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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36〕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可当他发现汪精卫试图走得太远时，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1939年3月21日，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汪精卫极为震惊，何去何从一时难以抉择。高劝汪前往欧洲或菲律宾，从此不问政事，甚至愿陪他返回重庆，惟不可与日本人再谈下去了，“纵然私人积怨甚多，也不可出此下策”。更说，日本在中国已有两个傀儡组织，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鸿志〔37〕，又何必再插一脚？汪此时已无路可走，不听劝说。高回忆道，此时在河内跌了一跤、腿上绑着绷带的汪，“显得非常忧郁。汪说他想去东京去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态度’。我说，我们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么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处的两星期中，汪曾经多次问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吗？’每一次我都回答：‘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未隔多久，高即发现，自己与汪派组织其他人在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这种分歧，以高的性情恰恰是无法忍受的。正如后来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汪精卫到上海前，其阵营内已分为两派。高宗武、陶希圣等认为汪精卫如果要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谓‘高宗武路线’。周佛海领导的另外一派认为当时汪精卫的分裂运动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权，此即所谓‘周佛海路线’。”〔38〕应当承认，“高宗武路线”不仅符合他本人的政治逻辑，同时也是一个底线，即不在敌占区建立所谓“新政府”。无论怎么说，这样做，最多是对国民政府的一个背叛；而反之，则就是投敌。而且国民党内部另立政府之事并非绝无仅有。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以来，及至北伐成功这一期间，就有过好几次分裂。以1928年为例，南京政府的成立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为契机的，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在当时至少有不合常规之处：“其一，它是在中国的正统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作为国民政府武汉政府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成立的。其二，是在驱逐国内军事敌对势力尚未成功即国民革命途中成立的”〔39〕。南京政府当时也强调与武汉政府的连续性，以获取国民党内部更多的支持作为其正统性的最大依据，但武汉政府当然不容分裂，遂下令免去了蒋介石的各种职务……这不过是十多年前才发生过的事情，或许时空与背景有所不同，但汪精卫不至健忘，高宗武心中也未必一点数没有。然则，“周佛海路线”在这个组织中渐成主流，高宗武却处于边缘化，对汪精卫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他心绪低落，写过一首类似日本俳句的小诗，可见其困惑与徘徊：
北方，
南方，
高山，
海洋。
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
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
于是，日本人开始对高宗武有所怀疑。
1939年5月5日，汪精卫乘坐日本“北光丸”号到达上海时，其行踪被日本《朝日记闻》驻沪记者发现。汪决定暂留在船上，以避开媒体的视线，等天黑再说。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则上岸，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是晚，汪通知不再上岸。高这时对周佛海、梅思平表示，说想住到兄长那里去。日方影佐祯昭不同意，以命令的口吻对高说：“今晚就住在这里！”高执意要回，两人发生口角。还是周佛海出来打圆场，说：“宗武，你还是回去吧。”临出门前，高还忿然高声说道：“影佐有什么权力？我为和平运动拼着性命，绝不能听从日本人的命令！”〔40〕从这一年６月起，日本人也开始了对高的监视。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在整个谈判中，“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的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实感到怀疑”〔41〕。到了夏天，汪又由上海飞东京，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同去。影佐祯昭私下对汪精卫说：日方很有人怀疑高宗武，说他有点靠不住，建议以养病为由，将高扣在日本，暂不回上海，以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汪反问：有何根据？影佐祯昭说：虽不能十分肯定，但确也许多可疑之处，高可能被重庆利用。汪精卫坚决反对，说扣留不太好……〔42〕后来发生的事情即可证实，日本人对高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半年之后，即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了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初期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四
高宗武走了，走得不近情理，闻者惊诧且有疑。
而高本人的态度却是真实可信的。他对日本人说过：“如果汪的和平运动真的能拯救中国，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反对它。但是现在我完全了解这个运动救不了中国。因此我绝对反对它。”1939年12月，高与汪等人有过一次谈话。当着陈公博、陶希圣的面，他对汪说：“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从感情上来讲，这是高不得已的一个选择。“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耽心我搞不到船票。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找负责撤退的张群，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他有多么沉重的打击……”汪精卫尽管不悦，却未动声色（可参见其日记）。对他抵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两汉奸续谋成立伪中央政权的分裂之事，周佛海恨之切切，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1939年底，陈公博秘密进沪，劝汪悬崖勒马，停做开府之事，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但汪精卫已骑虎难下，陈劝说无效，乃回香港，继续侍候老母。陈公博为性情中人，后见高、陶二人出走，“恐汪之陷于孤立”，颇感惶虑，才又重返上海，从此跌入龌龊政治的泥淖之中。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由伪政府之立法院长接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实权却在副院长周佛海之下。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周佛海摇身一变又为蒋介石的人，被重庆方面委任为国民政府上海、南京地区特别行动队总司令。原来周在前一年即向重庆政府反正，后在受审时自嘲，称这是“身在匈奴心在汉”。1946年4月，陈公博以叛国罪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高宗武在美国知道后，扼腕陈是替人受过，想要提供证据，并拟往苏州法庭为其辩护。此事被蒋介石拦了下来〔43〕。而与陈公博愿作“伴食”相比，最后连日本人也看不起的周佛海，“他正如一个钻在内部、恩将仇报的人那样，看到事情失败就为了续命而狂奔，结果还是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而死于非命”〔44〕。像周佛海这样的人，何尝又不是一个遭世人唾弃的无脊椎动物？
那么，高宗武为何要出走呢？一般认为，他主要是不满日本人的强硬态度，同时也对汪本人很失望。陶希圣到达香港后，给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云云。这本可作为解释高、陶二人出走的真实原因，但1963年，原汪伪政府中周佛海的一个盟友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则另有说法：“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介石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的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45〕1969年12月，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对高宗武有过一次访问，试图从这位“和平运动”亲历者口中了解其全部真相，未能如愿以偿，以致于这样说：“在高宗武发表回忆录以前，或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46〕深得晚年胡适信任的史学家唐德刚，当年在美国也访问过高，两人“暗室私谈竟夕”，然至关键处，无论怎样旁敲侧击，高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唐心有不甘，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约谈一次。高表示欢迎，却又明言在先：不谈敏感旧事。尽管高长期以来始终守口如瓶，但有一点至少不会错：“高陶事件”后，陶希圣奉命留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材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既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港岛，辗转到了陪都重庆。陈布雷奉蒋之意对其做出妥善安排，使得陶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任少将组长。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到了美国。他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生。其间，蒋让陈布雷致电胡大使，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年6月14日），并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筱（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47〕更有另一说法则是，蒋给高写过一封亲笔信，交杜月笙带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称其为“浙中健儿”，与上述电文“可慰高君爱国之心”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可得以证实：“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的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当时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隐微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看透。当代史学家章开沅就认为：“抗战甫兴而试探言和乃是一场政治赌博，究竟有几分出于考虑国家命运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难作简单的诛心之论。”〔48〕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确实应当听听高宗武本人是怎样说的。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说得太少，谁也不知他有过一本回忆录。正如唐德刚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宁愿一辈子就这样——让后世一些未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而高晚年与周谷这样的朋友聊过当年旧事，也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花边旧闻”，并未涉及真正内幕。唐德刚与美国学者（后又有哈佛费正清一弟子访问高，亦不得要领）亦均无功而返，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什么了。高于1994年9月在美国离世，这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无论如何，即便当年负有“秘密使命”，亦不至于奄奄气尽之时仍三缄其口。不久前，一本尘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在美国完成的一本回忆录，题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二百五十四页，有十四个章节。从时间上看，此距历史上的“高陶事件”不出几年时间，较之陶希圣在二十多年后的回忆〔49〕，可能更加清晰与完整。此事过程大约是这样的：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子）打电话给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称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台湾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国民党档案、妇联会档案、宋子文档案、两蒋日记落户斯坦福大学的关键人物，在李登辉时代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在查阅当年美国外交官罗伦斯·萨斯伯里（Salisbury，LaurenceE
1891～1976）档案时，意外�