前最早出现在香港深水埗的一个旧工业区，当时住在那里的居民生活相当困难，不少家庭式的工厂就在早上摆卖自家缝制的成衣，慢慢地形成了墟市。
当年“有衫卖”，“好便宜”，“不买也来看看吧！”的叫卖比太阳升起来得还要早。之后，赶墟的人越传越多，墟上摆卖的摊档也五花八门，多达数百家。很多人都是先有摊档，后办工厂，赚的钱渐渐可以支撑起小本生意了，一台缝纫机变成了几台、几十台，一些小工厂变成了大工厂、大公司，小老板日后也就成了一个个大老板、成衣大亨。
香港“天光墟”最兴旺的日子是普通创业者的天堂，对于这一点，香港人没齿不忘。
尤其到了七八十年代，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牛仔裤”成为人们粉碎旧穿戴、告别旧时代的第一象征，成批成批地都有人要，生意持续兴隆。因此，尽管“天光墟”始终是黎明开市，天光一亮，墟市就得让位给汽车、行人，但是半夜的买卖也是买卖，不少内地人认识了“小老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香港“买布办货”，渐渐地流水交易成了一条龙，最后连中环的“花布街”都被抢去了很多生意，“逼得店主也要迁来深水埗开铺哩”！
那天在“天光墟”，在月光依稀就要隐去了的微光下，我看到了老老少少以及一些青壮男女还在卖东西，那些东西不外乎鞋袜、衣裤、锅碗瓢勺、小型电器、古董摆设、杂志、书籍、光盘、电池、首饰、配饰、洗头膏、洗衣粉等等五花八门，有新有旧，不一而足。我试图和卖家交谈，但是语言毕竟欠老练，谈得不深，只记得其中一位中年妇女看我蹲到了她的摊儿前要买两根粗发卡，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